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修辞学 修辞学视野下的阎连科小说研究

　　阎连科在他的小说中建构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耙耧世界”。从《寻找土地》、《年月日》到《日光流年》、《受活》，阎连科力图从“形式进入意义”，不再将重点放在小说的故事性与情节性上，漠视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有意识增强形式表达上的结构化，增强语言的丰富性，突显人类的本质生存意义。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被看作现代小说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本文借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通过对作者写作意图的分析，来分析阎连科小说的“为谁写”和“怎么写”。
　　一、作者意图与语言选择
　　首先，修辞学强调作者写作的意图，即“作者为谁写作”，事实上包含两个问题：“为谁写”和“怎么写”。每一个作家，既是作者，也是读者。阎连科从读者的角度来确定自己的读者意识：“直到今天，我们敬仰三十年代的文学，敬仰三十年代的作家，除了敬仰他们的作品以外，还敬仰他们对‘劳苦人的命运’的书写。我非常崇尚、甚至崇拜‘劳苦人’这三个字。这三个字越来越明晰地构成了我写作的核心，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今后写作的全部内核。”在他确定“为谁写”的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即“怎么写”才能达到与读者的有效沟通。阎连科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就开拓了为“劳苦人”书写的传统，但是在随后的写作中，对“劳苦人”的书写反而出现了历史的倒退，他认为是“传统的文学手段”所产生的教条化倾向，拉开了同“真实生活”的距离，因此在叙事中表达出作家们的力不从心，唯有突破“现实主义”的常规，才能进行更深刻的“劳苦人”书写。那么，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作者最首要的修辞选择是语言选择。于是，他从《寻找土地》起，就一直在寻找语言——他所说的方法的直接体现物。在其代表作品《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中，他通过对于语言结构的发现与选择，达到了对方法的完成，如李陀所说，他并不是为了某些抽象的美学意义而去追求语言的独特性，而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努力寻求语言与其社会批判意识的融合。
　　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之子，豫西方言则成为了阎连科的“终极词汇”。首先，阎连科通过对“方言”的整理，来试图恢复被“共同语”所完全屏蔽掉的历史真相。在《日光流年》中，以司马蓝、蓝四十、杜竹翠三者在婚姻上的相互制约与纠缠，提到了两个方言词汇：“合铺”与“分铺”，“铺”当然指的就是床铺，男女正当地结合为“合铺”、男女感情破裂分手为“分铺”，把婚姻关系直接定义为肉体关联。这是三姓村人对于婚姻表达看法的两个重要词汇，具有婚姻的原始意味，可以与现代汉语中的“结婚”、“离婚”相对举。
　　在《受活》中，有一条叙事线索是由一对方言词产生的——“人社”与“退社”。当红军女战士茅枝婆受伤残疾后，流落到受活庄，并成为石匠的妻子。当得知“受活庄”外的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她深藏于内心的“革命”意识开始涌动，想要打破“受活庄”的封闭与落后，加入世界的“共产主义”行列。在她的争取下，“受活庄”终于被双槐县的老革命杨县长接受，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革命的指引下，茅枝婆领着“受活庄”人民“人社”，是出于对“幸福”的向往，而幸福是否得以实现呢?首先是“铁灾”——“***”进代的炼铁炼钢引大的大灾难，接着是“黑灾”——“革命”寻找“反革命分子”，接着就是“红灾”——全国开始“修梯田”，“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了。在每一场灾难中，“受活人”都把矛头指向引领他们“人社”的茅枝婆，要求“退社”。在茅枝婆看来，“人社”与“退社”都是基于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而在历史的回复之中，受活庄在世界的影响下，对于“世界”与“幸福”的理解已经无法回到过去，“退社”在事实上已然不可能实现。
　　而作为“历史活化石”的一对方言词，“入社”与“退社”承担的是独特的历史语境，表达的是一种对历史的理解。从“此在”的角度来看，作为有个体生命力的独立语言，方言也具有普通话的三个维度——地域性、普遍性、时代性。只是它作为一种民间的、个人化的表达，比共同语更单一地表现也一种对历史、政治的情感指向。这使读者对一段空虚的历史有了更加具体的把握，对于历史的看法能够站在一个更多维的视角。方言，在具体意义上，代表了一种“此在”，在情感上更能拉近接受者的距离，使读者对于作者的意图有更好的把握。
　　其次，阎连科以絮言与正文互文，使现实、历史、传说很自如地相互沟通。“絮言”并不是语言，它在阎连科小说中表现为一种语言结构，体现出作者对语言结构的自觉意识。它在《日光流年》中首次出现，而在《受活》中发展壮大，与正文表现出一种互文性。正文与絮言在互文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叙事的精神，同时让以往完全由作者控制意义的“封闭文本”呈现出开放的状态，取消了“文本意义”的“绝对性”与作者的“独断性”，让不同的读者能达到不同的理解。
　　在《日光流年》第一卷《注释天意》中，虽然没有标明“絮言”二字，但通过“注释天意”将原本置于文本末端的注释，直接演变成文本的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三章、第十六章。而在《受活》中，作者大胆是加入“絮言”二字，让注释直接成为内容。在叙事中，往往突然抛开正文叙事的线索，把与正文相关或不相关的更多的内容置于絮言当中，在“絮言”中以神话、故事、现实穿插，来交待受活庄的由来、讲述与受活庄相关的传说、展示受活庄的历史、解说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经历。那么，这些以“絮言”存在的注解部分，直接成章，与正文处于平等地位来完成对故事的叙述，甚至在絮言中又列出新的絮言，形成一种“环套”结构，通过这种“间隙性”的书写，创造出一个更加广阔的时空背景。
　　二、作为修辞的身体：“沉重的肉身”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谈到“纯艺术”的问题时，认为小说的真实在于去掉人为的痕迹，那么“作者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到一种创造一个能为它自己说话的净化过的客体的途径”。作者必须通过“自然的客体”对自我象征意义的表现来唤起读者的情感。那么，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天赋便是找到能唤起情感的“情景和系列事件”，“选择正确‘客体’的天赋是必不可少的，不管这个客体是一种思想、一个动作、一个描述性细节，或一个牵涉在重大行动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