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如水水如天:天色一水

　　今年6月，我与几位同事一起去纽约参加了一个国际书展。其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作了短暂逗留。虽说行色匆匆，所见所闻，却也有诸多感慨。　　谈天说地　　游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10天当中，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碧草连天。天和地的层次是那样的分明，背景是那样的干净，江河湖泊水量充沛、水体澄澈，丝毫看不到泥沙的淤积，松鼠、小鸟等可爱的小动物都毫无顾忌地在草地上随意嬉戏。尤其是从华盛顿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上，400多公里的路两旁，全是连绵不断、密密匝匝的树林，织就出两道绿色屏风，被誉为美国东海岸的“黄金腰带”。
　　车上大家纷纷议论，美国是个高排放、高消费的国家，GDP总量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但他们的脏东西都到哪里去了？PM2.5都到哪里去了？我想，这正是西方社会“百年反思”的成果之一。尤其是以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问世为标志，西方社会开始了对现代的反思，对科技的反思，对人类最佳生活方式标准的反思，并由此形成了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巨大浪潮。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认为：《寂静的春天》和《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两本改变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罕有书籍，而且引发这一切的都是一位“小妇人”（林肯语）。
　　就此，我不由得想起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的一句话：“文明这东西，以两种方法影响社会，一是给社会财富，一是给社会悲惨。”这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就是文明也应该有“度”，也不能越界，何况是GDP了。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我们也要看到这背后存在的问题：看起来我们已经是一个经济巨人，但实际上却像是一个有很多指标都不太健康的大胖子，有些虚而不实。因此，我们现在确实到了要用古老的东方智慧和现代的生态伦理来“减肥”的时候了，确实到了要用“科学发展、绿色崛起”这块五色石来“补天”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必将在大自然的反抗中付之东流。
　　说长道短
　　美国的历史不长，但处处都有历史的身影，处处都沉淀着历史的厚重，随便拎出一件都是那样的惊艳，那样的震撼。即使是在华尔街这样高楼林立、寸土寸金之地，也都还原汁原味地保有着华盛顿签署《独立宣言》时的建筑和雕像。但我想说的是，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对伤痛历史的正视、反思和尊重的态度。这一点，华盛顿市的“越战”军人纪念碑和“韩战”军人纪念碑，给了我们深深的启迪。
　　据说，“越战”军人纪念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的侄女梁英，当时她正在美国读大二。按照不作任何文字评价的设计要求，她设计了一个黑色的倒“V”横卧在草地上，象征着失败；从倒“V”的两端由高向低走向底部，象征着走向深渊；黑色的石碑上刻着阵亡将士的名字，真是“不著一字，尽在不言中”。
　　再如相隔不远的“韩战”军人纪念碑，塑造了19位美军士兵的形象。这19人的身影，又通过一面黑灰色的花岗岩墙体映衬出来，象征着回到三八线。重要的是这19位美军士兵都不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从他们的动作、眼神和神态中反映出的都是紧张、犹疑、恐惧和不知所措，逼真地再现了当年美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的生存状态，从中也折射出了美国人对那场不堪回首却又绕不开的战争的复杂感受。毕竟，碑前大理石上镌刻的一组组当年美军士兵阵亡、负伤和被俘的数字，是许多美国家庭永久的痛……
　　走出引进
　　几年前，张瑞敏先生在实现海尔的全球化过程中，提出过一个“三步走”的观点，即“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这次，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张秋林先生也交给我们一个“走出去”的项目带到多伦多，与作者和出版社进行洽谈签约。我们人还未到，就在电话中受到了作者的热情邀请。于是，一下飞机，我们便无暇顾及多伦多美丽的景色，直奔作者家中。
　　作者叫王若文，是一位华裔中英文儿童文学作家，虽人到中年，但仍长发齐腰青春不减，而且性格坦率，说话直爽。一见面，我们就像一见如故的老朋友，毫无拘束之感。她先生姓梁，比她大20岁，香港出生，去美国后当过兵，上过战场，退役后开了3家酒店。后来为了支持她的事业，卖掉酒店，帮她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和儿子一起专门做她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
　　王若文告诉我们，中国出版要“走出去”，关键是要思想走出去、文化走出去、价值观走出去，并被人家所接受和认同。否则，“走出去”的永远都只能是烹饪书、中医药书、旅游图书等等。中国的现代文化有这个问题，传统文化也有这个问题。譬如，我们的神话故事“牛郎织女”和聊斋“画中人”，故事很好，但如果原封不动地“走出去”，里面的一些表述、一些细节西方人就可能接受不了。她举例说：如牛郎把在河里洗澡的七仙女的衣服藏起来，“画中人”里的书生把画取下来不让仙女回去等等，西方人就会认为你这个手段既不正当也不正义，有强奸民意之嫌。她把改过后的绘画本清样稿拿给我们看，果然这些细节都作了修改：一是牛郎不仅不藏衣服，还帮七仙女找到衣服并送给她；二是书生不仅不藏画，还把破损的地方主动裱好，让“画中人”更好地来去自由。最后，仙女们都感动地自愿留了下来。王若文还告诉我们，加拿大的出版活动也有“政治的正确性”问题，同时还有很严格的价值要求。比如，她的一套绘画本儿童读物计划进入当地学校，但被学校当局拒绝使用，理由是书里面有个黑人孩子画得太黑，有种族歧视之嫌……
　　在这次短暂的交流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出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要看到人类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审美标准，更要善于用国际化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国内出版人去做深入探究的。回国后，我们得知和王若文女士签约的“小文系列”绘画本，已入选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感到特别高兴，觉得江西出版“三步走”虽然还处于任重道远的初级阶段，但迈出的每一步都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效果，都应该有清清楚楚的印迹。
　　游戏精神
　　游戏是人类的天性，是思想的翅膀，是创新的动力。在好莱坞环球影视城，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好莱坞环球影视城的面积不大，据说只有500多亩，这比国内一些县市开发的游乐中心可能还要小。但我们感到它代表了全球娱乐业的最高水平，也是体现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经典范例。里面的娱乐项目之多，水平之高，玩法之惊险、刺激令人咋舌、惊叹。而且每个项目都充分运用3D、4D等高新技术或现场感极强的特技效果，让你充分尽情地体验灾难、死亡、勇敢和快乐。如体验大地震时的天崩地裂，体验侏罗纪时期恐龙的生死博斗，体验传奇的海盗生活，体验逼真的大白鲨噬人，体验上天入地的“太空船”和“汽车跳舞”等等，简直能让你忘掉时间、忘掉年龄，回到游戏的童年。
　　游戏精神也应该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斯迈尔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大作家们几乎都幸运地躲过了正规而又刻板的教育。”牛顿生前为自己拟就的墓志铭就更有意思：“一个海边拾贝壳的顽童。”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就是凭着自己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迷“玩儿”出来的。我们现在虽然不再固守“父母在，不远游”、“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等古训，但游戏基因的明显不足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想，科学的精髓就在于动手和实验，就在于不惧风险、勇于挑战，就在于敢于创新、追求卓越，这不正是游戏精神的一个生动反映吗？
　　看到好莱坞通过高科技手段，创造出的这么多具有游戏精神的特技场面和效果，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只能拍宫廷戏、婆媳戏、武打戏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出不了牛顿、出不了乔布斯、出不了比尔·盖茨的原因之一。假设一下，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很有可能会被看成是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坏孩子而被抛弃。所以，如何把教育和文化与科技、与游戏、与“寓教于乐”紧密结合起来，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游戏人生，但必须有游戏精神，因为游戏是最没有功利羁绊的行为，很多慧根灵苗或许就会在毫无拘束的游戏中生根、发芽，最后长成令人瞩目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