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全集_蒋百里 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速决与持久 抗战的基本观念
蒋百里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
（一）前因
一个民族遭了打击，能反躬自省，举出自己的弱点，本是极好的事。但二三十年来士大夫阶级的种种悲观论调却另有两种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轿——把人家骂得一钱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诿过——什么事作不动都是人家不好，从骂老百姓起，一直骂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将这一种悲观论集合起来，那是华族早就十足的具备了亡国资格，而现在铁的事实现在眼前，这“抗战一年”，竟可说是历史上的奇迹与突变。
反之，乐观论者也不可以将这抗战一年的事实看得太轻松，前方的血，后方的汗，一点一滴的流出来，这不是单靠着几场演说，几本小册子，几张图画所能做得到的。他必定更有一个更大的原动，有了这个原动，才能前仆后继的死而无悔，早作夜思的劳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这奇迹的原动举出来，以增强我国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现在的教育家与教授们对于中国历史有一个研究的指针，使国民对于自己个个有一个自信。
这次抗战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种子，经过了种种的培养，到现在才正当的发了芽，开了花。而将来还要结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大时期，每一个时期有一个特别的注意点——就是文化发达的特别主流。此后历史教材应当向这主流方向研究出来才有用。照这个主流来看，这三大时期有继续不断的灿烂的光荣，而且这个光荣以前并未毁灭，将来更会发展。决不像悲观论者那样“腐败化”“老衰化”，如今且说个大概。
第一期从周族开辟中原，到秦汉的统一中国。这时代是华族完成自己文化时期，这个时期已经下了两颗种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他的工具是当时发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取攻势的；井田就是荒垦，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势的。这两个力，——同化抵抗，攻势与守势—— 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互相的补助着他的自身的发展，演绎出来，长城是象征着守势，象征着抵抗；运河是象征着攻势（交通为攻势要具），象征着同化。
这个大文化完成中间，还有一件世界没有发见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势（就是抵抗）。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拚命。因为我们是大平原的文化，当地广人稀，我们尽有让他种人发达的雅量，不像欧洲希腊那样的一块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拚命不可。文化攻势的意义并他发展的形容词，古书里还可以寻出几句来，如同“舞于戚而有苗耒格（舞干戚而有苗附？）”，“用夏变夷”等等，至于尚书里“黎明（民）于变时雍”，“礼失而求诸野”，中庸里“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等，形容得那么伟大于武力的守势，那老实不客气的拚命。孔子说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说的“凿斯池焉，筑斯城焉，效死而民不去是则可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个文化完成之后，如其不加锻炼，还是要沉沦，要衰老，要灭亡。天幸的锻炼的机会来了，于是转入历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从汉末张骞开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国成仁为止——这是养成我们同化力的时机。
许多历史家把五胡乱华纯粹看作华族被异种人压伏之始，这是大错特错的。我要问：为什么五胡捣乱开始第一个人物他偏要姓刘？人家自发的正正堂堂入了我们的国籍，我们为什么要认他是外国人？老实说罢，我们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岂只胡化，还要印度化哩。头上飞机在那里转，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还念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时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没有而华族特有的妙处，就是我们自己有文化，而同时能诚意的接受外来文化。现代的欧洲人本来自己没有文化，所以笫一期的希伯来化，第二期的希腊化，能顺利的进行，如今两希还闹不清楚，中国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个无比的伟大国家，无上的进步文化，如今还遗留下有唐律与唐诗。
因为同化力的意义，一方在发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来的新事物。我们看六朝到唐的中叶，一群发疯似的留学生，冒着性命的危险，向印度出发，表现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击精神，他们只希求内心之满足，并无丝毫升官发财的念头，而社会上也被这勇敢高洁的人格所感动，作我们邻居的理论整个的在中国植下根基，到今天我们西边的老亲戚（蒙藏）还可以有一脉相连的关系，不至于反目！
在这个同化力养成的时候，抵抗力并不因此而丧失。这就是民族南迁逐步的开发了长江南部，渐渐的遇见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广东福建的语言还保存着古代的音节，这就是证据。不过在这一段锻炼中间发见了一个原则，抵抗力不可误用。就是说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无用的。韩欧的文章，尽管可以为古文的模范，但是《原道》也罢，《本论》也罢，打消不了民间的一句“佛”。而这时代不像欧洲人那样没出息，闹成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就是华族特有的长点。
同化力养成了，不过抵抗力没有锻炼，这也还不够成为大器，上帝嘉惠我们，来几个硬钉子碰碰，这就是：
历史的第三期。从文信国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总统为止，就是说从蒙古侵略中原到革命成功为止，是为锻炼我们抵抗力的时期。
蒙古人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陆，第一个把他赶走的还是我们华族。满州是东胡族，具有相当的同化力，同是华族本来容易接近，所以勉强能维持二百多年，并且随嫁时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财产。但是华旅的抵抗力始终潜在的滋长着，所以一致革命声入心通的全中国呼应了。如今五十岁以上的老党员，可以自省一下，当初 “革命”二字，怎样的从耳朵里听进去，怎样的转到心窝里，怎样的发动了行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英雄的本领就在得到群众心之所同然。
两次赶走异种人的历史，说来未免太长，不是本文所能及。但我要举两个人的两段精警的话来警醒大家。
第一，是明太祖的遗诏。他用武力来赶走蒙古人，当时的士气，必定极旺盛，看不起外国人。但是这位英雄从种种的经验上寻着了我们民族发展的要点，所以遗诏上说：“非夷狄来侵，不得用兵。”这就是说，不要看我们赶走蒙古人太容易，就发生了侵略的野心，武力是应当取守势的。现在喜欢看远势的英国人，对我们群众抗战有成绩，就不免有点担心。国联席上敌人怎样借着排货的理由，煽动英美人对于中国之忌刻，以表示他上海出兵的正当。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
第二，是顾亭林所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家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也耳。”这句话照现代解释，他之所谓天下，即是民族的国家，他之所谓国，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说——皇帝不好换朝代，官吏不好换政府——这不算一回事。至于国家的兴亡，这个责任是在匹夫，是在一个一个的老百姓，是在整个的民族。我们试想想，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是谁？……当年革命本来是匹夫之责，后者却混进了许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后，还要吃十几年的苦。
两个要点说明后，我还要把主文锻炼两字来说明一下：
上文说过，同化力与抵抗力有互相补助之能，如其单独运用，不是归化，便是入山。天幸我们有地理上的优越性，历史上压迫我们的异族都是从北方来，而怀抱强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的南移，至于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从海上倒贯进来，自然的使我们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长我们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业，单单起于广东，这是地理历史上的大因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这一次后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来却推侨胞为第一，一个苦力，一个车夫，个个能将他们每天所得的工资，提出百分之几来，积成一个按月常捐，寄回祖国，一年来没有间断。这真是长期抗战的好模范。
反之，近百年来，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误用了。不用说拒绝通商，反对传教，到后来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败，使后来的小站军人根本丧失了战志，所以到民国成立了十几年，不仅军事的制度没有确立，而且使国民对外观念常在动摇不确实状态之下，一会儿看得敌人一钱不值，一会儿看得敌人如天神一般。而过渡时代竟有以国家性命关头之外交国防的大政策作政争之工具者，则两都沦陷，东南涂炭，正可谓自种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顾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与“匹夫”的分别，连我个人也几乎要丧失了自信心。天幸的在这整个民族震撼动摇之间出了一位领袖，他能握着华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与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国顾问走了，有的着急着问我军事上会不会发生影响，有的轻松的说顾问本来没有大用处，走了也罢。我对此事发生无限的感慨。
原来聘德国顾问的一件事，是十三年前蒋先生初到南京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的。他不以革命军成功自满，更要为中国在国际地位中，立一真正的现代的军事基础。我当时就感觉着这种精神的伟人，而可惜还有人不能体会。我说第一不用着急，军事家不是单是德国专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到是领袖的这个虚心，是千裁难求。我们应当体会着，宝贵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轻松。本来顾问是外国人，有没有用处看我们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顾问就有用处；没有能耐就没有用。我们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势的迎头赶上，万不可自作聪明装老腔，说什么中外形势不同，而将军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设停滞下去。举顾问这个例不过表示领袖虚心的一端，这已经把握着华族发展真本领的一面，从这个“虚怀若谷”里，将来还要开出一种世界未有的奇花!
至于另一方面的抵抗力，则领袖战志之坚决，一年来群众应当明白。不过可怜呵，人家倒明白确信，我们自己倒还有怀疑的糊涂蛋。今年春天，东京的杂志里已经将五年前庐山的秘密讲演公开的译着，登着，证明了蒋先生决不会同日本人妥协。而反倒中国方面，今天意大利作调人，明天德国人提条件，没头脑地替敌人做广播。幸亏战斗的事实摆在眼前，而日本人的外交方式倒替我们领袖的战志做了保证人。（我可以同摩西一样的向着忠君爱国的日本人豫言着蒋是不会倒的！倒是今天防共明天排英的更且同华族结下了民族的深仇的军人，却把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意义，至少去了半截。）
世界上够得上当领袖的没有一个不是意志坚强，革命正统下锻炼出来的。蒋先生，直接继承着三千年来祖宗遗传下的抵抗力，紧握着四万万的声入心通不同言筌的群众意识，本是无可疑义的。不过五六年来还有一种沉痛的回忆，使我们对于领袖战志之坚决更加一层尊敬。试想自九一八以来迄于七七，中间政府受过多少攻击，闹过多少乱子。所以战志虽定而贻误了不少的战备，不过从决心上看来，现在的成绩还是当年一百个“忍”字来的。一种人，他自己的意志不坚定，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的来揣摩风气；一种人，他自己虽坚定，而主观太深，不能设身处地考察实际的方法与时机。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之过，倒还可恕，而在这中间，竟有趁火打劫的政客也在那里高谈和战，所以我当时说——主帅应具有决心之自由，和战非我辈所当讨论，我们的任务，只在预备着工具而巳。
蒋先生在四年前说：“我有最后的决心”。三年前的冬天就有人问到底几时是最后。彷佛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后，蒋先生又说，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来，我彷佛听见又有人要问到底几时是最后，我老实说，最后就是明天，不过你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没有办法。
如上说来，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训条，几个确信：
一。我们应当欢喜，（不前不后）生在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下做中华民国的国民。
二。我们应当自觉，我华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养，五百年的锻炼，根基深厚，无论世界上那一族也比不过。
三。我们应当确信，我们领袖有坚决的战志，有不自满的虚心，继承着华族正统的两种力——攻击的化力，守势的抵抗力。
四。我们上有领袖下有群众，用不着我们谈主张，我们应当尽全力去觅得工具。
（二）后果
真命天子出来了！——这不是深山大泽中的篝火狐鸣，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这是社会演进的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的铁则。究竟这个真命天子是谁呢？我说就是顾亭林之所谓“匹夫”，分言之即一个一个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个的民族——夫是之谓民，夫是之谓主。
悲观论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两种阴影扰乱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满清入关。姑不用说敌人的能力，国际的环境，怎样那样，单就主观方面看来，他们忘记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两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吗？明末革了命吗？
有一句唐诗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遥看近却无”。你们如果到乡间只看见农民的愚蠢与破产的悲惨，你们如果到工厂里或立在码头上只看见劳力者的不秩序与不洁净，这所谓“近却无”；但是你如果飞在五千尺的高空鸟瞰，你如果立在昆仑山顶东望，包你有一幅锦绣山河活活的现在面前。观察一个多数的大集团的发展，最紧要的就是要把近视眼镜除下。老实说罢，大群演变的趋势，没有先见的慧眼是看不出来的。
再打个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间元年就是元旦。这年头，天气坏，一场一场的冰雹雨雪打下来，现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国二十七年），老头子闷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残雪的中间看见一片似黄非黄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几天的忧郁，但是这个嫩芽将来究竟怎样呢？
诸葛亮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颓也”。这句话谁不会说？但是他的文章却好，实实在在的指出，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小人太多了，只好笼统的指个大概，拿桓灵做代表。贤人，他却要一个一个的保荐，而且要求着“事无大小，悉以谘之”，这不是空论，而是实际。不过将亲贤远佞的一件兴亡大事，就是靠着皇帝个人来判别，是极危险的。诸葛亮死了，谁能把贤人小人一个一个的指出来？吃过痛苦的欧阳公在朋党论里，也只能举几个原则，不能应用。历代的治少乱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宋明末代总是国家的外环境要求着优胜劣败，而国家内环境却是劣胜优败，所以应付不上，至于败亡。
现在可以明白了，抗战一年的第一效果，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
诸位前敌将军听着！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我们有办法，肯拚命，能够意志坚强，心气和平，敌人就会用他们自己的血把我们做的文章红圈子密密的圈起来，同时还有外国新闻记者一字一句的不惜电报高价向世界报告着，同时还有本国的老百姓手舞足蹈的向他儿孙演讲着。谁还敢忌刻你们，造他们的谣言？所以平时或许有出力不讨好的事，战时却是出力必讨好，不出力必不讨好。一个歪曲的社会，到了抗战时代，天然的会正直起来。
从前许多清客们骂老粗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实这两种还含有积极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敌人去，拍向民间去，到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顶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借着服从命令的招牌而不负责任的消极的“等”。“等”就是平时大多数升官的秘诀，就是战时打败仗唯一的祸根。这不但是中国，外国军队也是这样，震飞将军在开战时一个月内，将高级军官换了三分之一以上，现在公认这是他的最大成绩，马仑大战的致胜总原因。由这个“等”字演释成功，所谓“保守实力派”这是社会停滞时必有的败象。可是在抗战时代，最倒霉的，就是这一群“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还有别的字吗？同时肯牺牲的倒大多数保全，想保全的结果必至全部牺牲。因为平战两时社会性，有一部份是完令相反的；平时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战时顶吃亏的办法。时势造了英雄，环境等着豪杰。毛奇将军叙述战争之有益于国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国民堕落，是根据这事实来的。
可是这次抗战中间，除了考试作用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幸的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牧去，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乾净健康。这个妙药，就是南京北平的汉奸团体。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多么危险？有的曾经受过社会欢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脚，有的竟做到现代政府的高级官吏。就是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果王荆公或竟将倚以了事。如今清浊分明，再不容鬼混了，这种现状，一方面可以使中国社会从此可以明白，怎样是汉奸型的人才？应当如何加以卫生的警戒？一方敌人却将那种坏种子吸收进去，自己破坏，自己传染，以为自身将来破灭之准备。（如今咬杨枝（牙签）的穷武士袋里也有了花旗银行的存欵摺子。）
但是，造一种勇怯的考试制度，贤奸的分析作用，不过是现代的小果。事——更有大于此者。
我先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汉朝要艳称文景？为什么唐朝要艳称贞观？不仅汉唐，易姓革命后的第二代，总是比任何时代好些。
欲解此问题，则仍当归之于理想家（知识阶级）与实际家（主权阶级）之调和。圣君实际家也，贤相知识阶级也；土豪实际家也，劣绅知识阶级也，两者合作则事成，两者分离则事败。大乱之后，则两者合作机会甚多，并且更进一步相互的融化，知识阶级肯负责任，如曾文正之挺经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揽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趋于实际者也。汉文帝能与贾生作长谈，唐太宗能临摹王右军的书法，此实际家之能趋于理想者也。反之，崇祯问臣下以剿匪之法，则叩首曰：“愿陛下先正其心，先诚其意。”三问，三叩首。逼得这皇帝没法，信用周延儒这一种小丑。不仅是政治方面，就是学术方面，顾王的考据朴学，颜李的实际哲学，都是在这时代养成的。
其实，执此以例，近代兴亡，百不爽一。
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开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西南移，后者见之于“西”，“南”群众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的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五十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只须经过书房——考棚——衙门这三个关门，就可以负责担任国家的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这种缺点，一百回的讲演是改不过来的。因为讲演也不过靠着书本做宣传。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这不是说青年没志气。事实上环境不许可，我认识的朋友中有几位多是靠了一种特别机缘，才到民间，而这种机缘万万不能普遍。
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岁，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从江西逃出来的路。）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学生，是客观的社会测验，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仅是教授学生，就是难民难童离了他故乡去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乡土的观念逐步的扩充着，这一种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锻炼，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们多么幸运。所以我个人决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的住在香港念书，特别叫她丢了书本到内地来过些逃难的生活。我还觉得这个无上大学的讲习班，比香港的皇后大学高上几百倍。
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单就这一点看，如今“土货”就此“洋货”价格高些。因为“洋货” 无论怎样的用功，都是拟想的；而“土货”却是实实在在的经验的。我想此后的国民市民不能随便让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标罢！重工业的老班们，再不敢贪小便宜，将他的工厂竞争得拥在一起罢！我敢断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们的非战斗员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残骨散的惨痛，决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那么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后，英美的都市建设家，航空专门家，必定要到中国来留学，来就教。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的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
。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的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的。
诸葛亮已经用不着苦心弧诣，阿斗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阿斗了，所以我们要确信：
（一）社会上已经有了公平的判断，只叫我们自己努力，没有不成功的。“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冤枉事，将来会一件一件减少，以至于无。就是汉奸的儿孙，也要向成仁诸公的忠魂碑叩头。
（二）我们民族主人翁的资格，条件已经具备好了。现在正在筹备大典，不久就可以正式即位，大赦天下。
中华民国万岁！ 二十七年九月一日于汉口
（三）馀意
谈过去，可以证诸事实；事实为人人所共见，故使人了解易。谈将来，只能求诸想像力，想像力为一人所独创，故与人共证难，况且能了解过去，不过是一种说明，一种学问，不能激动成为行为，而有避于实际者少，所谓“历史之所教训于人者，即人类不受历史之教训”是也。
能印证未来，则可以便现在的行为得一种标准，而为将来之成功更得一层保障。故实际上印证未来之要，甚于过去，但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又是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
我于民国十一年就下一敌情总判断，（见裁兵计划书）“德国此次战败之原因，自兵略言，即是目的不明了，理由不单简；自宣战的理由言之，是攻俄。自军事之动作言，则攻法，自最后之目的言，则对英，失败之大原因即完全因为侵略主战。野心家视此土既肥，彼岛更美，南进北进，名曰双管齐下，实是宗旨游移，而其可怜之人民只有一命，则结果必至于革命而后已。”
日本的军事后辈们！你们一辈子研究军事学问，锻炼军事精神，连“宗旨游移”四个字的大毛病还不能了解，靠一点不完全的从欧洲俄来的小技术，混充东方主人翁？回回头罢！我是千万分的好意呵！
至于述中国国防之方针：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竖排版的左，就是下文）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下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此，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据世界潮流。”
国民听之！呜呼，互助！互助！（莫或改之，若或改之，所当惩前，所当惩后。
但是我不是仙人，破课未必课课皆整，用十几年前的老话，来证明我现在悬测之不谬，恐怕尚不足以起大家之信心，我只好用现实，再用一年来亲身所经之事实证明之。就是说，许多人带了近视眼镜，我不能把他眼镜去掉，带他到野外，他还是看不见草色，只好拉几根黄芽送到他面前去。
自我去国中间才一年，而青年进步之可惊，乃出意外，约而言之，乃有三点：
（一）观察深刻了。西安事变前十日我才从欧洲回来，到香港到上海就有许多记者来，问长问短，我是好说话的，但是他们笔记下来的东西，我明天报上看见，总觉有许多不透澈。可是今年，不然了；他们听我的话，同时又注意我的态度，摇蒲扇立起来讲演，也记载下了，说话停顿一下，眼光注视一下，他们也注意到了。最奇怪我在南洋，遇见一位武汉大学住过一年的学生，他的笔记上说：“遇见这个青年的老头子，陪他游公园，同他谈话结果：总觉得“中国是有办法的。”我问他看见《国防论》没有？他说没有，我更觉惊奇。总之这一种由局部而注意到全体，由表面而感觉到内心，照平常，总不能那么快，那么自然。
第二，是感情深厚了。这于最近文学作品中到处可以看见，如《战地与秋收》里向着稻田说：“……快快成熟起来吧！让一粒一粒谷子填实我们前方战士的肚皮，增强他们杀敌的精力！……禁不住幻想把两臂张成天罗地网一样，护卫起今年这些绿油油的新稻，不再叫那些野兽掠劫去！……”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绪，决写不出那种文字来。而最近有人从上海来，谈及敌人南京兽行，多数人闻之发指，我独说：敌人军纪如此腐败，吾辈当自信战胜之确实有把握。而述者太息之， “此厌战思想之反映也”。
呜呼，怒者勇也；喜者知也；哀者仁也。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你看一件事，可以由怒而喜，由喜而哀，这一场谈话中，感情之从浅而深，从薄到厚的程度如何？
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座谈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的问：“武汉保得住么？万一武汉失了又怎么样？”最后又有一位青年女同志问“中国经济力到底如何支持，前方发给兵的五元一元的法币，兵士们没法兑零，乡下人一担东西决不能值一张法币，所以没法找，因此军民生出大大的磨擦”。他们这种率直的态度，都确是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现在是实际生活，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
综上三点，可见理想与实际，一步接触，就能发生异彩。不过我还有两点要求着将来的中国主人翁：
第一是应当向伟大的方向走去，我觉得在一年来的新文学中，最出色的是空军文学。当然从前在亭子间里，现在在天空中，居移气养移体，吐属自是不同，而空军的环境可以说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惊异的，所以激荡出来的文字比人家不一样。不过在我的直觉上似乎灵敏面多，空阔的方面少，我还希望将八千尺高空上的灵性再用加速度的发展。韦尔斯的“世界国”是发生在天空里的。法国一位空军将官告诉我：“空军官长的胸襟是阔大的，不是偏狭的：所以最适于国际用。我希望空军的勇士们，多给予我们国民以伟大包容的气象，把我们固有的界限，磨擦等习气扫除了。林白先生到了欧洲，就哈哈大笑的说：“你们欧洲人那里配打仗，不是三分钟就完了么”？你看他多么气概！上帝安排得顶巧妙，越是偏狭的国家主战派——即法西斯纳粹们——他的武力却是立足在富有世界性的空军上！这个安排将来又会开一朵奇花。我们应当注意。
第二是应当向实际方面再进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了。感情深厚，态度严肃，是接近实际的第二步，就是体验着了。
青年他，譬如讲恋爱罢，先是一瞥欣赏她的美，再是交际着理解她的性情，现在必定要到第三步才能圆满，就是改变两人现在的环境，改变两入独居的环境，而结婚，而同居，现在理想与事实已经接近到第二步骤，现在是理想与事实，商正式的结婚了，就是由观察经验而至于改造环境，才称大功告成。再譬如，说了半年的动员民众，到底这一大群民众如何将他动起来？靠文字，靠说话是不行的，如今简捷明了的来一个户口检查，壮丁多少，老幼多少，妇孺多少，有一个决定的数目了，那么，多少人做甲事，多少人做乙事，谁该来做事，谁该上前线，谁该后退，至少可以有个估计，才可以说得上一点动员计划。
特别的，武汉的青年们！我同诸位暂时告别。我可从远处望你们发芽！你们现在站在中国的中心；受着最紧要最严格最公平的试验，考题是“保卫大武汉”。我祝你们大成功，做中国全部的模范。
二十七年九月十四蒋方震于汉口
速决与持久
法国战术家认为共计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为运动，一为射击（火力。）
飞机出现以还，技术上的进步一日千里，如今空军已单独成为一个作战单位，同时向来最缺乏运动性的迟缓的炮兵，经过摩托化并有坦克战车的发明以后，它的速度也超过了从前几十倍。空军的重轰炸机，将来速度可与驱逐机相等，而驱逐机的速度则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进步，所以欧战后的军事发展，专在运动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随运动性的增加而增加。
单从战斗的工具来说，各国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工夫，因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着速决方面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所谓“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到各国，尤其是持久战失败的德国，就注重在“持久”两字，风行一时的自给主义便是持久战的根本政策。不过，文章是要从反面而看的，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各国如今以守势为国策。须知他们一方面高谈持久，然而各种战斗方式，莫不趋向速决的方面，而持久却是达到速决的一个门径。
全民战争的痛苦是太深了，负担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对于民众的要求虽为持久，军事家对国家的义务则取速决。不用说空军战斗是速决，海军战争亦然如此，一番会战每可决定全局的胜败，战斗中最有韧强性的就只有陆战。然而现在陆战的工具一天快速一天，陆战装备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谓快速师团。它的战术，亦即它的特性，就在出奇制胜。在看现在各国的动员律也是朝着速决的方向走。德法两国国境建筑的要塞，目的在掩护动员，绝不想在那里死守。当年凡尔敦要塞的北方区，正留有一个攻势地带。如今德国积极修筑高速度行车的国道，也正在守势中间寄托着一种攻势。
我们可以说速决主义乃现在实际军人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从这种战略上的速决中间，发现了军制亦即国力上的持久问题。须知空海两军都是以技术的优越而决定战斗的胜利。一国的经济力量，能否与技术上的发明亦步亦趋，乃军备上一个根本问题。譬如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的义大利飞机，现在已成为明日黄花，不能与英国竞争，若将这些飞机一律取消，换上一种现在最理想的构造，经济上不胜负担；若用局部改良的轮替法，又怕敌方改良得快，将一辈子赶不上人家。所以现在军备改良有一个主义，名为“发明唯恐落后，制造唯恐争先。”就因国力跟不上技术，换一种炮，动辄几千门，换一种飞机，动辄几百架，真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谁都受不了。
掌理国政的人假如轻轻失去了军事优势的时机，再要重新恢复优势，至少要待五年或十年以上。照我个人研究，历史上陆军的强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军强大，不能保持五年，比较上优势最易持久的还是海军。这因为主力舰的建造再（太）费时间，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国的经济力量与民族传统，这并非五年十年的近功。
总之，现在欧洲军事的方向固然趋于速决，而政治的痛苦与经济的困难在于不能持久。它们苦心孤诣的经营，便在寻求速决与持久的平衡，要从此中发现一条新路。
他们要求速决，所以不能讲持久；速决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现在拿欧洲这一种实况来研究中国应循的途径，我们知道欧洲人从速决主义下发现持久的困难与必要性，至于我们中国目前既需持久作战，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决心下，来研究速决的“速”之条件。欧战法国凡尔敦所以能长久固守的原因，并非由于死守，而在于法国人能利用运动战的原则，将守军随时移动。死守一个阵线，无论设备如何巩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将整个战线顷刻毁灭。去年比尔波铁环的防御，建筑的时间费去九十小时，而摧毁的时间，只经九小时。
当年法德火力同等，而法国守势战尚非扼据一线的死守，何况火力平常不占优势的我国。所以在一个持久战区之内，反而是用了运动战可以达到持久的目的。简言之，这便是“以攻为守。”假如拘之于形式上持久的一线死守，是必然不能达到持久之目的，现在德国有步步为营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于运动中。
一个部队的火力要与运动力等同，没有运动力的火力，可名为“死火力”，所以要达到持久固守之目的，应以增加运动性为唯一条件。前方作战的部队至少要能够自己指挥后方的给养。我们装备完全的兵团差不多与德国步兵团相像。但德国步兵团后方直属的车辆，就有一百三十辆之多，假如每团加上防御战车，更需增加七十余辆汽车，才可使一团的火力得到适当的发展与运用。至于一师作战单位的大辎重与炮兵辎重都没有算在其中。
远适异国不知战斗的实际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过我以为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是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须以速决为手段。
欧洲的问题是久则不速，我们的问题是不速则不久。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于柏林
抗战的基本观念
欧洲人以商业起家，他们的心理上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现钱主义，一是计算主义。因为现钱主义，所以将来如何危险，他总是说：“到那时候再说”。这决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时如何最为有利，却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为计算习惯，所以两种数字的比较，可做一切计划的根本。他们偏重物质元素，至于不可以数字计算的精神元素，总退居于背景里。
我们来到欧洲，随时给欧洲人说明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们表面上虽然承认，心理上总带着怀疑。因此我就以中国人并军事学问上的立场，在德法两国军事杂志上发表了一点学问方面的见解，想把他们的根本观念廓清一下，现在把这篇汉文稿子寄到国内籍供国人的参考。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
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一时的享乐，而是悠久的长久的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终于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综括。在欧洲人看来，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学问上研究固属有益，与实际的人生则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来，这徒然造成了时代的落伍。但中国人却从这种历史教育中养成了一种特性，在今日就发生了影响。中国人是：因为时代经过既久，社会变迁自多，所以他的历史观念是强者未必永久强，弱者未必永久弱，汉、唐、宋、明，曾经几度的败亡，但未来复兴的一个模糊的希望始终涌现于国民的潜意识里。王夫之顾亭林在宗族失败以后，仍是拼命著书，这种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国海塞尔（Hussel，胡塞尔）博士，在德国战败后重新把本国历史叙述一遍，提倡一种乐观精神，我觉得他的功效，比了费希特（Fichte）的讲演还重要些，但较之顾王，犹不能望其项背。
这种悠久的乐观态度，非今日物质文明眼前享乐的人们所能明白。也许有人说现代的文化与从前不同，然而真正拿历史的眼光来看，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在其传染性，发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谓之文。所以文化这回事第一是敌我同化。蒙古人满洲人会骑马，西洋人日本人会用机器，但他骑马我也能骑，他用机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决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获得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福煦（Ferdinand Foch）将军指挥了一千万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补充，他却说一句话：“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我们知道福煦将军先有了这个根本信仰，然后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给他。换句话说，因为法国人精神的坚决，所以物质才能从贫乏里一天天充沛起来，武力才能从弱小里一天天强大起来。
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识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们有真正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阪，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知识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史丹法尼（意大利前财长，时任国府高等财政顾问）他倒懂此心理，他说现在中国人人心头有一个南京，日本空军炸毁了几座新式建筑，并不算一会事。
第二点，便是我们的决心，是直觉的，不是计算的。毛奇（似应为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老毛奇）将军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后要断。”现在的欧洲军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难逢一次断。但战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时的计算无论如何精密，到了战时仍不可靠。毛奇将军这句话的价值，就是把“算”和“断”分为两件事。断的时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打胜仗，然后打仗，这种军官就不能成其为军官。
从世界的眼光看来，敌人的飞机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们只有多少，我们当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领袖已经在计算中过了六年，现在不能计算，只能断。我们现在的抗战，便是我们的直觉，但这支决议经过了一番计算的洗炼。你们现在再用纯粹计算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次抗战，就事情是我们断然决然的意志。战略家异口同声说，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战争来说，抗战乃我们民族决心的表现。蒋介石将军的意志，便是我们民族意志的象征，若论日本能曲阜中国民族的意志，这是没有历史的常识，若谓日本能屈服蒋介石将军的意志，这是没有人格的认识。
日本的愚蠢可笑，可见于防止赤化的这种宣传上面。大家知道赤化是一个思想问题，不是威力问题。若谓威力可以压制思想，世界上就绝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兴的国家了。假如欧洲人害怕中国会变共产党，不客气的说，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于尼古拉二世用禁卫军压迫革命党一样，而且，谁能够保证日本这二百万军队中没有很多的反战派和共产党？
中国人决心不走共产的路，不是任何威力防止的缘故，而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家庭组织与爱国精神。假如抹杀了中国的爱国精神，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这时欲防止赤化，就是百十倍日军现在的兵力也是不够的。日本现在这样蹂躏中国，目的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分裂破坏，要把中国赶上共产的路，但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中国的爱国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全民团结，加速了中国一切组织的改进。中国民族存在一天，这种精神与组织也存在一天。所以日本欲屈服中国，和把中国赶上赤化的路，二者是同样的绝不可能。中国人既不会屈服，也不会赤化，我不敢自夸，我举外国人一句话，英国泰唔士报说：“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