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未完成的回归:胡适 日记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猝然病逝，结束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胡适一生毁誉无数，然而当他去世后，岛内各界却都不吝将最高的评价给予这位著名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这段广为人知的墓志铭，被镌刻在台北市南港镇胡适墓碑上，迄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寒暑。
　　不过，在当时的大陆，胡适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美帝国主义的**”，承受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评价。
　　病逝的这一年，是胡适离开大陆的第十三个年头。十三年间，他从当初的“圣人”，变成了大陆舆论中一位标准意义上的“坏人”。而后，人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追寻他的脚步，拨开萦绕在他头上那重重的灰霾。
　　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演变，也是新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注脚。
　　争夺胡适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对北平的军事包围已经基本完成。国民政府原打算将各大高校南迁，此时已经不得不改为“抢救”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了。
　　胡适是“抢救”名单上的第一人。12月13日蒋介石派专机来接他时，他正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不肯走。蒋介石随后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动身，14日又派专机来接，胡适这才决定启程。17日，既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岁寿辰，蒋介石夫妇又打破惯例，在南京官邸亲为胡适备酒贺寿。
　　当时的胡适，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北大校长，再加上广为人知的谦和宽容，无论在学术、抑或是为人品格上，影响力之大无人能及。学界以与胡适相熟为荣，普通老百姓甚至也有此爱好。1956年9月2日，台湾《联合报》上刊登了一则花边新闻，写一个“神经病女人”为了自抬身价，夸口自己“跟胡适很熟”。
　　胡适的“粉丝”甚至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共产党当然知道胡适的影响力。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言辞激烈地指责樊际昌、朱光潜等十六个“反动教授”联合署名发表的“中国的出路”的宣言后，笔锋一转，特别指出，“虽然宣言上没有胡适的名字，人们都相信这个宣言代表着胡适的立场，宣言的署名者不少是出名的胡适派。”显然，是把胡适当成统驭学界的领袖了。
　　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解放后“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
　　“因为他是知识领袖，能够把他争取过来，对共产党的政权是非常有好处的。”长期从事胡适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者耿云志认为。
　　然而，胡适还是走了，他不仅离开了北平，1949年4月，更从上海启程，乘海轮赶往美国，告别了大陆。
　　此后，中共两大领袖均在发言中点名批判了胡适。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49年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称“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与人民为敌的知识分子，其结果都必然要走向反革命的道路，像胡适之那样。”毛泽东也在这年8月14日发表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没有留在大陆的学者称为“帝国主义及其**中国政府”为了侵略必要造就的知识分子。
　　直到解放后，中共争取胡适的念头依然未曾熄灭。1950年9月22日，胡适的小儿子，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部学习的胡思杜撰写的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方面，胡思杜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劝胡适“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篇文章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
　　名气太大的胡适，其1949年的人生选择，为他后来在海峡两岸截然不同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黑白胡适
　　既是“冥顽不化”的人物，胡适在大陆的公众形象继续下跌。
　　1951年秋季，大陆掀起“思想改造运动”。新华社在当年11月13日的消息说，北京大学文、法两学院已开始讨论对胡适的看法。一个星期后，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曾经考证了五十年代销量很大的《新名词辞典》，发现在1950年修订本中，胡适虽被定性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但还介绍了一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到了1952年修订本里，胡适的头衔变成了“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早年的那些功绩也一概消失不见了。
　　1954年10月，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契机，毛泽东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随即掀起高潮。
　　这场批判的领军人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运动的起因有精当的阐述：“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
　　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出笼。从政治的“改良主义”，到哲学的“实用主义”，到人生观上的“个人主义”，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至于胡适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有重新评价。例如，1955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鲁迅笔下的胡适》文章，文章借鲁迅之口，称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在“为反动势力服务”。此类批判数不胜数，后来，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文集，有200万字之多。
　　这波浪潮，随着1955年中期胡风批判的升温而渐渐消退。此后，胡适在一些常规性批判循例登场，例如1958年对“厚今薄古”问题的讨论，1959年“五四运动”纪念，1966年对吴晗的批判，等等。一连串的批判中，胡适的形象连同他的思想已经被盖棺论定，他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