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写的批评：论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的理论维度与话语形态:本质主义

　　自拙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如何可能》发表以来，文艺学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陶东风先生、方克强先生、南帆先生、吴炫先生、朱国华先生等诸多学界师友陆续对此进行了一些回应，澄清了不少理论问题。在讨论中，大家的学术兴趣与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学基本的纯理论问题上，大家普遍较少甚至基本没有涉及直接进行文本阐释与作品解读的批评实践。不过，在我看来，包括小说批评、诗歌批评、美术批评在内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带有更为鲜明的从“本质主义”话语向“反本质主义”话语转型的倾向与特征。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史上，它们的话语价值与学术意义事实上绝不亚于那些纯理论性的文艺学著作与论文。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当代批评话语出现了一种革命式的断裂，一些批评家借助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的启示而告别了自梁启超和王国维以来的“本质主义批评话语”。我将这种超出本质主义批评话语后另行生成的话语形态称为“中国新批评”。“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话语将批评从‘大写’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解放出来，让每一次批评活动都变成对具体艺术作品独创性的分析，变成偶然性的、具体性的‘去蔽’活动的响应，变成‘小写’的话语实践。由于不再依赖于任何意识形态话语，后现代性批评与艺术创作一样是一种高度具体化和个性的自由之思。与艺术创作一样，每一次批评都是一次活生生的‘去蔽’，它展示出艺术世界中事物意义的生成性和特殊性，启示着人生存的无限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当代“反本质主义”文艺批评究竟存在着哪些理论维度?出现了哪些话语形态?
　　一、“解构之维”与“解构主义批评”话语形态
　　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的“解构之维”体现为对传统本质主义“求真批评”三个理论环节的解构。在存在论上，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话语解构了现代性批评话语对生活世界所进行“本质世界”与“现象世界”、“真实世界”与“假象世界”等的形而上学二元等级区分，将“现实”“历史”“本质”“规律”“人性”“生命”“本能”等“真实存在”统统还原为形而上学真理的话语虚构之物。在主体论上，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解构了“理性”与“感性”、“心灵”与“身体”等的二元等级区分，将本质主义话语化的“理性”“心灵”“世界观”“思想”“人民”“民族”“阶级意识”“共同人性”“个体”“自我”“潜意识”“利比多”等等确定性的“真实主体”统统还原为形而上学真理在主观世界的话语虚构之物。在符号论上，中国反本质主义批评解构了“所指”与“能指”、“内容”与“形式”、“永恒在场”与“镜式语言”的二元对立，从而将“再现”“表现”“象征”“反映”“典型化”“情节”“隐喻”“想象”等等统统显示为形而上学“工具语言”观的话语虚构之物。
　　在西方文论界，王宁、王岳川、张法、王一川、陶东风等学者从“反本质主义”“反本体论”“反同一性”“主体零散化”和“反在场形而上学工具论”等角度理解和阐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资源，从而开辟出与中国20世纪本质主义批评迥然有别的话语空间。比如，王岳川认为：“后现代主义似乎在消解了认识论的同时又消解了本体论，而且，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进入1990年代以后，张法、王一川、陶东风等在持续追踪西方“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思想资源的同时，进一步解构了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的“民族”“东万”“中国”“历史”“性别”“大众”等本质主义批评术语。甚至大众文化审美特征的概括上，张法也能够将媚世(kitsch)和堪鄙(camp)这两个西方当代美学的最新审美类型进行跨民族、跨文明的思考。显然，只有在西方中心主义美学观解体之后，我们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媚世与堪鄙对世界美学中的审美类型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思考。”
　　自1980年代初期，批评家们已经开始尝试避开思想分析而试图单纯从语言学和文体学角度来分析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编辑曾这样综述过新时期小说批评的发展过程：“小说文体研究，可追溯到八十年代初。……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更多的理论批评工作者对文体问题表现出兴趣并开始自己的思索，文体问题遂成为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然而，这种关注事实上受制于“内容决定形式”的形而上学批评视野。要真正摆脱“主题”“形式”“情节”“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等本质主义化的批评术语，还有赖于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支援。1986年、1987年中国批评界的“小说文体学”热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文体学”或“修辞学”问题，然而，从更深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涉及了从文体修辞到话语方式等诸多层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利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术语与观念，后新时期批评家们开始推动中国当代文论与批评的话语转型。
　　在小说文体学讨论中，许多批评家强调的重点不是思想内涵、主题思想和典型人物，而是小说叙事的“语言意识”和“语言结构”。黄子平指出：“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提醒我们：它自身的价值。不要到语言“后面”去寻找本来就存在于语言之中的线索。他呼吁文学批评应“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去引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孟悦、季红真从叙事方式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中国新时期“小说进入了自觉的、成熟的阶段”，认为这一“根本变化”具体体现为“(1)情节与故事分离；(2)叙事方式——深入到小说结构内部、对叙事行为的复杂摹仿”。在这一论述策略中，“故事”、“情节”与“叙事方式/叙事行为”被明确地分离开来。王晓明明确意识到“语言的构造世界的功能”：“语言总是要把需要自己表达的东西预先整理一遍，使它明确化和逻辑化。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人说，语言不但帮助我们表达对世界的感受，它更首先替我们把整个世界构造了出来。”语言意识与语言结构的突显，使中国批评家得以将‘现实世界’与‘语言世界，’分离开来，并意识到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隐蔽的神话属性。
　　李洁非、张陵等在1988年开始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来直接解构“再现真实”这个现实主义文艺学命题。在发表于《上海文学》的一篇文章中，李洁非和张陵大量引用索绪尔、巴尔特、本维尼斯特等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文本与观点，指出：“艺术中所谓的真实，实际只意味着真实被置于一定规则与结构(归根结蒂即是艺术的语言或符号结构)加以叙述而已，一件作品的宴在陛最终亦只是它叙述方式的实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