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_万能主持词开场白台词

　　当代关于人的科学正在悄悄发生突破性进展，这种进展可能出现在学科交叉地带，尤其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交叉地带，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文科知识和以神经科学（脑科学）为首的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地带。人文社会科学自近代以来就有倾听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好学“习惯”，有时，倾听和学习甚至会带来整个认识纲领意义上的深刻革命，引发是否应当“第二次起航”的大讨论。近代牛顿力学成功后，在人文学中唤起了一波波建立“人的力学”或“人的几何学”的激情；19世纪以来实验心理学、量子力学和控制论的发展也曾在人文学科中一再引发新的方法论借鉴热潮。然而应当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这次最新的“自然主义大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这次科学的领头雁是神经科学（其主要伙伴是人工智能学）。人文学在过去遇到自然主义冲击时往往躲向“心灵”，而这次脑科学家正是直指心灵的本质，借助突破性的、日新月异的各种神经—脑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预期，新的科学知识革命对人的自我理解所带来的影响将不仅是少许表层扰动，而是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革命。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文科学者在热切学习和接受新的方法论，如心智学中的主流派（丘奇兰德、克里克等）；而且，善于学习者甚至在逐步形成崭新的“学科”（不仅拥有自觉的典范解题方法与文献积累，而且拥有专业杂志、专业学会、年会等等外在形式），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法学”、“神经伦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管理学”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瓦雷拉等人倡导的“神经现象学”，它代表了积极结合传统文科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佛教内观方法）和新自然主义方法论而形成的一个很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纲领。
　　由神经科学发展领头的自然科学新进展对人文学科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是全面铺开上述的“神经××学”，还是会激起像维科、斯诺、狄尔泰、柏林等人曾强调的科学与人文学的激烈冲突？这是所有人都应当关注的问题。毕竟，这关系到人类自身。所谓“文化强国”或“文化大国”，不可能对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漠然无视。更何况这不仅涉及理论家的论辩，而且具有很强的技术应用前景。通过日益完善的“读心术”、脑区实时扫描、精神疾病遗传基础等新技术，神经科学的发展难道不会很快彻底改变人类的本体论境遇（human condition）吗？
　　对此“大问题”，国外学界关心较早，不仅有专门探讨的论文，而且有面向大众的“启蒙”。其中一个典例是荷兰皇家脑科学所前所长、浙江大学曹光彪讲席教授狄克?斯瓦伯（D.F.Swaab）所写的《我即我脑》一书。该书立足于神经科学实验的最新发展，系统全面地对意识的本质、自由意志、宗教的本质、司法的有效性、生命的价值等提出了大量挑战性看法。斯瓦伯教授在西方和中国的演讲也引起了人文学者的热烈争论，甚至进入2012年全荷兰高中毕业考试（“高考”）的考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医学院和理学院相关学者认为，不妨以此为契机，展开深入推动跨学科研究进程的讨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期文章直面所谓心智学乃至人学的“难问题”——心智的本质、人的本质、心身关系、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机械论与目的论等。斯瓦伯教授及其脑科学的同行们在主题文章中的观点旗帜鲜明： 心智是脑神经系统的产物，其性质与荷尔蒙是大脑的产物没有两样，所以是客观的。意识或者主体性的概念没有任何独立地位；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觉参见包爱民、罗建红、［荷兰］狄克?斯瓦伯《从脑科学的新发展看人文学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517页。。他的观点在人文学者的回应中不乏质疑的声音。哲学学者李恒威认为，“我即我脑”的命题涉及心—身关系这个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不澄清与之相关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就难以完全理解描述“人之现象”的种种概念，如物质、心智、意识、自由、价值等。为此，作者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认为人类描述意识的两个范畴是视角变换的结果，它们之间是一种相应性的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没有因果作用参见李恒威《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828页。。历史学者孙仲、张文喜则认为：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并不能证明心智被大脑完全决定；在关于人类行动和历史的有意义的描述中，“脑主体”（cerebral subject）没有意义，必须以人为本位；自由是人类历史中的真实存在参见孙仲、张文喜《“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936页。。
　　可以看到，本期所发表的文章代表了相当不同甚至极度对立的观点，但我们欢迎争议，欢迎交锋，因为真理在讨论中才会日益显明。我们欢迎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