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钱学森先生事迹的心得体会3篇
发布时间：2021-10-31 15:00:30 影响了： 人
今天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的日子。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缅怀伟人。以下是职场范文网小编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钱学森先生事迹的心得体会3篇相关参考资料，提供参考，欢迎你的参阅。
篇1
钱学森和蒋英真挚相爱、至诚相待，一同去美国，又一同选择回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与蒋英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走向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
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呼吁：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受到官场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当今中国一些原本做学问的人也向“裸官”们学习，将自己的亲属放在境外，这些人不可能有完满的家庭生活体验，也不可能有真诚的信仰，更不可能对国家和民族切实担当责任，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是“裸学者”是难以做好学问的。因此，每个真诚献身人民幸福事业的人，先要保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篇2
2009年10月31日的早晨，太阳照常冉冉升起，但这个早晨却令人难忘、使人悲痛、，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学森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知道钱学森先生的事迹是看过一本写钱学森的报告文学《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令人感动的是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先生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所以当他获知祖国即将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就坚决要求回国。由于美国当局的阻挠，他的回国历程长达5年，历经重重磨难，这其中包括坐牢，受监禁，还要经常接受美国政府的审讯。我从一个材料上看到美国反动势力审讯他的记录，十分感人。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回答：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再问： “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应当忠于的对象吗？”钱学森回答：“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要由我自己来决定。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的新闻记者则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这位在万里之外的海外中华赤子，孤身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反动势力，没有屈服，没有妥协，表现得如此勇敢和无畏，令人肃然起敬。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气节和骨气！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归国后，毛主席也曾对钱学森说：“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由此可以看出，钱学森对国家科技建设的重要。先生是一名优秀党员，更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后来我才知道。钱学森先生本人对入党这件事也是看得是很重的，他曾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殷切的期盼自己倡导的技术科学思想，在科学院和五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后来又进一步提炼为“研制” 的概念，将科学院和五院的工作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经过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以后，我们国家面临三年“经济困难”。科学家们生活上困难，思想上对有的问题有些疙瘩，这是可以理解的。学森先生便协助党组和同志们一起做科学家的工作。书中记载了那时科学院坚持两周一次著名科学家参加的“神仙会”，找一个餐馆，先是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然后人人都做总结。会后，每人出5元钱，吃一顿饭，补充一点营养。先生虽然在五院的工作虽然很忙，但“神仙会”他总是参加，并积极发言。他总能能结合自身的体会，对党的方针政策讲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让到会的科学家们释疑。就像陈章良先生曾这样评价钱学森：“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钱老是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把“钱学森精神”和我们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热爱教育事业，
严格要求自己，勤恳地工作，努力探索科学的教育方法，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为祖国的强盛和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钱学森同志以他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为党为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勋，党和人民也给了他深切的关怀和很高的荣誉。使他能够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据我所知江泽民总书记十分关心钱学森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殷切鼓励他，多次看望他。1989年8月7日，江泽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他，号召大家学习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1991年10月16日，在向钱学森同志颁发“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1996年12月11日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两次到钱学森同志家中亲切看望他，听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建议。党的支持和关怀，使钱学森同志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他经常说，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2009年10月最后一天的早晨，钱学森走完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恬淡而又安详的走了，留给世人无限的悲伤、不尽的崇敬和永远的缅怀！我们也在悲伤、崇敬与缅怀中，写下这些文字，寄托一份渺小而又普通的深情与祝福，最后，我想说“钱老，您！一路走好，您是科学界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是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人生导师！您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难以忘怀的科学大师！
篇3
钱学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赤诚的爱。他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98岁，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帜。”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审讯记录。
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即使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也不能改变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到x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年冬，钱学森来到x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爱国主义总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3月，钱学森又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
那是新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维艰的年代。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这些人当时对什么是导弹一无所知，但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之后，钱学森又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也只有在为国家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赢得祖国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二是对“钱”不在意，三是对“名”不在意。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钱学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万分关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两次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励，全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他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5年7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谈到了自己忧虑的大问题。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钱学森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新中国科技、经济、国防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更有蕴涵其中的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闪光也最令世人铭记在心的，就是贯穿于钱学森一生的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
钱学森和蒋英真挚相爱、至诚相待，一同去美国，又一同选择回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
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与蒋英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走向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信心和动力。
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去看、去评论。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总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呼吁：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受到官场一些不良习气的影响，当今中国一些原本做学问的人也向“裸官”们学习，将自己的亲属放在境外，这些人不可能有完满的家庭生活体验，也不可能有真诚的信仰，更不可能对国家和民族切实担当责任，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是“裸学者”是难以做好学问的。因此，每个真诚献身人民幸福事业的人，先要保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篇2
2009年10月31日的早晨，太阳照常冉冉升起，但这个早晨却令人难忘、使人悲痛、，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学森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我知道钱学森先生的事迹是看过一本写钱学森的报告文学《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令人感动的是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先生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所以当他获知祖国即将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时，就坚决要求回国。由于美国当局的阻挠，他的回国历程长达5年，历经重重磨难，这其中包括坐牢，受监禁，还要经常接受美国政府的审讯。我从一个材料上看到美国反动势力审讯他的记录，十分感人。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回答：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检察官再问： “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应当忠于的对象吗？”钱学森回答：“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要由我自己来决定。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的新闻记者则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这位在万里之外的海外中华赤子，孤身一人，面对强大的美国反动势力，没有屈服，没有妥协，表现得如此勇敢和无畏，令人肃然起敬。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气节和骨气！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离开美国，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归国后，毛主席也曾对钱学森说：“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由此可以看出，钱学森对国家科技建设的重要。先生是一名优秀党员，更是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的回国带动了一批海外学子的归来；而他的入党又推动了科学院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政治上的进步。后来我才知道。钱学森先生本人对入党这件事也是看得是很重的，他曾为此激动得彻夜难眠。殷切的期盼自己倡导的技术科学思想，在科学院和五院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后来又进一步提炼为“研制” 的概念，将科学院和五院的工作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为我国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更为难得的是，经过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以后，我们国家面临三年“经济困难”。科学家们生活上困难，思想上对有的问题有些疙瘩，这是可以理解的。学森先生便协助党组和同志们一起做科学家的工作。书中记载了那时科学院坚持两周一次著名科学家参加的“神仙会”，找一个餐馆，先是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然后人人都做总结。会后，每人出5元钱，吃一顿饭，补充一点营养。先生虽然在五院的工作虽然很忙，但“神仙会”他总是参加，并积极发言。他总能能结合自身的体会，对党的方针政策讲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让到会的科学家们释疑。就像陈章良先生曾这样评价钱学森：“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钱老是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把“钱学森精神”和我们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热爱教育事业，
严格要求自己，勤恳地工作，努力探索科学的教育方法，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为祖国的强盛和复兴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钱学森同志以他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为党为人民建立了杰出的功勋，党和人民也给了他深切的关怀和很高的荣誉。使他能够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据我所知江泽民总书记十分关心钱学森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殷切鼓励他，多次看望他。1989年8月7日，江泽民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他，号召大家学习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1991年10月16日，在向钱学森同志颁发“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卓越贡献。1996年12月11日和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两次到钱学森同志家中亲切看望他，听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建议。党的支持和关怀，使钱学森同志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他经常说，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2009年10月最后一天的早晨，钱学森走完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恬淡而又安详的走了，留给世人无限的悲伤、不尽的崇敬和永远的缅怀！我们也在悲伤、崇敬与缅怀中，写下这些文字，寄托一份渺小而又普通的深情与祝福，最后，我想说“钱老，您！一路走好，您是科学界一座永远不倒的丰碑！是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人生导师！您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难以忘怀的科学大师！
篇3
钱学森走了，留下了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赤诚的爱。他的一生，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98岁，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他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
“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是一面旗帜。”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这是一份感人至深的审讯记录。
美国检察官讯问钱学森：“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回答：“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谁就给谁。”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即使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也不能改变钱学森报效祖国的决心。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钱学森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到x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对雄伟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终于回来了！”
“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1955年冬，钱学森来到x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拍案大呼：“好！就要你这句话！”钱学森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爱国主义总是与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钱学森把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6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支持下，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同年3月，钱学森又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并主持起草了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院长。
那是新中国导弹事业起步维艰的年代。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这些人当时对什么是导弹一无所知，但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之后，钱学森又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全身心投入到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的思想，为中国科学技术攀登一座座高峰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学森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一个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与祖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实现个人价值，也只有在为国家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才能赢得祖国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正如钱学森自己所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曾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二是对“钱”不在意，三是对“名”不在意。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钱学森：“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但钱学森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万分关注，直至晚年依然如一。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两次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励，全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他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2005年3月29日，94岁高龄的钱学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5年7月，钱学森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谈到了自己忧虑的大问题。他对总理说：“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后的四年，他又三次见到温总理，每一次都要说起这个话题。2009年8月6日，在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病榻上的老人讲话已经不太清楚，但依然缓慢而认真地对温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钱学森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在新中国科技、经济、国防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更有蕴涵其中的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最首要、最核心、最闪光也最令世人铭记在心的，就是贯穿于钱学森一生的那份浓浓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