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议论文800字_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当代中国哲学观的超越

　　[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一般的政治口号,不是风靡一时的流行语,它具有高度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境,具有总结和鸟瞰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高度,具有引领和映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践高度,具有继承和超越人类认识智慧的哲学高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最具现代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代中国;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108-04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一被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宣言书”的讲话,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当时的石破天惊,是吹响一个时代的号角,而且在现在看来,是开拓了一种时代精神,创造了一种思想方法,它的影响不仅在中国社会的客观层面,更主要的则是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这个讲话最深邃、最凝炼、最概括的理论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度认识邓小平讲话,科学地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应当看到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定意义上是站在了总结和反思共和国历史甚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高度,是为一个时代性的转换鼓起的冲锋号角。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中国的社会局面非常艰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社会气息非常沉闷和窒息,时代孕育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契机。但是一个时代的转换不是轻而易举的,历史的错误还要维持它自身的惯性,以至于在人们求变图新的期望之中却是“两个凡是”的现代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的思想迷雾在中国社会升起,笼罩人民希望的视野。就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勇敢站出来,与“两个凡是”精神枷锁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他关注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思想发动和舆论准备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性会议上发表了具有时代宣言意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现在看来,这个讲话所处的背景绝不是单纯的反对“两个凡是”,就像“两个凡是”绝不可简单归于出自一些人们的动机,而是2000多年来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死而复活后的呻吟。在古今中外的封建主义统治中,基于皇权至上、文化专制、思想蒙昧,社会是非的标准总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人们思想和精神的主宰权同样为统治者所操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在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下,奉行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在专制主义强化的所有时期,都奉行“朕言即圣旨”、“朕言即法律”的社会标准。“我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人治传统直到现在还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我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治传统很深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把社会的治乱不是寄托于某种制度的安排,而是寄托在某个领袖人物身上。”[2]
　　可见,我国虽然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它刚从封建主义的胚胎中脱胎出来,不可能简单地剪断与旧的制度尤其是其文化意识的联系。肃清封建思想及愚昧文化的影响,通过政治革命的过程不能完全达到,甚至通过文化革命的方式也会适得其反。比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动机就是肃清封建主义及一切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但由于采用了政治运动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方法而走向歧途,以致形成对文化的破坏。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要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舞台,尤其是肃清蒙昧迷信的文化意识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颠覆封建意识、确立现代意识绝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一个怀疑、反思、证伪的发展过程。在反对旧文化意识的过程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如19世纪西方的怀疑主义思潮,尼采甚至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激烈抨击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但是,封建主义的挽歌吹起,封建主义的阴魂却久久不散。可见,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需要勇气和智慧。
　　因此,可以说“xx”错误的深层背景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封建主义余毒导致的结果。“xx”结束后的历史转折点,需要对封建主义作出一种新的清算,为一种现代意识作出新的呐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再一次宣告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
　　
　　二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自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国历史步入了一个崭新时代,而引领和映证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换个角度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观站在了这一伟大实践的高度并为其所证明。那么,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引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最基本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第一,这是一个拨乱反正、通过纠正历史的误区和错误得以实现正确和找到正途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受到迫害的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陆续得到平反,受到打击、诬陷或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党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甄别。其中主要的是为1955年的“胡风xxx集团”平反,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其子女一律定为社员。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民主党派的,[4]这是我们党站在历史高度,同时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角度解决在政治上、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从而真正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来。比如,纠正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纠正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的经济政策,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目的来探索新的经济制度和体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高校推荐入学的不合理做法,恢复高考制度;纠正自我封闭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对抗隔绝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等。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将我国社会主义置于危险和危急的境地,果断而彻底地纠正这些错误,有“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和结果是使人们永远地、不断地为了纠正可加识别的错误而采取直接的行动,因而这样的行动,最有可能保证广泛的一致并导致明显的改进”。[5]
　　第二,这是一个用时代眼光和实践方法创造奇迹、推动历史的时代。最主要的是在解决最为重大的两个历史性课题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一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于落后的古老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开了坚定的步伐,令世界瞩目的东方大国正在崛起。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上探索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道路,它的世界性的实践意义和方法意义都不可低估。而引发这种结果的历史力量,就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对于这一实践,邓小平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对于一个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社会,尚属于初级阶段的崭新制度,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去改变和发展,以实践的方法去判断、去证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实践上不断突破,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在现代化进程上不断发展和进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改革开放主导性理论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地检验和完善,成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坚持和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以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问题,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等全新的科学观点;更重要的是在此之上体现出的一种全新的、超越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对此最简明最凝炼地概括,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三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6]应当看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于亘古以来人们面对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乃至人和世界的最基本关系问题在今天的时代坐标之上作出的一种新的概括和回答,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具有时代性、超越性的意义。
　　自从人与自然界分离开以后,上述哲学意义上的基本矛盾和对立就出现了。从人类历史来看,面对和协调这一基本矛盾不仅是人类的宿命,而且是人类的创造。而对于这一矛盾的认识和解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每一特定阶段或特定点上都是相对的、局限的。大体来说,由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史来看,往往把物质和精神完全割裂开来,至少往往是从物质或精神的单向度去观察问题。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通过实践这一主客观的中介,把二者现实地联结起来,超越以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固有局限性,确定了更加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人类思想认识的水平和境界,对人类思想是一种历史性的解放。
　　但是,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从哲学层面上历史性地解决这一问题之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在现实中更危险的问题是一些人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承袭马克思衣钵,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再一次把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完全对立起来。如在改革开放前夕,我国当时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与其说是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不如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错误。由此可见,没有一种思辨的科学方法就不能正确地解决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极为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时代发展了,条件改变了,面对新情况、新任务,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为未来事物提供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
　　必须看到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的基本矛盾的解决,从人类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日趋现实化和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过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执一端的局限性,用实践这一范畴来表达时代性的原理和方法;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时期基本问题的时候,提出了解决复杂矛盾和完成根本任务的根本方法论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和任务的时候,量身一种历史的时空和情境,提出根本方法论,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时代和实践的推动下的嬗变和超越。从哲学观表达的意义来看,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事求是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践相符合。解放思想表面来看是主观的,而其内在导向是客观的;实事求是表面来看是现实的,而其追求是思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哲学面临的上述最基本矛盾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进行把握的根本原则和方法,找到了贯通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途径和机制;其精神内涵彻底地摒弃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对立和割裂,给人类自觉能动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更加现实而思辨的方法论指导。
　　如果说站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角度,才能深刻地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灵魂和精髓的话,我们甚至应当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发展和脉动之上去把握它的深邃意境。从近代的哲学文化启蒙来看,哲学家们归根到底是把精神的主宰交给人自己,把人类的精神从超人之神的枷锁下试图解放出来,“我思故我在”、“人的本质在于人本身”、“人的本质即自由”、“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这样一些新的哲学思潮的意义与其说是要摆脱一种旧的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毋宁说是要更加有效、合理地解决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面临的具体矛盾,而这需要从矛盾的最基本层面上才能予以解决。但是,在摆脱神灵氛围的世俗而现实的层面上,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理论和实践的矛盾问题在认识上往往执其一端,在行为上不免失之偏颇。比如要么强调绝对的思想自由,要么强调“自由是做必然性的奴隶”;要么就“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要么则是“两个凡是”。如此实践和认识上的偏差,比比皆是。历史证明,仅仅从客观角度或仅仅从主观角度确定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实践对人和时代发展,都是有局限性、片面性的,是错误和有害的。邓小平用时代性的眼光,以人类智者的敏锐超越了这种局限性,并言简意赅地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人类从哲学和实践的层面解决上述矛盾提出了全面和辩证的原则,在哲学认识史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4.
　　[2]姬金铎.封建主义及其当代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4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0～121.
　　[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482.
　　[5]英•布赖恩.马吉.波普尔[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02.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