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官运_官运权术之王

　　传统时代没广播电视，“官话”普及得不好。所以朝廷上经常南腔北调，难以交谈，连皇帝也深受其苦。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庄士敦)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这一方面是夸奖庄士敦的汉语熟练，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抱怨陈朱二人的口音之浓烈。
　　在这种背景下，方言往往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官运。晚清大僚罗悖衍是广东顺德人。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高中进士，道光十七年又考得“四川学政”。这个差使不但位尊，而且实惠，一届干下来，至少数千两银子名正言顺地进入腰包。入仕才两年就如此官运亨通，他怎能不大喜过望。不料在进宫请训叩谢天恩时出了意外：皇帝发现，罗停衍的广东话他根本听不懂。学政要与当地官场和士子交流，官话如此差劲，怎能胜任愉快?出宫之后，坏消息随之而来：“上以悖衍年少，语多土音，留不遣。”
　　到手的肥差就这样丢掉了，罗悖衍空欢喜一场。我们估计这老兄从此一定发愤学习北京话。机不可失，失难再来，十一年之后，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才再次得到机会“督安徽学政”。
　　宋代福建人刘昌言的例子也很有意思。据《青箱杂记》卷六记载：宋太宗破格提拔福建人刘昌言为枢密副使。官员们纷纷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刘的福建话不好懂。时人用的词是“颇獠”，歧视之意毫不掩饰。皇帝当时想用他，也就不理会，说我能听懂。
　　但是好景不长，刘昌言很快就失去了圣眷，被赶出政治高层。有趣的是，皇帝抛弃他时居然也利用了方言这个理由。欧阳修《归田录》佚文载：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善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枢密院。君臣之会，隆替有限。圣眷忽解，日：昌言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字不得。遂罢。
　　皇帝的特权就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进也方言，退也方言。方言在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借口，但是这个借口显然被认为是强有力的，否则不会被如此光明正大地声明。你可以说皇帝记性不好，但你不能说方言隔阂不影响君臣交流的顺畅程度。
　　因此在官场上就形成了一个常见的规律：同一个方言区的人结成政治集团。朱元璋“龙飞淮旬”，登基之后，朝中重臣十之有九是淮西集团。大明政治高层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朱元璋“老乡会”，政治会议通用语言是淮西话。方言隔阂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官员之间的交流、交往深度以及心理亲密程度。
　　宋代王安石变法，也是由地域政治集团所掌控的。王安石所用的中坚力量，都是江西人和福建人。王安石依靠江西老乡可以理解，重用那么多福建人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偶然因素决定的：十九岁那年，王安石在金陵结识了福建人李通叔。此人是青年时代除曾巩外对王安石影响最大的朋友。因为与李通叔的交往，奠定了王安石对福建人终生的好感，也训练了他对闽语或者说“闽语味儿官话”的接受能力。然而，王安石集团地域化的用人策略，强化了南北的隔阂。
　　在以北方话为通行语言的北宋政治高层，一小群江西人和福建人，操着包括皇帝在内大家谁也听不懂的南方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必然进一步导致南方集团的被排斥。这也许可以算作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