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烛照下的启蒙光辉 今期灯烛闪光辉打一肖

　　摘　要：“当下日用即道”是李贽平等观的基础，内容主要涉及“圣人与凡人、侯王与庶人、男子与女子”的平等问题。客观的评价这些思想，吸收和借鉴其中对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积极因素，重新感悟晚明烛照下的启蒙光辉，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启蒙；平等观；天理；人欲
　　李贽（1572~1602），号卓吾，别号温陵先生，其生活的明代中晚期，是中国伦理史上独具个性色彩的时期。一方面，仍然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严重束缚了人的个性与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社会呼唤新的价值体系的产生。李贽性格耿真，行为狂狷，公开为当时的新兴市民阶层代言，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核心人物。李贽通过“当下日用即道”，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平等观，意图证明人是生而平等的，由此开启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
　　一、平等观的基础——当下日用即道
　　所谓“当下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一贯主张，指人的穿衣吃饭本身就是道德生活，具有道德意蕴，普通百姓的生活即包含了人世间所有的人伦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1]（P4） 既然人伦物理都隐含在普通人的穿衣吃饭之中，那么人们就没有再在人欲之外寻求天理的任何必要了，天理本就存在于人间，而非“主流精英”的主观想象，这样就把伦理道德关注的对象从高高在上的“天理”拉回世俗的人间世界。李贽的这种观点，可以看做是对宋明以来“存理灭欲”思想的一种反动，他要求人们重新重视被忽略掉的现实的人的种种欲望，为其市民特色的道德伦理开辟道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人为了生存，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都是这样。”[2]（P79）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活动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基础，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对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和源泉，是人类进步的标尺。古代国人把道德看得高于生命，加之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占主流地位，人们耻于直接谈物质利益，在价值导向上阻碍了人们对于应得利益的追求。李贽一改以往的道德中心主义，转而诉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末年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变化，但在今天看来，“当下日用即道”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道德虽然起源于物质生活，但又不能与物质生活简单等同，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既是对人类生活的反映，更是一种超越与反思，是对“应然”准则的理想构建。
　　二、 平等观的内容
　　平等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力，也是世人千百年的梦想与追求。李贽的平等观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的本性之平等、政治平等以及性别的平等。
　　首先，圣人与凡人——人生而平等
　　历来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中庸》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知”三等，把人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而且认为是不可变易的，借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李贽从生知的角度提出“圣凡平等”的理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尝不可失之知也。……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3]（P1）即在生知这一点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人皆可以成佛。为其平等思想寻求有力的理论支点，李贽把论述的焦点集中在被人们奉为神圣的尧舜与孔子身上，借以说明他的平等观。他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天下人生而平等，没有圣凡、高下之分，从而否认了尧舜与孔子的神圣地位，褪去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神秘面纱，把他们还原成普通人。李贽的目的是想借助对被奉为“神”的尧舜与被奉为“圣”的孔子的地位的否定，从而达到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揭穿统治者为蒙蔽民心而炮制的“造神运动”的目的，这对当时“安伦尽份”的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一定的解构作用。
　　其次，侯王与庶人——政治平等
　　在圣凡平等之外，李贽还借“致一之道”得出了侯王与庶人平等的观点。“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同等，而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贵者必蹶贱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特未知之耳……人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易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彼贵而不能贱，贱而不能贵，据吾所见，而不能致之一也，则亦碌碌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4]（P17）“致一之道”的实质就在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二者之间是平等的。受“崇本抑末”思想的影响，经商者在古代中国地位颇低，世袭制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你的经济地位多高，也摆脱不了社会下等人的政治地位。到了李贽生活的时期，赢利的增加再加上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阶层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地位，他们想要谋求更多的政治份额，因此，“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这些思想足以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伦理诉求，可谓石破天惊，大胆之至。
　　再次，男与女——性别的平等
　　李贽认为，女人是人之始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繁衍发展的前提，没有女子，这个世上就不会有君臣、父子、兄弟，因此，女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应与男子无二异。“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5]（p58），人们见识的长短、优劣与性别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女子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机会，女子的见识不一定低于男子。他还专做《妇女篇·才识》一文，将历史上才识过人、智慧超群的奇女子一一列出，一再称赞她们是“大见识人”，为“男子所不能”。另外，他反对将亡国之罪全部推到女性身上的错误论调，反对“红颜误国”说，否定女子与国家兴亡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既然男女之间在智力、能力上是平等的，那么他们在感情上的追求也应该是平等的，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利。李贽高度赞扬卓文君自己选择爱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对当时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伦理纲常的极大讽刺，在晚明那个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确实是一种非常大胆、进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