古城涅�:水下古城

　　世界遗产之中国平遥篇 　　随着晋商的衰落，留给平遥古城的是繁荣过后的冷落与窘迫。不过，正是贫穷，反倒意外地保留下这座曾经摇撼过地球的古城。 　　银山顶上的古城――平遥
　　
　　
　　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认为：在17世纪中叶以前，世界的中心在东方而不在西方。当众多文明古国的文脉被战争中断、文明随着湮灭之后，独有中国的传统文明在一以贯之地延续着，并且创造了无比辉煌与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然而，经过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的武装，当深受东方神秘感诱惑的西方人前来践踏我们的文明、掠夺我们的财富时，他们不知道，中国最富裕的人群并不在紫禁城墙下的北京，也不在被称作“六朝金粉”的南京，而是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由太行山和吕梁山围拱的小盆地中――山西。不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不知道这一点，就连学者余秋雨都为对此无知而“抱愧山西”，遑论外人。
　　 这一群人是中国近代商业、外贸、金融业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这个被称为“晋商”的银团，究竟堆起了多高的“银山”？现在已无法做精确的统计，但是我确切地知道，他们竟然是中国末代王朝最后几任皇帝和皇后的债主，是国库的后援。
　　这群人住在汾河小盆地祁、太、平金三角的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中，它就是银山顶上的古城――平遥。
　　
　　洪武“土围子”里的“第一桶金”
　　凉爽的西风吹着平遥城头上的旗哗哗作响，我望着头上更深更远的蓝天，望着那朵悠然东渡的云，望着城外熙熙攘攘的街和市，望着三三两两扶着垛口绕城而去的人。我的心很有些摇曳，似乎能想象得出，冷兵器时代那种全民筑城御边的威烈和悲壮。
　　我脚下这高厚的墙体居然已横卧了六百余年。大明初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为了防止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卷土重来，命大将徐达大兴边备。今天的人们或许只关注到了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边墙，想象姜女哭城的凄惨场面，体悟白发征夫饮马长城的烈士情怀。其实在长城之内，同时进行着另一项更为浩大的工程，那就是黄河以北所有的州府县都在夯土筑城。这也是徐达将军设计的世界上空前绝后的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人如蝼蚁，平遥古城，肇始于斯。如果说八达岭长城是前一种代表，那么平遥古城则是后一种典范。
　　
　　当长城百万敌楼已可烽燧相照之时，当黄河以北无数关城坞堡得以鼓角相闻之际，大明的皇帝和将军们可能得到了少许心安。可是他们很快就感受到这种“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雄宏场面需要源源不断的给养，特别是粮食。无奈之下，一项开放的兴边富民之策竟然在封闭的边墙下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明初著名的“开中法”。“开中法”通过开放边关以官盐专营权换取粮食的办法，来刺激粮食的就近生产和远途贩运。这是何等聪慧的安边之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庞大的军需。
　　一次巨大的社会兴替，其间必然隐伏着巨大的兴盛之机，能够洞悉和把握这种天机的人，就能堆砌银山。山西商人就是这样一批人。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地域逼仄而人口稠密，加之高原苦旱，唐宋以降养人便不靠农而靠商，所谓“户有三丁其二为商”。北边的“开中”之法让他们如鱼得水，他们不搞屯垦，专营贩运，始做盐粮，次营茶马，直至关外口里军民日用百货皆供。一时间祁、太、平等地连村比户多是富商大贾。
　　 大明朝建国百年之后，边饷筹集体制逐渐由直接纳粮支盐变成纳银支盐，引发官军边吏以盐引投机，牟取暴利。此端一开，争相效尤，一时蔓延成风，到成化年间赴边“开中”之法渐次废而不用。然而就在这百年间，晋商已掘满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其原始积累。一个以平遥古城为中心的东亚商贸网络已初步形成：向西北，由大同出杀虎口，达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兰州、西宁，与古丝绸之路相接；向北，走定襄出张家口，达怡克图（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直至俄国库伦；向东北，由井陉出娘子关，达北京，再延向北出古北口，经辽阳直达满洲里；向南，过黄河，达汉口，再入两广和福建，与海路相连。平遥古城地处黄土高原，有风而无水，而押送白银的镖车，却从四面八方滚滚流入城中。
　　就这样，依靠“开中法”，晋商在平遥堆起了银山。
　　
　　“银高一尺，城高一丈”
　　我认为登临古城需要有一种吊殇的情怀，因为一座积百上千年的城池，必经战阵无数，换言之，这城是由血肉之躯堆起来的，非用这个“殇”字不可。但是登上平遥古城让人无限感慨的并非何时明月何时关、苍苔喋血人可还，而是尚武与崇文交织在一起的传统文脉的扬播。
　　这是一座典型的龟城。中国古时筑城尝依紫微垣四象而建。即：龙、虎、凤（朱雀）、龟（玄武）。一般南北有外郭者称龙城，东西有外郭者称凤城，城垣狭长者为虎城，四方而无郭者是龟城。平遥古城周长十二里，四墙均等，东北西三面走直，南城沿中都河（现称柳根河）斗折如龟项，自然是附会了龟城之象。平遥城地势因东南升于绵山，西北垂于汾水，固城池依势而建，龟脊按子午偏东略呈东南、西北走势。绵山之谷合流为中都一河沿城南蜿蜒入汾河。若逢夏洪可临城分水绕东西护城河于城西北汇入民渠。整个城防是一幅洪战两防、南水北风、神龟搏浪朝阳的吉祥图。
　　 古城有六门，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分称：南门（迎薰）、上东门（太和）、下东门（亲翰）、上西门（永定）、下西门（凤仪）、北门（拱极）。迎薰门为龟首，原门之左右各有水井一眼，象征神龟双目。日军入寇时，屠杀平民，填尸而掩，后上建民房，已难考复，此为古城一憾。东西上下四门，为龟足，其中三门瓮城外门均朝南，有奋举爬升之势。惟下东门内外门一向朝东，传说有系足防逃之意，此为古城一怪。拱极门为龟尾，以外壕敷入退水民渠。
　　 玄武之城，攻防之设，本是尚武之道。但是平遥古城随着明清两朝的多次修增，渐次演进了浓重的崇文思想。现存的墙体共有3000垛口72敌楼，象征孔子门下的弟子和贤人。请至圣先师一门登城御敌这可是天下一绝。今日我们拾级登临，沿内墙可见先明层层夯土，在雄浑间透着苍凉，若信步外壕，仰观后清之青砖壁垒，又觉威武中挂着儒雅。我不清楚在这种变化中隐伏着何种人文思潮的变迁，或许和有清以来康乾圣帝们鄙夷明廷筑边御敌有关，但无论如何，平遥古城建筑这种崇文尚武思想的交织都是难能而弥足珍贵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我与平遥民俗学者们谈及这座龟城建设史时，他们常讲的一句话。意思是城建的导因是战防的需要。这或许是事实。比如明代中叶和清代中叶两次大修都是如此。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古城增建瓮城，增建敌台（旧台40座新增54座），敌台以砖石包砌，女儿墙上建垛口，是由于隆庆元年蒙古兵南侵，陷石州城（今离石），虏驱平遥城下，“城几不保”所至。清咸丰元年至六年（公元1851～1856年），再次大修古城，完成今日所见的三千垛、垛口七十二敌楼，导因是太平军袭破永州，各地民变风起云涌。
　　但是平遥古城能建能修能增能改，臻于雄奇，确有一个他地难比之由，那就是平遥城内住着一群肥得流油的富商。明隆庆二年修城时，知县岳维华既不动库银，又不向百姓摊派，仅靠富商大户自动捐资，便了了大事。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知县刘叙议兴城垣大修之役时，所依靠的更是正走上巅峰、富极一时的平遥票号银团。此役捐银大户多达200多家，难怪能把孔老夫子一门都请上城头。
　　以此而论，古城更该是“银高一尺，城高一丈”。
　　
　　“白银王国”里独特的翰墨文章
　　
　　 无论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还是“银高一尺，城高一丈”，所言不过一城之事。然而与这“一城”拱捧文明的是那满城保存完好的明清市井民居。
　　这是一个按照龟甲“干”字形纹络设计的奇特布局。在这个布局中，有青石铺砌的宽街窄巷七十余条，宽街中店铺林立，窄巷中深宅连楹。这里曾经可是市井繁华、商贾云集、肆列珠玑、户盈绮罗、豪奢竞胜的去处呀！
　　 下西门内大街一座漆黑的大门内有一处深深的大院，门额上漆黑的大匾上有三个金色的大字“日升昌”。这就是因清朝中叶社稷动荡、贼盗蜂起，商号镖银押运风险过大、成本过高，应运而生的可在异地实行汇兑的第一家票号。踏上它的台级，仿佛有恍如隔世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吹自19世纪上半叶中国银山顶上的风。我想日升昌的东家李大金和掌柜雷履泰在创办票号之初，绝不会想到他们的英明作为会彻底改写晋商的历史，移动了群山，最终缔造了一个“白银王国”。从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票号创立起到咸丰初年平遥最后一次修城，仅仅28年时间，山西商人开办的票号就遍及全国（当时全国票号51家，其中“西号”43家）。到光绪年间势达极盛，仅平遥城内票号就有22家之多，在全国设分号500余处。经营范围从商号、私蓄汇兑到存款、放款，以至筹措官银、军饷，无所不包，业务网络远及俄日蒙朝和南洋各国，半个多世纪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几乎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
　　走出“日升昌”，登上古城中心那座始建年代不详、1814年由220家富商捐资重建的“市楼”，俯看那青堂瓦舍融开的宽街窄巷，我莫名其妙地觉着自己是站在“白银王国”的塔尖之上。我问自己：“如果有人说，这街巷是古圣贤卜卦时，在龟甲上炙出的裂痕，它非常之吉祥灵验，你信吗？”
　　在“干”字形布局的四大块里坊区内，“白银王国”建造了既不僭越中国礼制而又规模宏大的“公共品”。从市楼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龟脊两侧，前坊左有文庙右有武庙，后坊左有城隍，右有县衙。我忽然觉悟，正是这些堂而皇之的设施，从政权、教化、宗法、道德诸多方面维持着“白银王国”中的秩序。
　　
　　 平遥县衙于清末龙崩凤殂后已渐坍毁，仅留中轴线上最后一排建筑，即守印大仙楼。近年又依地方史籍中的图样复原。考其迹，此衙始建于元，明洪武初重建，与城垣筑础恰在同时，明清两代时有增葺。从已复原的中轴线五大建筑（衙门、大堂、二堂、内宅、大仙楼）看，平遥县衙在大堂面阔上虽不违制，但其四进院落、耸脊高堂，以及左路赞侯萧何祠、右路三班执役房，则显得极为宏大气派。特别是衙前申明亭（调解民事纠纷之处）和彰瘅亭（进行德化教育之处）的设置，大堂前吏、礼、户、工、刑、兵六部房的分列，二堂前钱粮、刑事两房师爷的建制，都可说明古城中的这个地方政权的仪度、威势和效率。平遥县志多言其县屡出干吏而少有庸官，我想这与平遥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的外向度有直接关系。一个“汇通天下”“装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必须良吏，通天的仕绅们也绝不会买庸官的账。
　　 晋商自来就有儒商之誉。儒的入世精神和礼义智信思想被晋商奉为商道。平遥崇儒当属情理之中。这种文化倾向不仅在城垣上的三千垛口七十二敌楼得以体现，而且也从城内文庙、魁星楼、文昌阁、云路门等俱全的儒学设施获得印证。平遥的文庙，若论一县之宇，当推最大，不光占地敞阔，而且棂星门、大成殿、泮池、明伦堂、敬一亭等规制齐全，建筑布局庄严整饬。特别是大成殿，原为金大定时太子佛寺的大殿，明嘉靖时改为儒生祭圣之所，巍峨古朴，为孔老夫子增辉多多。这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座宋金建改释为儒的殿宇，对于中国商人思想史研究价值极高。大成殿后曾有一道门，这是佛寺过殿规制之迹无疑。改祀后堵上这道门，为了不留痕迹，清代儒生们在墙上书写了一个巨大的“魁”字，并且留下头上一点未写，以待后来夺魁中状元者补上。让人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或缺。纵观明清两代，平遥人莫说是中状元，连个进士都未出。这倒不是说平遥人天赋不高，也不是平遥人治学不勤，而是因为晋商崇儒而图仕。他们的治学思想是“学而优则商”，而非“学而优则仕”。平遥城中饱学之士没当上票号掌柜而“不幸中举”，绝非戏说。
　　 中国道教后期浓重的实用主义以及其民间世俗神�崇拜充分融合的宗教色彩，似乎也颇受白银王国主人们的青睐。在古城中，不仅有一座初建于唐、北宋英宗赐名、明清增修完善、规模宏大、主祀吕洞宾的清虚观，而且道教的标志还被请上了明代以来城市宗法级别最高的城隍庙的屋脊。城隍原是民间的世俗神�，自被道教收编之后，地位扶摇直上。明初国家专门颁诰：封京师大邑城隍为王，府城隍为公，州城隍为侯，县城隍为伯。伯受四品，整整高出县太爷三个级别，他的庙当然应建在县衙的左边。平遥城隍庙始建年代不详，但从古城布局左城隍右衙署的情形看，洪武初已存于世则确定无疑。站在市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全城所有建筑中，城隍寝宫顶脊高达1.7米的琉璃葫芦（道教的标志）、琉璃蟠龙吻、孔雀蓝琉璃瓦是那样的辉煌夺目。庙中祀三神：中路城隍，主讲“地狱审判，世世因果”；东路，因火而祀灶神，主讲“上天言好，四宫降吉”；西路，因水而祀财神，主讲“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我明白了平遥财主们的意思，他们的教化之旨是：多做好事，和气生财。
　　 我偏执地认为白银王国的主人们不大喜欢佛教。在孔门弟子守护的城垣中，未见释伽牟尼的圣迹。建于金大定三年的太子寺也早被改作孔庙了。深究其状，明清两代在道教世俗化和民间世俗宗教泛滥的冲击下佛教显得式微，清龙入关后黄教受宠，汉传青教振兴乏力，或许都是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是以灵活和进取世代相袭的财东们，骨子里不喜欢佛教的刻板和虚空。不过不喜欢归不喜欢，他们并不排斥它，甚至有时立下整合之功。这一点可在城外的双林寺见识得真真切切，双林寺始建于北魏，隆盛于明，可称古代泥塑精品博物馆。寺中有可与太原晋祠圣母殿侍女相媲美的宋塑；有可与大同善化寺二十诸天相比肩的金塑，均是国宝，且勿多论。特别是两组表现佛教晚期观世音崇拜意识的明塑，足让你感受平遥人的深刻与厉害。东配殿千手圣观音有五百个化身，西配殿自在观音也有五百个化身。巧夺天工的艺术手法表现出的美丽而庄严、宁静而随和的菩萨的纤纤玉手在抚摸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千世界中她的化身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善和慈的光芒闪射到漫然无际。在这里佛教的刻板和虚空被彻底解构，代之以白银王国灵活务实的主体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