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天平心得_失衡的天平

　　因为戴安娜，帕帕拉奇（Paparazzi，意大利语，原意为一种类似于蚊子的小咬，后引申为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盯人虫”摄影师）成为世界舆论愤怒谴责的对象。　　然而一些摄影师对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激烈反应：9月中旬，约40位摄影师在巴黎游行，抗议对同行的指控，要求原告撤诉，请法庭还那些摄影记者以公正。
　　究竟孰是孰非呢？
　　在欧美的一些法律条文中曾谈到“公众知情权”，这对社会知名人士的隐私权作出了挑战；西方很多媒介也以“新闻自由”为理由，对名人生活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多年来，戴安娜为争取自己的权力和自由，曾不时向媒介披露英国王室内幕，媒介当然借此大发其财。在戴安娜与传媒的接触中，双方确实存在相互利用的关系。但是，被传媒穷追不舍，以致局面失控，完全丧失个人最基本的隐私，是任何名人也不愿接受的。
　　早在70年代初期，西方新闻传播界越来越多的帕帕拉奇现象就曾引发了一些著名的法律和道德案例，其中最出名的帕帕拉奇之一当属美国摄影师兰·盖雷拉（Ron Galella）。这位仁兄自1967年起，为了追逐拍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后来船王昂纳西斯的妻子杰奎琳·肯尼迪·昂纳西斯（Jaquine KennedyOnassis），时常尾随于杰奎琳及其孩子左右，甚至跟杰奎琳的女佣幽会，以便掌
　　握杰奎琳的行踪；直到法庭判处他不得在距杰奎琳25英尺以内的地方拍摄她的照片，盖雷拉才算稍有收敛。1973年，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MarlongBrando，曾主演《教父》等名片）被盖雷拉的贴身迫拍搞得不胜其烦，勃然大怒，挥拳将盖雷拉的鼻梁打断。盖雷拉竟毫不气馁，在鼻伤痊愈后，找到一顶橄榄球头盔戴上，继续迫拍“教父”。
　　时至今日，戴安娜步众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后尘，又成为世界各地帕帕拉奇们追逐的“猎物”，并终于在躲避媒介追踪的过程中永别尘嚣。据戴安娜的好友称，戴妃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打扰我！不要打扰我！”这句哀告成为戴妃凄婉的诀别。
　　不过，如果我们反过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戴妃的奔驰以180公里左右的时速擅向桥墩时，法国摄影师们驾驶国人俗称“肉包铁”的摩托车，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飞驰，一旦稍有闪失，岂不更惨？
　　驱使这些摄影记者冒死“搏命”的原因当然包括金钱。一幅戴妃与其男友法耶德在一起的照片可能令他们囊中鼓鼓，既然如此，总会有些人不顾一切的。
　　但问题的根本并不仅仅在帕帕拉奇们，而在于那些肯出大价钱购买名人照片的媒介。人们常常说是“小报”，但实际上，有不少曾经以严肃见称的西方名刊大报也已经进入了追逐名人的行列，像美国著名的《人物》（People）杂志就曾经数十次使用戴安娜的照片作封面。为什么？因为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新闻媒介获得读者，赢得市场。
　　按照西方传统的大众传播学基本理论，新闻媒介的主要作用有三：其一，传播信息；其二，提供娱乐；其三，教育公众。三者之间应维持相对的平衡，以保证媒介既不失其严肃性，又不因缺乏可读性而丧失市场。
　　但在近些年来，西方传媒三大功能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正悄然变化：传媒为赢得市场，销售刊物，开始逐步放大其提供娱乐的功能，以迎合读者。而社会名流的举手投足，生活秘密是满足受众茶余饭后消遣的最佳“甜点”之一。既然读者已经成为媒介“绝对上帝”，那么读者想要什么颜色的报道，媒介自然就会提供什么颜色的报道。
　　传媒的天平倾斜了。
　　80年代中期，英国著名的《独立报》（The Independant）周刊曾以大量刊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图片故事成为欧洲四大“杰出使用图片杂志”之一。但是到90年代初，新一任图片编辑负责人开始建议报社放弃原有作风，削减社会纪实摄影作品，转而持续增加刊登社会名流生活照片，“以争取市场”。这一决定最终迫使该报图片周刊创建人之一、世界知名的资深图片编辑科林·雅各布森辞职。
　　在1997年4月阿姆斯特丹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上，意大利反差图片社总裁、摄影记者出身的罗贝特·科克（Roberto Koch）以意大利国内一本著名的严肃杂志使用某名人带有色情倾向的搞笑照片作封面为例，提出了如下观点：“我们的媒介，甚至是许多严肃的媒介已经开始了其娱乐化的进程，这将影响到新闻摄影的尊严和信度。”
　　不久前，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新闻界专家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西方传媒的无奈：“帕帕拉奇现象提供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作为业内人士，有时你很难下结论判断是非。很显然，如果今天有一家媒介说：‘好，让我们维护媒介的严肃性，不去刊登那些名人隐私的照片’，那么明天它就可能会被甩出这个竞争圈。”
　　单纯由众多读者的喜好所决定的商业化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将众多渴望生存和发展的媒介玩弄于掌股之间。这是传播媒介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安娜是这种商业化传播体制和低级阅读趣味的牺牲品，而帕帕拉奇不过是几只替罪羊罢了。 责任编辑：赵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