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_关于抗击疫情的优秀毕业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1-07-27 17:01:13 影响了： 人
在当前抗击重大疫情中，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体现为国内外对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的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也体现为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变化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治理之难，重大疫情全方位挑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等。以下是职场范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疫情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_关于抗击疫情的优秀毕业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爱分享。
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抗击疫情的论文范文：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与应对研究
在当前抗击重大疫情中，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体现为国内外对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的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也体现为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变化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治理之难，重大疫情全方位挑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等。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意识形态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短板，现代社会竞速主义发展逻辑，大众传媒背景下的“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科学应对社会意识形态波动，应该立足当前、讲好抗疫故事，遵循规律、强化分期管理，着眼长远、提高科学思维能力。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粘合社会不同思想文化的“水泥”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机器，深刻嵌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交织而成的“关系矩阵”之中，并伴随这一“矩阵”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渐变与突变、平衡与失衡更迭演化的波动态势。历史实践表明，以传染性疾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加剧社会“关系矩阵”的深刻变革，引发社会意识形态的激烈波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背景下，有关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质疑与认同的公共讨论，充斥意识形态领域，促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较大波动。本文拟透过纷繁复杂的公共言论，研究把握这场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意识形态波动及其发生逻辑，探寻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策略，以期为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提供参考借鉴。
一、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现实表征
个体生命健康与公共卫生事件向来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话题。从2020年1月20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以来，围绕重大疫情的新闻报道不断升温，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与裂变式传播态势。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联合腾讯媒体研究院、腾讯指数，对疫情期间的舆论热点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与网络调研。结果显示，除“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核心议题外，按照热度指数从高到低排序，还涌现出“捐助援助”“防控措施”“疫情发布”“在线教育”“物资保障”“复工复产”“国际动态”“权威解读”“追责问责”“人事任免”等十大热点议题。这些议题主导了疫情期间我国社会舆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走向，推动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出正向叙事与反向挑战两种波动态势。
从正向叙事来看，伴随疫情防控形势的积极向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展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得到国内外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到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全国疫情防控；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地驰援湖北、守望相助；从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到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到无数志愿者真诚奉献，广大人民群众胸怀大局、积极配合。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展开和突出成效，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政治优势，有力推动社会意识形态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不断发展。2月17日，清研智库面向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从供应稳定性、服务便利性、服务效率、疫情防控措施、特殊优惠政策等5个维度，开展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水、电、气、热、油品、通讯、物流、交通、金融等九大领域的社会整体满意度均维持在7分以上（满分为10分），其中供电、供水、金融、通讯位列前四，满意度均超过8分。同时，中国精准及时的工作部署、强力有效的防控措施，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肯定。意大利学者库恩表示：“未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视为世界范围内遏制新疾病传播的典范……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
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反向挑战。首先，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相较于社会的常态运行，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导致人们对疫情信息获取的渴求更加强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2020年春节（1月24日-1月31日）期间，全国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同比增长36.4%，其中“看新闻”项目的消费增速尤为明显，从2019年的46%跃升至74%。此外，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调研也表明，92%的网民关注新闻资讯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强烈的信息诉求“带火”了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医疗类APP，也使“最深的恐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等口号频频见诸媒体。然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条件下，疫情信息的发布传播呈现出体裁丰富、信源多样、议题庞杂等特点，这在一方面固然缓解了公众的焦虑情绪和恐惧心理，也使大量不實信息加速聚集。如“大蒜水可以治好新冠肺炎”“适量饮酒和抽烟可以降低感染几率”等错误言论，不断挑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干扰，加剧了社会意识形态波动。
其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检验，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大考。概括来说，挑战有三：一是经济考验，为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最高效率的控制疫情，我们暂时按下了经济社会动态循环的休止符，也因此带来了小微企业的运转之难及市场秩序的治理之难；二是民生考验，经济社会的暂时性停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群众就业与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给，如何在紧抓群防群控的基础上做好供需调度，切实保障基本民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三是小康考验，2020年是全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在克服疫情影响的同时，“啃下硬骨头”，拿下“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对我国的治理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从不同层面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加剧了疫情期间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风险。
除此之外，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些带有地域歧视、民族情绪和种族主义色彩的认识偏见不时涌现，构成了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另一重要表征。一些国家甚至发生排华反华的严重事件。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披露，2020年1月26日，法国《皮埃尔信使报》以《黄色警告》（YellowAlert）和《黄祸》（TheYellowPerl）为标题发表文章，首次将新冠病毒与种族概念挂钩；1月29日，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将新冠肺炎命名为“中国肺炎”（ChineseVirusPandamonium）；2月1日，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写下“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Corona-VirusMadeinChina）的标语；紧接着，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辱华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凡此种种违背科学精神、极力污名中国、大搞甩锅推责的阴谋论调炮制了比新冠病毒更为可怕的政治病毒，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极大干扰。
二、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发生逻辑
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反映了抗击重大疫情过程中的短期舆情生态，也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综合治理上的短板和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还表现在，如何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如何及时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效化解社会舆论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凝聚疫情防控正能量等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这次社会意识形态波动还从更深层次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根源于现代性的“竞速主义”逻辑。将“加速主义”和“竞速革命”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与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是社会速度研究的普遍共识。作为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竞速主义”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与文化资产，另一方面也给人类文明存续发展带来了的严峻挑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观点，现代性的竞速主义危机突出表征为“去同步化”。简单来说，在“竞速主义”所营造的现代情境中，“加速”不是一个无差异的同质概念，而是内在划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步调加速三个不同层面。一旦这三个层面的加速效率不相同步，就会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震荡出剧烈的“去同步化”现象。这就为现代国家治理与文明发展埋下了意识形态隐患。具体到这次抗击重大疫情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波动，就是因为在疫情的快速传播（“生物算法”）、国家公共衛生管理效能（“政治算法”）与人们对迅速控制疫情的急切预期（“心理算法”）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不同步和错位，从而导致有关疫情防控的认识理路和评价逻辑，极容易从外因诱发转向内因质疑，从独立的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结构性的社会信任危机。这是引发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一个普遍性成因。
社会意识形态波动还诱发于大众传媒背景下的“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以19世纪通讯行业的兴起为标志，一场“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传播革命”，敲开了传统社会知识垄断、精神禁锢的大门，从此人类结束了先进文明成果只为少数人所独享的历史，进入到密集型社会交往的“现代传媒时代”。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以“真相”代言人自居的现代传播体系发展至大众传媒时代，反而使意识形态操纵变得越发轻易起来。一方面，大众传媒消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间隔。在以倒叙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媒体时代，事件生成与媒介传播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借助这个时间差，“真相界定者”可以把控新闻内容、核实新闻真假、整理新闻线索、表达价值立场，从而建立起体系完备、规格严整、立场鲜明的信息传播模式。但是，到了“人人皆为发声筒”“事事可建直播间”的大众传播时代，对“极端时效性”的渴求使得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被迅速上传网络，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相界定者”却越来越难以发挥信息传播的“把关人”作用。于是，大众传媒借此创生出一个充斥着主观真相、片面真相和人造真相的“后真相场域”，无数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真假莫辨、迅速更新的信息，极力解构和偏离着完整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消解了信息传播的空间差异。在信息与数据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空间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压缩。充斥于各大社交媒体中的新闻报道有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既不直接相关，也不具有利益牵绊。人们关注新闻的目的不仅是掌握真相并据此采取行动，还存在为了消费信息、满足猎奇心理的现象，以致“无反转不新闻”竟然成为个别媒体平台的“制胜法门”。正是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借助情绪化叙事来炮制热门话题、渲染公众情绪、煽动社会不满、制造意识形态事件的各种图谋变得张扬起来。具体到这次疫情，个别媒体平台或个人通过片面化极端化地“拼凑伤痛”，激发民众的伤痛体验和情感共鸣，基于“弱者本位”的叙事逻辑累积民意基础和道义力量，再加之大量真假莫辨的信息轰炸，舆论热潮和悲痛焦虑的社会情绪于是迅速裹挟公共舆论，而伤痛背后意气风发的“白衣执甲”“党旗高扬”与“全民抗疫”，则被“记录者们”下意识地忽略了。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稍加不慎便会发生严重波动。
三、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波动，事出有因、其来有自，其内在的发生逻辑深刻根植于人类现代化历程、大众媒体兴起与中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不失时机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又着眼长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激活公共理性与科学思维；既讲求实效，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又遵循规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推动社会意识形态实现从非常态向常态的顺利转化。
立足当前，讲好抗疫故事。为此应紧紧抓住三个问题精准发力，一是“讲什么故事”。要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多维纵深比较中，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抗击重大疫情中彰显出的强大政治优势，着力讲好中国抗疫的“大故事”与“小故事”。在“大故事”方面，要讲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部署、精准施策，全国一盘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制度故事，讲好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群防群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奋斗故事，讲好各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发展故事，讲好新时代的中国勇于担当、透明开放，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宝贵时间、提供成功经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在“小故事”方面，要生动讲述武汉小区居民自发合唱国歌、高呼武汉加油的感人故事，方舱医院里学生们隔离疫情不隔离知识、停课不停学的励志故事，新疆援鄂医疗队的“方舱大白”们翩翩起舞、鼓励患者的温情故事。二是“谁来讲故事”。抗击疫情是场人民战争。讲好抗疫故事也要积极构建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故事宣讲机制。探索构建以党政系统为责任主体、以新闻媒体为骨干队伍、以
医学
专家为意见领袖、以党员干部为先锋模范、以人民团队和群众组织为重要依托的“故事宣讲共同体”，通过多层次、高密度、立体化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念，着力稳定公众情绪。展开来说，党政系统要向群众广泛宣介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切实坚定社会信心；新闻媒体要充分报道疫情发展动态与联防联控成效，把控整体舆论、落实主体责任；医学专家要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讲清讲透新冠肺炎是什么，防范疫情怎么做；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冲锋在前，及时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效化解舆论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要主动发声、正面回应，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社会舆论。三是“如何讲好故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疫情期间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基本方针。“强信心”，就是要深入报道、及时发布、多点推动、融合传播疫情信息以提振民众信心。“暖人心”，就是要注重疫情创伤的情感修复与心理重建，关注弱势群体的集中诉求与特殊困难，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聚民心”，就是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切实把我国抗击疫情的实践成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优势，夯实化解意识形态波动的现实基础。
遵循规律，强化分期管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通常都会经历“预警”“爆发”“缓解”“善后”四个阶段。依照这一发展规律，疫情期间的意识形态工作应坚持“具体阶段具体应对”，探索建立“覆盖全过程”“涵容全时段”的应急管理模式。展开来说，“预警期”要针对疫情信息匮乏与社会反应迟滞，着力做好“防范和预警”。社会宣传部门要深入报道疫情传染方式与扩散风险，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化解由信息匮乏带来的恐慌情绪，引导人们增强防范意识，提升科学防范能力。“爆发期”要针对疫情形势恶化与舆情压力激化，着力做好“充分报道与全面辟谣”。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升媒体传播能力，深度解读疫情进展，全面畅通辟谣通道，为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凝心聚力。“缓解期”要针对疫情形态积极向好与经济领域遭受冲击的社会状况，着力做好“舆情跟踪和恢复引导”。随着“零新增”省份越来越多，多地宣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响应等级做出调整，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逐步过渡至“减低应急措施强度，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的“缓解期”。对此，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要高度警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坚定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必胜信念，巩固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而占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推动社会秩序和舆情舆论从非常态向常态转化，为有序恢复经济生产发展营造良好的意识形态氛围。“善后期”要针对体制机制不足和公共治理短板，着力做好“总结与反思”。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国家应急管理、国家储备体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短板。对此要综合评估、理性反思，全面总结经验，彻底整治不足。
着眼长远，提高科学思维能力。谣言之所以屡“辟”不止、层出不穷，现代传播媒介之所以总是走向它的反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公共理性的缺位。纵观人类现代性的历史，启蒙理性以其对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高扬，创造出比以往一切时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使“主体”概念渐渐矮化为主观意识的“自我”，“理性”逐步萎缩为工具理性。投射至本次疫情中，就表征为无思考的跟风、无判断的传谣乃至无意识的参与等“三无”现象深度干扰社会舆论，引发意识形态领域偏见、狭见、私见的“烽烟四起”。对此，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批判社会思潮，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理性思维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引导人们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研判形势、理性分析趋势，深刻挖掘疫情形势总体向好背后的精神财富与制度优势，从思想和价值根源调动起广大群众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正能量。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即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缓解期和善后期的背景下，引导人们深入对比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辩证看待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密关系，激发爱国之情，砥砺报国之志。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即引导社会成员勤于学、敏于思，不跟风、不传谣，保持定力、理性思考，将爱国之情与报国之行结合起来，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抗击疫情的论文范文：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与应对研究
在当前抗击重大疫情中，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体现为国内外对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的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也体现为信息传播格局深刻变化带来的社会意识形态治理之难，重大疫情全方位挑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等。造成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意识形态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短板，现代社会竞速主义发展逻辑，大众传媒背景下的“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科学应对社会意识形态波动，应该立足当前、讲好抗疫故事，遵循规律、强化分期管理，着眼长远、提高科学思维能力。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粘合社会不同思想文化的“水泥”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制度机器，深刻嵌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交织而成的“关系矩阵”之中，并伴随这一“矩阵”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渐变与突变、平衡与失衡更迭演化的波动态势。历史实践表明，以传染性疾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加剧社会“关系矩阵”的深刻变革，引发社会意识形态的激烈波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同心抗“疫”的背景下，有关人与自然、个体与集体、质疑与认同的公共讨论，充斥意识形态领域，促使社会意识形态发生较大波动。本文拟透过纷繁复杂的公共言论，研究把握这场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意识形态波动及其发生逻辑，探寻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策略，以期为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提供参考借鉴。
一、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现实表征
个体生命健康与公共卫生事件向来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话题。从2020年1月20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以来，围绕重大疫情的新闻报道不断升温，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与裂变式传播态势。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联合腾讯媒体研究院、腾讯指数，对疫情期间的舆论热点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与网络调研。结果显示，除“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核心议题外，按照热度指数从高到低排序，还涌现出“捐助援助”“防控措施”“疫情发布”“在线教育”“物资保障”“复工复产”“国际动态”“权威解读”“追责问责”“人事任免”等十大热点议题。这些议题主导了疫情期间我国社会舆论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走向，推动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出正向叙事与反向挑战两种波动态势。
从正向叙事来看，伴随疫情防控形势的积极向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展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效率，得到国内外普遍赞誉与高度认可。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到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全国疫情防控；从“武汉封城”到全国各地驰援湖北、守望相助；从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到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公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到无数志愿者真诚奉献，广大人民群众胸怀大局、积极配合。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展开和突出成效，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政治优势，有力推动社会意识形态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不断发展。2月17日，清研智库面向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从供应稳定性、服务便利性、服务效率、疫情防控措施、特殊优惠政策等5个维度，开展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测评。调研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水、电、气、热、油品、通讯、物流、交通、金融等九大领域的社会整体满意度均维持在7分以上（满分为10分），其中供电、供水、金融、通讯位列前四，满意度均超过8分。同时，中国精准及时的工作部署、强力有效的防控措施，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肯定。意大利学者库恩表示：“未来，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视为世界范围内遏制新疾病传播的典范……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
与此同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反向挑战。首先，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难度。相较于社会的常态运行，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导致人们对疫情信息获取的渴求更加强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2020年春节（1月24日-1月31日）期间，全国移动互联网流量消费同比增长36.4%，其中“看新闻”项目的消费增速尤为明显，从2019年的46%跃升至74%。此外，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调研也表明，92%的网民关注新闻资讯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强烈的信息诉求“带火”了以“丁香医生”为代表的医疗类APP，也使“最深的恐惧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等口号频频见诸媒体。然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条件下，疫情信息的发布传播呈现出体裁丰富、信源多样、议题庞杂等特点，这在一方面固然缓解了公众的焦虑情绪和恐惧心理，也使大量不實信息加速聚集。如“大蒜水可以治好新冠肺炎”“适量饮酒和抽烟可以降低感染几率”等错误言论，不断挑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给疫情防控造成极大干扰，加剧了社会意识形态波动。
其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检验，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大考。概括来说，挑战有三：一是经济考验，为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最高效率的控制疫情，我们暂时按下了经济社会动态循环的休止符，也因此带来了小微企业的运转之难及市场秩序的治理之难；二是民生考验，经济社会的暂时性停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群众就业与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给，如何在紧抓群防群控的基础上做好供需调度，切实保障基本民生，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三是小康考验，2020年是全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如何在克服疫情影响的同时，“啃下硬骨头”，拿下“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对我国的治理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从不同层面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加剧了疫情期间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的风险。
除此之外，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些带有地域歧视、民族情绪和种族主义色彩的认识偏见不时涌现，构成了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另一重要表征。一些国家甚至发生排华反华的严重事件。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披露，2020年1月26日，法国《皮埃尔信使报》以《黄色警告》（YellowAlert）和《黄祸》（TheYellowPerl）为标题发表文章，首次将新冠病毒与种族概念挂钩；1月29日，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将新冠肺炎命名为“中国肺炎”（ChineseVirusPandamonium）；2月1日，德国《明镜周刊》在封面上写下“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Corona-VirusMadeinChina）的标语；紧接着，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辱华文章，标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凡此种种违背科学精神、极力污名中国、大搞甩锅推责的阴谋论调炮制了比新冠病毒更为可怕的政治病毒，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反而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极大干扰。
二、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发生逻辑
当前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既反映了抗击重大疫情过程中的短期舆情生态，也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综合治理上的短板和不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还表现在，如何建立健全重大疫情防控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如何及时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效化解社会舆论突出问题，最大限度凝聚疫情防控正能量等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这次社会意识形态波动还从更深层次上反映出，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与信息传播格局的深刻变化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
社会意识形态波动根源于现代性的“竞速主义”逻辑。将“加速主义”和“竞速革命”看作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与现代化的核心命题，是社会速度研究的普遍共识。作为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竞速主义”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创造出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与文化资产，另一方面也给人类文明存续发展带来了的严峻挑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观点，现代性的竞速主义危机突出表征为“去同步化”。简单来说，在“竞速主义”所营造的现代情境中，“加速”不是一个无差异的同质概念，而是内在划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步调加速三个不同层面。一旦这三个层面的加速效率不相同步，就会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震荡出剧烈的“去同步化”现象。这就为现代国家治理与文明发展埋下了意识形态隐患。具体到这次抗击重大疫情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波动，就是因为在疫情的快速传播（“生物算法”）、国家公共衛生管理效能（“政治算法”）与人们对迅速控制疫情的急切预期（“心理算法”）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不同步和错位，从而导致有关疫情防控的认识理路和评价逻辑，极容易从外因诱发转向内因质疑，从独立的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结构性的社会信任危机。这是引发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一个普遍性成因。
社会意识形态波动还诱发于大众传媒背景下的“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以19世纪通讯行业的兴起为标志，一场“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之相比”的“传播革命”，敲开了传统社会知识垄断、精神禁锢的大门，从此人类结束了先进文明成果只为少数人所独享的历史，进入到密集型社会交往的“现代传媒时代”。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以“真相”代言人自居的现代传播体系发展至大众传媒时代，反而使意识形态操纵变得越发轻易起来。一方面，大众传媒消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间隔。在以倒叙为主要逻辑的传统媒体时代，事件生成与媒介传播之间总是存在一个微妙的时间差。借助这个时间差，“真相界定者”可以把控新闻内容、核实新闻真假、整理新闻线索、表达价值立场，从而建立起体系完备、规格严整、立场鲜明的信息传播模式。但是，到了“人人皆为发声筒”“事事可建直播间”的大众传播时代，对“极端时效性”的渴求使得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被迅速上传网络，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相界定者”却越来越难以发挥信息传播的“把关人”作用。于是，大众传媒借此创生出一个充斥着主观真相、片面真相和人造真相的“后真相场域”，无数支离破碎、自相矛盾、真假莫辨、迅速更新的信息，极力解构和偏离着完整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消解了信息传播的空间差异。在信息与数据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空间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压缩。充斥于各大社交媒体中的新闻报道有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既不直接相关，也不具有利益牵绊。人们关注新闻的目的不仅是掌握真相并据此采取行动，还存在为了消费信息、满足猎奇心理的现象，以致“无反转不新闻”竟然成为个别媒体平台的“制胜法门”。正是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借助情绪化叙事来炮制热门话题、渲染公众情绪、煽动社会不满、制造意识形态事件的各种图谋变得张扬起来。具体到这次疫情，个别媒体平台或个人通过片面化极端化地“拼凑伤痛”，激发民众的伤痛体验和情感共鸣，基于“弱者本位”的叙事逻辑累积民意基础和道义力量，再加之大量真假莫辨的信息轰炸，舆论热潮和悲痛焦虑的社会情绪于是迅速裹挟公共舆论，而伤痛背后意气风发的“白衣执甲”“党旗高扬”与“全民抗疫”，则被“记录者们”下意识地忽略了。由此可见，在大众传媒“信息操控”和“真相编写”的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稍加不慎便会发生严重波动。
三、抗击重大疫情中社会意识形态波动的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波动，事出有因、其来有自，其内在的发生逻辑深刻根植于人类现代化历程、大众媒体兴起与中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当前，不失时机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又着眼长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激活公共理性与科学思维；既讲求实效，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又遵循规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推动社会意识形态实现从非常态向常态的顺利转化。
立足当前，讲好抗疫故事。为此应紧紧抓住三个问题精准发力，一是“讲什么故事”。要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多维纵深比较中，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抗击重大疫情中彰显出的强大政治优势，着力讲好中国抗疫的“大故事”与“小故事”。在“大故事”方面，要讲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部署、精准施策，全国一盘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制度故事，讲好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群防群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奋斗故事，讲好各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发展故事，讲好新时代的中国勇于担当、透明开放，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宝贵时间、提供成功经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在“小故事”方面，要生动讲述武汉小区居民自发合唱国歌、高呼武汉加油的感人故事，方舱医院里学生们隔离疫情不隔离知识、停课不停学的励志故事，新疆援鄂医疗队的“方舱大白”们翩翩起舞、鼓励患者的温情故事。二是“谁来讲故事”。抗击疫情是场人民战争。讲好抗疫故事也要积极构建多方联动、优势互补的故事宣讲机制。探索构建以党政系统为责任主体、以新闻媒体为骨干队伍、以
医学
专家为意见领袖、以党员干部为先锋模范、以人民团队和群众组织为重要依托的“故事宣讲共同体”，通过多层次、高密度、立体化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念，着力稳定公众情绪。展开来说，党政系统要向群众广泛宣介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切实坚定社会信心；新闻媒体要充分报道疫情发展动态与联防联控成效，把控整体舆论、落实主体责任；医学专家要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讲清讲透新冠肺炎是什么，防范疫情怎么做；党员干部要身体力行、冲锋在前，及时回应人民重大关切，有效化解舆论危机；广大人民群众要主动发声、正面回应，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社会舆论。三是“如何讲好故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就疫情期间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基本方针。“强信心”，就是要深入报道、及时发布、多点推动、融合传播疫情信息以提振民众信心。“暖人心”，就是要注重疫情创伤的情感修复与心理重建，关注弱势群体的集中诉求与特殊困难，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推动问题解决。“聚民心”，就是要广泛宣传一线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的感人事迹，切实把我国抗击疫情的实践成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优势，夯实化解意识形态波动的现实基础。
遵循规律，强化分期管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通常都会经历“预警”“爆发”“缓解”“善后”四个阶段。依照这一发展规律，疫情期间的意识形态工作应坚持“具体阶段具体应对”，探索建立“覆盖全过程”“涵容全时段”的应急管理模式。展开来说，“预警期”要针对疫情信息匮乏与社会反应迟滞，着力做好“防范和预警”。社会宣传部门要深入报道疫情传染方式与扩散风险，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化解由信息匮乏带来的恐慌情绪，引导人们增强防范意识，提升科学防范能力。“爆发期”要针对疫情形势恶化与舆情压力激化，着力做好“充分报道与全面辟谣”。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升媒体传播能力，深度解读疫情进展，全面畅通辟谣通道，为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防控体系凝心聚力。“缓解期”要针对疫情形态积极向好与经济领域遭受冲击的社会状况，着力做好“舆情跟踪和恢复引导”。随着“零新增”省份越来越多，多地宣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响应等级做出调整，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逐步过渡至“减低应急措施强度，尽快恢复社会秩序”的“缓解期”。对此，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要高度警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坚定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必胜信念，巩固好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而占领的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推动社会秩序和舆情舆论从非常态向常态转化，为有序恢复经济生产发展营造良好的意识形态氛围。“善后期”要针对体制机制不足和公共治理短板，着力做好“总结与反思”。这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国家应急管理、国家储备体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短板。对此要综合评估、理性反思，全面总结经验，彻底整治不足。
着眼长远，提高科学思维能力。谣言之所以屡“辟”不止、层出不穷，现代传播媒介之所以总是走向它的反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公共理性的缺位。纵观人类现代性的历史，启蒙理性以其对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的高扬，创造出比以往一切时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使“主体”概念渐渐矮化为主观意识的“自我”，“理性”逐步萎缩为工具理性。投射至本次疫情中，就表征为无思考的跟风、无判断的传谣乃至无意识的参与等“三无”现象深度干扰社会舆论，引发意识形态领域偏见、狭见、私见的“烽烟四起”。对此，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批判社会思潮，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理性思维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引导人们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研判形势、理性分析趋势，深刻挖掘疫情形势总体向好背后的精神财富与制度优势，从思想和价值根源调动起广大群众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正能量。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即在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缓解期和善后期的背景下，引导人们深入对比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辩证看待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制度体系之间的紧密关系，激发爱国之情，砥砺报国之志。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即引导社会成员勤于学、敏于思，不跟风、不传谣，保持定力、理性思考，将爱国之情与报国之行结合起来，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