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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传播研究|风险社会名词解释

发布时间:2019-06-26 03:59:24 影响了:

  摘 要:现代社会下的风险由于其不确定、不可预知等特性,一旦爆发便对社会有极强的破坏。作为风险本身是无法自我呈现的,它总是通过一些中介得以表达,然而最重要的中介莫过于传播媒介。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风险的形成、产生、爆发过程可以看做是一个传播和交流沟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传播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风险的爆发值得关注和深思。本文将从新浪、腾讯关闭微博评论说起,结合当下新媒体传播的实例对风险社会下传播的方式方法进行简单初探。
  关键词:传播;风险社会;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8-0025-02
  
  2012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决定**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后大量关于**来的消息充斥在网络媒体上。许多人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怀疑北京将有变故。新华社2012年3月31日晚报道,六人因在网上编造“军车进京、北京出事”谣言被拘留,16家传播谣言的网站被关闭。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发出公告,将于3月31日早上8︰00至4月3日,关闭微博评论功能,清理相关谣言和其它非法信息传播。近年来,网络媒介尤其是微博等社交平台在国内的发展,使得公众获知信息的渠道大幅拓宽。网络媒介不同于大众媒介单向或双向传播的模式,其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蜂窝模式”的传播,每一个受众仿佛就是蜂窝上的一个节点,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又随时传递着信息,是一种参与性互动性极强的传播形式[1]。
  在这种新的互动形式中,人人参与的特性使得“把关”被严重削弱,传播何种信息、如何传播变得不确定,因此,信息发出之后带来的传播风险增加,社会也可能因不实信息的传播而陷入危机和风险中。网络媒介迅速发展和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规避传播带来的风险值得研究和探讨。
  一、风险社会内涵及产生原因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在这个发展阶段里,由于工业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导致全球性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景象[2]。随后英国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贝克的理论上进一步的发展。他通过对人类社会不断发生和出现的风险事件和风险图景进行剖析,认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局面的形成,使得当今社会的风险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以及极强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更重要的是风险社会意味着“人们需要根据规避风险的原则来组织社会”[3]。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关注人类未来、尤其是规避人为风险和追求安全的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的保障,但也需要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4]。
  (二)风险产生的原因初探
  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5]。因此风险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贝克认为风险无法自我呈现。作为一种二手的非经验只能通过一些特定的媒介(货币、权力、语言和传媒等)来呈现或建构[2]。在新兴网络媒介平台成熟前,大众媒介报道以及人际传播是大众获知间接经验从而判断风险最主要的途径。我们知道大众传播媒介所报道的议题是经过“议程设置”以及把关的,媒介考虑到政治、经济等利益原因,对其认为有风险的信息不予或减少报道,因此广大公众很难从大众媒介获知全部真实的存在,无法准确判断风险的到来。同时人际传播相对狭小的传播范围使得我们无法获知大部分风险。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并没有过多的探讨传播所带来的风险问题,但他认为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大众媒介的特殊性质使得它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如大众媒介有意对有些信息进行隐瞒,将导致媒介和受众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平等和不对称。在这样状况下,公众无法对信息是否造成风险进行有效判断,也无法对信息带来的后果加以辨别,容易导致风险的产生。
  虽然网络新媒介平台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大众传播所带来的信息不平衡的局面,使得大众媒介的“一家之言”变成集体的“百花齐放”,但从媒介权威性来看,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公众还是更倾向于选择传统媒介作为判断依据。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无法从大众媒介上得知相关信息,而信息传播的空白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大肆在网络媒介平台上传播不实的谣言就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风险产生。
  (三)全球传播下风险的变化
  全球传播指在全球意识引导下,以认识到地方性事件具有全球性,相互承认文化差异的全球主义的基础,以网络媒体为主要形式的对各国信息的传播[1]。全球传播以网络为互动形态,以多维信息路径整合人类知识信息达到构建全球文化和信息体系为目标。依托于一个全新的媒介的全球传播发生了新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为主要的变化就是信息的变化。
  全球传播通过网络平台不断整合全球信息,信息量不断增大。风险的产生由没有信息无从判断演变成冗余信息和垃圾信息导致的无法判断。如果这个时候网络上大量的不实谣言被部分人加以利用,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导向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恐慌和猜测。这次“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的谣言正式利用了受众在关键时期无法利用有效信息判断事件发展走向的特质,在网络上大量造谣,恐吓群众。同时在信息时代,卡茨曼提出的知识沟(information gap)的概念又一次延伸,他提出,新传播技术的采用将带来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其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换句话说,现有信息水准较高或者信息能力较强的人,能够比较弱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同时在新媒体技术下推动的全球传播,技术层出不穷,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其趋势更可能使得“老沟”未能填平,而“新沟”又不断出现[6]。知识沟的理论在今天伴随着网络媒介平台特质,成为愈演愈烈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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