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空间：民族话语的伺机表达]中国第57个民族叫什么

　　《文艺月刊》创办于1930年8月的南京，作为1927年定都南京的国民党新生政权，“在许多方面是新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一个产物”。同年3月2日，“左联”于上海成立，左翼文学“红色三十年代”的开始，提出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该刊历时十年，经历了民族文艺运动的整个历程，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力图在规避意识形态的同时，保持文学独立性，又企图在民族话语伺机表达方面，《文艺月刊》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文将《文艺月刊》(1930－1937)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卷到第七卷第六期(1930年8月－1935年6月1日)；第二阶段：第八卷第一期(1936年1月2日)到第九卷第六期(1936年12月)；第三阶段：第十卷第一期(1937年1月1日)到第十一卷第三期(1937年9月)。本文将考察三个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以及编辑主体的身份，分析“民族”话语如何伺机渗延、弥散和表达，以及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另一条坦坦的大道”
　　在《文艺月刊》的第一阶段，实际负责人是王平陵，文学史通常描述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他在创办《文艺月刊》之前，曾担任《中央日报》两个副刊《青白》《大道》的主编，其间他呼吁当局迅速制定文艺政策。在王平陵担任主编的第一阶段，创刊号上发表了王平陵对时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寿康的访谈《会见谢寿康先生的一点钟》，王平陵借谢寿康之语为文学的民族性争取支援，对左翼文学的阶级论和文学的工具论作出回应：“文艺是无阶级的，无国界的，不是代表某一时代的某一阶级的留声机。”作为官方文人和该刊负责人，王平陵试图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寻找—个合适的平衡点，在文艺活动和民族国家建构之间探索一条广泛的路径。同‘三民主义’这个大而无当的口号相比，“民族主义”显然具有更为广泛的动员力量，以它来对抗普罗文学显然是—个明智的选择，而在具体表达时则不免表现“含混性”的特征。王平陵这一思路与对文学观的含混性表达，以及对《文艺月刊》的介入与他个人的知识结构与背景息息相关。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宣传会议，确定了三民主义“为本党之文艺政策”。1929年成为王平陵生命中的转折点，该年他离开了上海暨南大学，从教育界转至南京政界，供职宣传部，并因《中央日报》社长之邀主编《青白》《大道》两个副刊。王平陵主办《文艺月刊》必然有当时国民党建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作为“官方”文人有多种类型，“一种是有意识地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努力于一种与‘在野’的文艺不同面貌的文化，并在此过程中，相对保留对艺术本体性的思考；一种是没有多少主体意识与反省精神，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二者常常难以截然分开，王平陵身上则更多地具有前者的探索气质，这使他的民族主义与上海的“民族主义文艺”的一班成员在文化气质上有所不同。在《文艺月刊》第一阶段的其它几个编委中，缪崇群的艺术观倾向于唯美主义，以散文创作得名；钟天心写诗，但政治活动多于文艺；左恭则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第一阶段的《文艺月刊》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话语基本是在该刊力图于文学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平衡中退隐于后场得以表达的。
　　纵观整个《文艺月刊》，它十分重视翻译，在翻泽作品中大致有两个部分占有相当的比例，一方面是对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法国象征派、现代派，一方面是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该刊强调“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在这里是充分的证明了它的确实性”，“文学是表现人生，改造人生，创造人生的；我们对于在厄运中挣扎的弱小民族的文学，真是值得无限同情与珍视的”。在对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的重视上，《文艺月刊》至少强调了三点：一是刊载弱小民族文学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就具有文学本体的价值；二是此类作品事关民族解放，更易得到追求民族解放的读者的共鸣；三是在表现人生方面呈现了人类的普泛性。《文艺月刊》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刊载，间接地表达了民族主义话语的诉求，可看出优先文学自律性的特质。
　　在一至七卷中，我们还看到这份刊物几乎囊括了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家、翻译家，它组成了一个相当豪华的作者群，如沈从文、老舍、巴金、戴望舒、臧克家、卞之琳、陈梦家、靳以、何其芳、李金发、鲁彦、洪深、施蛰存、李长之、袁牧之、林徽音、袁昌英、凌淑华、梁实秋，储安平、曹葆华、汪锡鹏、李金发、欧阳予倩、黎锦明、聂绀弩、林徽音、傅雷、方玮德、陈瘦竹、洪为法、金满成、缪崇群、拾鼓、万籁天、金满成、谢寿康、钟宪民、萧石君、张道藩、李万居、范存忠、商承祖等。我们在该刊上看到巴金中篇小说《雨》的连载，沈从文《废邮存底》《窄而霉斋闲话》等。这其中应该有编辑者的真诚之所在，从而使艺术的、文学的因素更有吸引力。这与王平陵的自我追求有必然的关系，王平陵在谈到《文艺月刊》与《文艺周刊》的编辑方针时，提出“中国文艺社”的刊物“企图替中国无量数有希望的作家，以及因为不是臭味相投致被排挤的作家，另开一条坦坦的大道”。
　　颇为吊诡的是，处在意识形态中心的《文艺月刊》遵循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功能对“民族革命”进行表述，与当时的左翼文学—样，均注重文学的宣传功能而摈斥文学的个人主义，但就《文艺月刊》这一具体的刊物而言，并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因此在一到七卷的《文艺月刊》上，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占到主导地位。因此，该刊物的编辑方针与文学理念仍然给各种声音的弥散、并存留下了一定的缝隙和空间，既表征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功能的薄弱，也表征了编辑群体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平衡的努力。《文艺月刊》给我们呈现了各种声音，尽管有些声音是十分薄弱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创造社洪为法对“阶级论”、“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学理分析。在《文艺月刊》的发刊词中，可以看出编辑力图避开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话语，反复强调文学的普遍、永久的“人性”，以及与普罗文学的阶级话语相抗衡，毕竟坚守了“艺术至上”的理想。但我们也看到《文艺月刊》对文学的含混表达努力与阶级叙事的强势话语无法抗衡，使自身处于不利的地位，它无法左右“转向”的知识分子把握时代、使左翼革命叙事汇为洪流的热情与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