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制度 中国的教育制度浅谈论文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教育制度并没有扮演着“改变命运”的机制作用，相反，它正日益复制着社会上的不等机制。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浅谈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的教育制度浅谈论文篇一

　　《浅析当前中国教育制度在社会分层中扮演的角色》

　　【摘要】教育场域有着它自身的规则，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处处都是“机会平等”。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中国的教育制度并没有扮演着“改变命运”的机制作用，相反，它正日益复制着社会上的不等机制。

　　【关键词】教育场域;不平等;规则

　　一、解构教育场域中的规则

　　(一)成绩是划分学生优劣的主要标准

　　教育场域有自己的规则，在教育场域中学生的成绩，是等级划分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则，成绩靠前的学生，通常在教育场域中会得到更多的赞赏和肯定，他们通常也更有希望进入好的大学进行学习。通过高考，精英学校在最后一名入选者(过关者)和最前面一名淘汰者(失败者)之间设立了一条社会边界，建立了对于社会世界的一种合法的划分方式。这条神奇的边界使精英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得以神化，并公开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时使被录取者认同自己的特别，转变其信仰，将他们抛入支配阶层的惯习中。

　　即使进入大学以后，成绩也也是校方和社会判断学生优劣的标准。不过大学对学生的批判，不再像高中那样只是以考试成绩为准，也包括对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和综合能力的考察，但都是以成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成绩中打分的要素比高中时要丰富一些。

　　(二)学校有高低优劣之分

　　在对法国教育场域内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之间分化的研究中，布迪厄选取了84所高校学生的社会出身等材料来分析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差异化的现象。中国的大学也是有层级的，有名牌大学和非名牌之分，有“211”“985”和普通院校之分，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有本科和专科之分(本科也有本一、本二、本三之分)，有调查显示越是好的大学毕业的学生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表面看来，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青年越来越多，事实上人数的增长主要集中在普通院校，名牌大学由于其高选择性(严格的选拔条件与入学考试)并没有扩大其招生人数。因此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差距反而更大，名牌大学因其文化资源的高度稀缺性而更扩大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社会等级的再生产日益巩固与加强。

　　二、教育场域与其它场域的关联

　　(一)教育场域与经济资本的关联

　　教育场域中的不平等问题，与整个社会经济场域中的不平等，几乎是一脉相承的。教育场域有自己的规则，它与经济场域的规则是不同的，但是经济场域中的地位关系却会影响到教育场域中的地位关系，甚至产生越来越决定性的影响。

　　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后就没有再继续接受高中教育了，或者即使进入了高中，辍学率也很高，并且高中也存在着各种等级之分，通常最好的高中拥有最好的资源，而经济条件最好的学生就集聚在最好的高中。

　　那么在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之后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这是中国高等学府层级最上层的学校之一，是“教育改变命运”最能实现的地方，然而赤裸裸的事实是，层级越高的学校所招收的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也是越靠前的。经济地位更高的学生进入了更好的大学，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大多进入了次一些的大学而这些经济背景较好的学生，由于拥有更多的资源，自然在就业中占有更大的优势。加之中国是一个裙带关系很严重的社会，那些在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学生，通常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于是“这是一个拼爹的年代”，成立这个时代的流行话语。

　　(二)教育场域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联

　　我们已经习惯了学校所教授给我们的一切，也习惯了学校制定的种种规则。但是否有人想过，为什么学生的优劣不是以谁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为荣，而是谁在音乐艺术等方面更有造诣为荣，为什么大学里那些多才多艺的学生是值得称赞的，而那些话少又“缺乏见识”的学生会感到自卑;为什么“有品位的穿着”通常都是各个名牌的代表，而不是简陋的衣着。事实上，学校是一个推崇主流文化的地方，是已经占据了社会分层中上层的人实施话语权的地方。他们本身就已经具有的文化资本，使他们在学校场域的竞争中更容易处于优势和主导的地位。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布迪厄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提出的，这一假设试图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

　　出身于具有强大经济和文化资本家庭的学生很容易形成良性循环，即较高起点—优质的初级学校教育—进入一流学校接受精英教育—获得名校文凭—从事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上层子女一踏进人生的历程就被注入了优越的本质，文化贵族们因而能够一上来就投身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迅速地达到霸权位置。

　　三、教育场域的“理性化牢笼”

　　(一)教育机会平等的背后

　　“机会平等”让我们认为能否进入大学深造，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进入大学之前教育对不平等的复制就已经开始，城乡间进入高等学府学习的孩子的比例差别是很大的，也就是说乡镇地区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城市地区学生低很多，在进入高中教育时这种分化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农村地区的孩子在九年义务教育后就没有再继续接受高中教育了，或者即使进入了高中，辍学率也很高，并且高中也存在着各种等级之分，通常最好的高中拥有最好的资源，而最好的学生就集聚在最好的高中，不仅如此，这些“最好的高中“里的学生，家庭经济地位也是最好的。但是然而表面上的“机会平等”使这种不平等的存在具有了不可辨驳的合法性。从表面上看，个人能力是进入哪所大学的基础，上层阶级的孩子学术水平高，进入重点高校是理所当然的。而教育机构的类型和声望对于后来的职业影响非常大，好的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可以顺利进入有声望或经济回报率高的机构任职;但普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得到的机会与回报率却要低得多。而这一切却被表面的“机会平等”深深地掩埋了。

　　(二)大学竞争平等的背后

　　中国的大学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城市文化，它通过对逻辑、语言风格以及全面知识的掌握来筛选学生，适应这种规则的，就能顺利进入“名牌”学校，保持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高地位;而对于那些缺乏文化资本的下层阶级子女而言，他们或进入不了那么有名的学校，或与大学绝缘。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卫宏提供的可靠数据：清华大学在1998年～2000年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从1998年的20.8%下降到2000年的17.6%;在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也从1998年的30.9%下降到2002年的22.3%。从1999年北京市高考录取情况来看，军事院校和部属院校的城镇生源比例接近90%，而艺术院校生源中，城镇生源比例更是高达99.01%。据有关研究发现，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也非常明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对武汉大学和重庆8所高校及西安11所高校的调查都显示，工农子女在“热门专业”中的比例都低于其在高校总体中的比例，而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情况则相反，三者相加经常会超过80%，几乎形成垄断地位。即使有些文化资本丰富的孩子不幸被筛选出高等教育系统，他们仍然能够运用丰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大学教育利用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教育民主假象，掩盖了文化资本不平等与社会等级秩序的对应这一事实，社会等级转化为学校等级，从而使得社会等级的再生产隐蔽化和合法化，而这又是所谓的最为民主的社会采取的最为民主的唯一方式。通过正式的学校教育，更多的中上层子女取得了以高等教育文凭为形式的学术资本，在学历社会拥有这种文化资本可以换取经济和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从而使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形成互换。

　　四、对现状的反思

　　在这个大众教育的时代，在中国这个讲“人情”的社会，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当寒门学子好不容易进入大学学习后，毕业时却又面临着弱势的地位。这样层层筛选，原本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群体就只有非常小的概率能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了，让人感到更可怕的是教育不仅成了一台复制不平等的机器，甚至在日夜创造着不等。它创造出初级不平等，然后再将这种不平等进行复制，甚至扩大。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是累加的，如果第一代上层和第一代下层之间的差距是10，那么第二代上层和第二代下层之间的差距就是15。第一代人需要奋斗十年，第二代至少要奋斗15年才能赶上差距，到第三代第四带，差距一代代扩大直至自身无论怎样奋斗，都不可能再达到那个水平，社会分层完全固化，这样使原本就很僵化的社会结构更加固化，通过教育获得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学校接管了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正式的学校作为权力场域运作的空间，在文化资本和惯习的力量推动下强化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我们还在为其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机会的扩大而沾沾自喜，受支配阶层接受了支配阶层的理念和实践，并将它们误识为合理合法的活动，以为文化和教育是超越于经济和政治场域而存在的，殊不知在看似公平的教育体制背后实际上隐藏了诸多的社会不平等。高校并没有履行其通过教育实践来推进教育公平的社会职能，与之相反，恰恰是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强化了社会现有的等级秩序，使高等教育成为维护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表面的机会均等实现得越好，学校就越可以使所有的合法外衣服务于特权的合法化。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商务印书馆，2004.

　　[2]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M].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陈友华，方长春.社会分层与教育分流[J].江苏社会科学，2007第1期.

　　[4]郝大海.流动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获得研究(1949-2003)[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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