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微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在一些相关文件中对“非物质遗产”有明确的定义。其中具体范围包括以下几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UNESCO 为保护这些遗产所作的努力。
　　由于这种遗产的“非物质”性，很容易受社会及经济变革的影响。随着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的发展，这类文化遗产正面临经济全球化、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域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而被破坏并面临消失的危险。因此，UNESCO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各种努力。这里举几个例子，如：1972年制定“保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年UNESCO第25届大会上通过“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建议案”；1992年启动“世界的记忆”项目；1993年启动“人类活珍宝体系”项目和“保护危险中的语言”项目；1997年UNESCO第29届大会上通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2000年启动；2001年UNESCO 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制定“国际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2003年10月，UNESCO第32届大会通过该公约；2001年UNESCO第31届部长级会议通过“UNESCO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一面镜子”为题，讨论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并发表“伊斯坦布尔宣言”……
　　仅从上述一些措施和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UNESCO的总的精神是为了保证人类与自然界和社会环境保持和谐，对文化加以保护、发展和创新，使群体（民族）有认同感、历史感，促进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和鼓励人类的创造力。具体来讲，就是要推动各国的政府重视对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同时也鼓励个人、团体、机构、组织为管理、保护、保存、利用这部分遗产做贡献。
　　下面介绍据我了解我国参与的一些项目及情况：
　　一、“世界的记忆”项目：1996年UNESCO在奥斯陆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的记忆"国际会议，讨论和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1997年，经申请和努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珍贵藏品――7000小时的音响资料，被列入"世界的记忆"名录，成为全世界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个音响档案。
　　二、"人类活珍宝"体系：我国参加了一些有关会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直接采用“人类活珍宝”体系。
　　三、ACCU的项目：我国积极参与了设在东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中心”（简称ACCU）的工作，如亚太地区无形文化保护工作的研讨会、各类培训活动、亚太地区传统音乐制品的出版工作、亚太地区传统与民间表演艺术的数据库等等。
　　四、“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以下简称“代表作”）：此项目影响最大。2000年正式启动后，每两年评选一次。在2001年5月18日宣布的第一批名单共19个“代表作”中，我国的昆曲艺术光荣地列在其中；2003年，在第二批名单28个“代表作”中，我国的古琴艺术也光荣入选；2005年宣布第三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也被光荣列在其中，同时，我国的内蒙古长调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申报，也取得成功。
　　“代表作”项目在我国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昆曲申报成功后，北京召开了“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座谈会”，南京和北京举行了各种庆祝演出和昆曲精品剧目的展演，文化部正式批准江苏省筹建“中国昆曲艺术博物馆”，江苏省和南京市政府筹资的江苏省昆剧院院址的修建工程交付使用，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招收30名昆曲班学员正式入学，文化部下发《昆曲艺术保护与振兴十年规划》等等。
　　应该说，昆曲艺术、古琴艺术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等的申报成功，推动了我国的无形文化的保护工作，使它受到了真正的重视。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批准UNESCO《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的决定。我国制订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国家一级的保护名录，有些省、市还制订了相关的保护条例。此外，文化部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项目（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3）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和文化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之中；文化部从2003年起，组织开展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试点工作等等。
　　可见，UNESCO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对我国的法律、政策，乃至政府的实际工作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促进相关的民间组织及广大群众增强保护意识，提高对遗产的责任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也很悠久，并非因为UNESCO才开始行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比如我国的第一部文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就是一部有关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专门法，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法规、条例等。此外，国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的文化遗产，其中与音乐相关的大型工作例子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工程，1984年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组织发起收集、编撰工作，其中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共10种。按政府行政区划分，每省（台湾暂缺）都有上述各类集成一部，每个省10部，全国总计300部。现在，已经完成240余部。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也是一套系列丛书，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这套丛书包括各种古代乐器舞具，与音乐内容相关的器皿饰绘、砖雕石刻、纸帛绘画、俑人泥塑、洞窟壁画、书谱经卷等，反映了我国考古方面的成就，也是中国传统和民间音乐的重要文献。从2004年春到现在已出版10册。这些例子，说明我们的无形文化保护工作并非现在才开始，而是建立在悠久深远的历史基础上，在新形势下继续进行的工作。
　　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从1996年我接触它到现在的10年间，强烈地感觉到它的珍贵，也强烈地感觉到它的脆弱和敏感：回顾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情况似乎是：（1）如果人们对它没有认识，它就在“原生态”中自然发展，自生自灭（此间少数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收集整理，不会对其有大的破坏）；（2）社会变化了――不论是政治或者经济的变化――都会给它造成冲击，甚至破坏；（3）假如人们意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同样也对它有所冲击和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旦政府触及到这个领域，同样也会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的可能，积极方面前面谈了，消极的影响决不可低估，尤其是地方政府，如果政治和文化专业水平不高，加上与经济部门或者开发商人合作，其后果就更加可怕！
　　我个人理解，抢救和保护这些遗产，大致有三个方面：国家行为，科学与学术研究，教育。这三者间是相互关联的。这里就说教育方面：教育也分专业教育、普及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等多种领域。由于遗产本身的濒危带来的抢救遗产的紧迫性，和培养保护遗产的专业人才的紧迫性，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再次呼吁：我们有责任研究和考虑如何在我们的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中，关注培养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的问题，特别是高级保护管理人才的问题，以便充实国家各级相关部门的后继人才。前面提到了十部集成志书的工作，从1984年至今20多年，参加工作的人数超过了5万。这项工作本身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有实际工作经验，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是民族民间文艺理论的骨干。但是，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现在已从青年变成中年，或从中年变成老年人了！今后，抢救文化遗产的事业还在继续，就需要不断培养相应的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如果说过去这方面的人才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带有某些被动因素，那么今天，恐怕就应该更加主动、有意识地进行培养了。何况我们现在已经存在“供需矛盾”的问题――许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又有大量非物质遗产急须得力的人才来抢救！这是一个长远的、持久的工作，任重道远！
　　
　　蔡良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