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义的他者】 理解他者的意义

　　香港之于大陆，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他者。也许有人会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了，与大陆的联系极密切，他们早已不再陌生和神秘，何以仍然有他者说?　　喜欢搞笑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代表作《词与物》的开篇引用了一个怪异段子，这个段子据说来源于“中国某部百科全书”中：“动物可以分为：一、属皇帝所有的；二、有芬芳香味的；三、驯顺的；四、乳猪；五、传说中的……十三、刚刚打破水罐的；十四、远看像苍蝇的。”福柯声称，他的书正是缘起于读到这个段子而引起的哈哈大笑声。
　　乍一看来，这种分类法完全不合逻辑，但福柯从中看到的却是这种表面怪异背后的深层合理性及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的重要意义，并且他还用整本书去论证它。
　　香港之于大陆，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他者。也许有人会说，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了，与大陆的联系极密切，他们早已不再陌生和神秘，何以仍然有他者说?
　　多想一步，我们真的了解熟视无睹的东西吗?不可否认，香港与大陆的差异依然不小：香港的人均收入是大陆的20倍；香港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而我们正相反；香港虽然被殖民统治了150年，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从未断流，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我们更中国，等等。下面，我们从关于香港的话语考察说起。
　　酸葡萄与狗
　　在近期的热点事件中，有两则颇有些意思。一则是作家李承鹏在香港书展上的发言：
　　对于是否喜欢香港，想要移民，李承鹏笑称，香港的空气很好，令他肺活量增大，胆子大了很多，想说很多话，但又怕回去不能再来；他同时又称不习惯香港，因为香港很多方面特别奇怪，比如儿子很喜欢吃方便面，但却不爱吃香港的，因为味道很怪——里面没有三聚氰胺；香港的交通很有秩序，在北京搭地铁，脚都不着地，上车成胖子，下车成照片；香港的鸟不怕人，走近拍照都不飞走，有安全感，在大陆早剩几根鸟毛和肉香；在太平山和警犬拍照不会被咬；跟警察拍照不会被打，狗和警察同样有安全感；……他更奇怪香港人可以骂特首，在大陆骂一个街道办主任都会出事。
　　另一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评论内地儿童于香港港铁车厢食面事件的言论：
　　香港人素质高吗?我认为香港人是素质最差的人……这种人就是给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都是狗，他们不是人。
　　在帝国主义面前是狗，在中国人面前是狼。所以这种人是殖民地遗留症。我多次去过香港，香港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法制，说到法制也是英国人留下来，当年英国人怎么对付香港这帮狗的，拿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用老百姓的话说，用北京人的话说：就他妈欠抽，哎，就是欠抽。
　　现在呢我们香港回归了，但是人心并没有回归，还有很多殖民主义者留下来的狗崽子，他在殖民主义者面前是狗，但在内地同胞面前突然觉得自己是狼。香港200万人住在不到20平米的鸽子笼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
　　表面上看，以上二人话语中的价值判断正相反，李承鹏对香港持正面评价，并借香港的对比来暗讽大陆的种种不合理。这种看法在大陆人中并不少见，我们可以简单名之为酸葡萄观点。孔庆东把李承鹏的话倒过来说，对香港持批判态度，即使“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法制”，那也有个坏根源，即是殖民统治把人当狗的产物。这也是在网上很流行的一种观点。
　　细究之下，我们发现二人在表面针锋相对的观点之下，其实也颇有相同之处：二人都把香港和大陆对立起来，认为香港之于大陆是他者。同时，二人也都把香港和大陆的对立逻辑简单化了，话语深处都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而我们认为。简单的逻辑不能理解现实之丰富性．二人都不自觉地削弱了香港作为他者的意义。
　　殖民与后殖民
　　殖民历史是香港翻不去的一页。
　　在日常用法中，“殖民统治”是个血腥丑陋的词，一看到它我们就会连带想到剥削掠夺、暴力、不正义等词，眼前还会闪烁出殖民地人的悲惨生活画面：不能自主，没有自由，天天被驱使着千苦力。但是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给人的印象相对温和一些也复杂一些。
　　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殖民地案例，通常情况的殖民地都是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斗争、自省、流血革命而实现政权的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会发生剧变。但香港不是这样，她不是独立，而是回归。正是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况，邓小平才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夜之间让香港从殖民地变成祖国的一个特区。
　　那么殖民历史到底给香港带来了什么?
　　英国漫长的殖民统治的确深刻改变了香港，但并没有把香港变成人间地狱，也没有变得跟英国一模一样。英国在香港推行的是因俗而治，它把香港变成了一个中西巧妙结合有独特性格的地方。
　　香港固然是不平等条约的牺牲品。是大英帝国强占的中国领土，但与其他殖民国家的统治不同，英国政府主要从军事和商业贸易的用途来定位香港，而不是把香港定位成通过高税收重赋役来榨取资源的地方。
　　从政治经济上看，香港一直延续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政府定的税率很低，批准各种行政手续也很方便，这一点看似跟西方民主制度一脉相承，但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英国王室的慈善心肠，而是由港英政府的治理策略决定的。为了打消百姓反抗殖民统治的意图，港英政府运用一系列高明的方法，包括“精英合作同盟”，即让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互相竞争，优胜者选人政府行政委员会或者立法委员会，帮忙进行治理。这样，精英们与政府利益相通，彼此勾心斗角争取名额，潜在的反抗力量就被消解了。这是一种“港人治港”。
　　也是因为这样的治理策略，港英政府不大管香港人的习俗、信仰、文化教育及身份认同等不涉及核心权力的问题。所以即使在回归之前，香港中学没有教英国历史的，但都会教中国史；香港人骨子里一直把自己认同为中国人，而不是英国人．更不是被殖民的下等人。从香港人日常生活体验上来说，人们几乎感受不到港英殖民统治的存在，没有各种严苛律令的约束，没有低人一等的卑微，传统习惯受到尊重，生活很公平，即使有不如意，也是自己的问题，不能怪港英政府。就这样，港英政府坐享其成，巧妙地凌驾于各种社会矛盾之上。这是最经济的冶理手段，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