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治理也是丛林法则？】丛林法则

　　在公募基金圈子里，股东和经理人总难融洽相处。据《投资者报》统计，2008年以前成立的60家基金公司，已有近八成创业老总离职，且大部分人退出了公募基金行业。离职的基金高管，有些能体面地离开，有些则身陷囹圄。但不管怎么说，多数离职者都感慨——创业时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后来发现，其实公司不是家。
　　把公司当成家，自然会倾注心血，希望“家”能按自己的构想发展。但矛盾在于，经理人当了半天家，发现自己其实只是个“管家”。管家最大的悲哀是误以为自己是主人，最大的危险是对主人有“取而代之”的念头。一旦真正的“主人”（股东）与其想法和利益产生分歧，就容易形成矛盾，最终黯然离去的，通常是“管家”。
　　前些日子卸任华夏基金总经理职务的范勇宏，就是一位无奈离场的“管家”。他于1998年筹备华夏基金，历时十余载，从零开始将华夏基金做到3000亿资产规模。其间，范勇宏一直想学美国基金的治理结构，维持分散的公司股权，使管理层与股东保持对等话语权，但最终，难逃被中信证券100%控股、员工股权激励泡汤的命运。
　　现有公募基金行业的制度设计，难以实现股东、管理层、员工和基金持有人之间利益一致。在博时基金苦心经营了14年的肖风，卸任总经理职务时也感叹，“很难和基金经理们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管理巨大财富的职业经理人，由于缺乏激励，往往容易做出两种选择：职业操守好的，选择功成身退，去做“属于自己的事业”，比如华夏基金王亚伟；职业操守差的，利用职权和内幕信息非法牟利，比如华安基金韩方河。
　　要从公募基金全身而退，也是门艺术。通常，公募基金都有国资背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既是雇佣关系，也是组织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基金经理获得的巨大声望，是“组织赋予的荣誉”，如果处理不好与“组织”的关系，妄图单飞，某种程度上是“不听话、背叛组织”。交银施罗德前任基金经理李旭利，跳槽后遭离职审查并移交司法部门，也许就是组织对“公转私”基金经理的一记“杀威棒”。
　　很显然，公募基金行业中“资本”的地位强势，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博弈，总是以前者失败告终。股东与经理人间的明争暗斗，资本常会仗势摆弄经理人，经理人也会利用职权糊弄资本。因此，我们难有勇气说支持哪一方。
　　资本与经理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产权托管。在西方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不断聚散，产权所有者和经营者逐渐一分为二，资本的地位也逐渐由强转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司股权不断分散，一股独大的资本话语权变得罕见。
　　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随着时代发展，科技创新、信息和人才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资本的地位逐渐转弱。因此，在现代公司治理中，资本与经理人的关系，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同时也互相制约。
　　典型的例子如美国通用电气，这家公司于1876年由发明家爱迪生创立，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爱迪生家族在公司的影响微乎其微。谈及这家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人们通常不知道最大股东是谁，但却知道杰克·韦尔奇、杰夫·伊梅尔特等历任CEO。
　　分散的公司股东、公司董事会与明星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社会治理的关系类似。股东好比公民、董事会好比议会，而CEO就像总统。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行使对CEO的选聘和监督权，CEO对公司运营负责，在给股东带来回报的同时，也获得丰厚的报酬。但如果业绩不理想，CEO就会遭到撤换——苹果公司的董事会，就驱逐过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乔布斯就算再强势，也只能接受董事会决定。
　　中国企业频频出现治理矛盾，也和中国的社会治理类似。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占主导地位的大股东以自身利益为重，忽略小股东利益；其次，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缺乏必要的信任，总在“控制”与“被控制”间博弈；再次，当出现分歧和矛盾时，不是依靠“规则”解决问题，而喜欢利用权谋、胁迫，比的是谁更有手段。
　　在很多国有企业，由于真正的出资人缺位，管理层常常成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可以轻易将企业利益送入个人腰包（铁道部触目惊心的腐败就是典型）。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按理不该出现治理问题，但近年来娃哈哈、创维、雷士照明等企业出现的内斗，也反映出企业治理的无序。
　　不得不承认，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间尚短，资本还处于原始阶段——既没有健全的产权制度，也缺少契约精神的信仰，有的更多是“丛林法则”——谁野蛮谁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