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张治中] 军统对日战揭秘txt

　　父亲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对苏联的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　　“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
　　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他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蒋介石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任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介石又要兼任四川省主席。父亲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你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
　　蒋介石说：“因为没有人。”父亲与陈布雷都认为不可，向其条陈利弊无效，蒋还是自兼四川省主席。蒋介石每次击成都，他和陈布雷都要随同，实在名不正，言不顺，以至闹到他和陈布雷要“同盟罢工”的地步。去了成都两次之后，蒋介石也意识到大家对他主川的态度了，就辞掉了。
　　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在签呈上写下“自兼”。父亲见了不客气地签上一条：“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蒋无言以驳，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蒋介石性格急躁。一次外出，蒋介石见4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其中一个是穿便服的。蒋介石命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办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父亲在蒋介石的批示后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父亲同时电告军法执行总监说：这不过是委员长一时动了气，非了得的事，“关几天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过了两天，蒋伯母请父亲去，问他：“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吗?”这些事情都是父亲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期间办的。侍从室有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不少人说第一处的工作为重中之重。
　　我和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很熟悉，我们父亲的名字很接近，经常被人弄错了。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抚恤的唁电就是父亲拟写的。前方电话打到侍从室，说：张自忠阵亡!父亲为了争取时间，稳定军心，替蒋介石拟了电稿，蒋介石只改了一两个字就签发出去了。
　　四次给蒋介石写万言书
　　父亲“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他至少四次上书蒋介石，为国共合作问题不惜大胆在蒋介石面前直言利弊。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父亲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他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他“二到延安”之后的1945年11月，重庆正在准备展开军事会议，为发动内战做准备。父亲在新疆再写万言书，通过郭寄峤带给蒋介石。父亲在信中力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此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1947年2月，父亲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政府威信之低落，其错误的根源是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请蒋介石务必改弦更张。但父亲那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张群当上了行政院长，竟无视父亲对他“力谋恢复和平”的劝告，下了“戡乱”的命令。最严重的是南京政府勒令中国共产党驻京办事处撤回延安。同年3月7日，董必武先生率办事处人员飞离南京，父亲和邵力子先生到机场送别，心情非常沉重。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父亲在西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父亲认为当前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
　　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父亲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蒋介石对此并无下文。
　　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这封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此前，父亲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父亲后来回忆起自己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与郭沫若的疏远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政治部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这个委员会内包括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莲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委员。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