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教育部喊话减负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6日(星期五)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先生围绕这一主题回答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首先有请陈部长。

　　陈宝生：各位记者早上好。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现在摆在我和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有两个考题：一个考题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万众一心的目标。第二个考题是解决好教育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种问题，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优质而又公平的教育，这是一个众口一词的需求，刚性的需求。所以，新时代我们教育人新的长征、新的赶考要答的卷集中起来就是这两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也就此接受各位“老师”的“考试”。下面请大家提问。谢谢。

　　主持人：谢谢陈部长，请记者提问。

　　光明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教育部也明确，今年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2020年要基本消除大班额，请问陈部长，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哪些具体举措?

　　陈宝生：

　　谢谢你提的问题。“大班额”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教室里面放多少桌子、多少条板凳、安排多少个人的问题。“大班额”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大家可以想一想，人一多，乌泱乌泱的，心情肯定不好。二是影响教学质量，坐在后排的看不到板书，听不到老师授课的内容。三是有可能带来安全问题。所以“大班额”必须坚决予以解决克服、消除。

　　2017年在消除大班额方面，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给大家报个数，大班额有两类：一类是你刚才讲的超大班额，66人以上叫超大班额。另外一种叫大班额，有56人以上、66人以上的两个档次。2017年，我们有大班额36.8万个班，占全部班级的10.1%，这一年我们减少了8.2万个大班额，和上年比下降了18.3%。这个幅度是很大的。超大班额，现在我们全国有86000个班，占全部班级的2.4%。去年一年，我们减少了56000个班，下降的比例是很大的，39%以上，近40%，这是去年在消除大班额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对这个问题，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逐年治理、逐年好转。我们的目标就是2018年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也就是说要解决2.4%、86000个的问题。明年大班额要取得突破性、决定性的进展，到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就是56人以上的班，解决36.8万个、占比10.1%的问题。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措施是规划、统筹规范、台账督办。统筹，就是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把“城市挤”和“农村弱”统筹起来考虑。“城市挤”这一块，核心是增加学位。过去我们建了好多小区，规划中有标准化学校配置，但是欠帐很多，没有建。欠帐的要补上，要还帐，新建的小区必须同步建设标准化学校，千方百计增加学位。“农村弱”这一块，主要是办好教学点、寄宿制学校，把这些办好，提高教学质量，能够稳定一部分生源。所以，这是统筹起来考虑。所谓规范，就是要规范学校的招生行为、办学行为，科学设置学生的作息时间，搞好中小学免试就近入学改革，同时优质高中招生计划在区域内合理分配。还有，普通学校的量比较大，普通学校要努力提高质量，稳定生源，办好普通学校。“提质稳源”，就是提高质量，稳定生源。台账，就是要按照各省市县政府设定消除大班额的规划，建立工作台账。按照今年超大班额基本消除、明年大班额取得突破性决定性进展、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这样一个目标，倒排工期，落实责任，建立工作台账。督办，根据台账、根据规划，督促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目标如期实现。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这是多年经验的总结，我想这些措施采取之后，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实现。谢谢!

　　未来网记者：

　　请问陈部长，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了解，国家层面已经先后发布了多个减负令，但感觉孩子负担不减反增。请问陈部长，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为我们的孩子减负?谢谢。

　　陈宝生：

　　减负问题在今年“两会”引起了各方面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可以说“减负”是一个热词，不仅是热词，还是长期以来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焦点。对于减轻学生负担，这些年，我们已经迈出了重大的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帐，都知道总体上负担为什么没减下来，都知道自己孩子的负担是谁加上去的，我想，每个家长心里清楚，每个老师心里清楚。这里我要讲清楚一些概念，一个是什么叫负担?我们讲的负担，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负担。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这一点，我觉得在这儿我们应当把它区分一下。不然谁都讲负担，但是很多人讲的负担又不是同一个负担，我们要减的是这个负担。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这样的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减负工作。我想减负这个事不光是教育战线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减负、负担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减负，从哪些方面减?要从以下几方面减：一是从学校减，叫做从学校教学减负。这些年，我们对学校减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人讲叫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这个话反映了一定的实际，但也有偏颇。偏颇在哪里?我们有一些减负措施是“一刀切”的，有一些减负办法是简单化的，它的效果值得评估。学校减负，主要是加强科学管理，把减负的任务落实到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解决。这是一个渠道。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补充，我们现在要整顿的是违规的这一块，超前教、超前学，违规办学、没有资质办学，整顿治理的是这一块，这一块负担很大、很重，叫做学生痛恨、家长无奈、机构赚钱。这种状况是不允许的。

　　三是考试评价减负。考试评价减负就是要改变评价方式，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允许炒作高考状元。这是考试评价减负。指挥棒要让它正确起来。

　　四是老师教学减负。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

　　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我觉得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样使得我们减负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基础。这些年大家知道，各种成功学、各种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所以，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我们全社会都要提高自己的教育素养，不要盲目追求那些成功学，那些培训机构炫耀的培训成绩单、广告、广告词，很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这是不行的，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提高教育素养，不要听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从这五个方面减负，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有两个关键措施：一是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这个一定要割断。培训机构可以搞各种培训，但是不能搞超前教学、超纲教学，义务教育阶段涉及的各科都不能搞，要割断这个。还要割断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不把它作为招生的凭据。公办学校不准抢生源，用这些办法逐步减轻负担。二是综合治理，我们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育秩序，构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过重的学业负担会逐步降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也呼吁一下，我们给学生要减轻负担，要给老师也减轻负担，现在老师负担是很重的，各种填表、各种考评、各种比赛、各种评估，压的有些老师喘不过气来。在这里我要呼吁，要把时间还给老师，学校要拒绝各种“表叔”“表哥”——拿着表来了，要填表，各种表，必要的表要填，现在是表太多了，基层把这个叫做“表叔”“表哥”。学校要拒绝它们，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素质、提高质量。谢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来，上海、浙江去年率先实行了新高考。请问陈部长，试点成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推进高考改革还有什么新动作?谢谢。

　　陈宝生：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教育综合改革中它居于龙头地位。去年上海、浙江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平稳落地，取得了成功，为其他省的改革提供了经验。要说取得的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牵动了高中教学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高考改革，招生改革，它是指挥棒，指挥棒改了，高中阶段的教学必须相应改革。所以，从上海、浙江的情况看，他们普遍采用了“走班选课”等模式。过去那种固定班次教学的模式已经得到改变，学生的自主权大了。第二，推动了素质教育发展。这次高考改革之后，高中阶段对学生的考核，增加了综合素质评价这样一个内容。这是非常明显的素质教育措施。上海80%的学校都建立了创新实验室等这样一些措施。建立了1800多个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加强了素质教育方面的措施。第三，在学业水平的考评方面促进改革。过去考试的门类是固定搭配的，现在不是了，是动态组合的，发生了变化。

　　第四，带来了新的挑战。试点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学生自主选课这个空间究竟多大才是合适的，因为这可以做定量分析，选择的课太多，学生选择的压力就会增大。就像我们有些同志开车，到停车场去，一个车位就抢着去停，众多的车位就不知道停在哪个车位了，要费一番思量，选择的成本就会上升。还有选修的难度系数怎么设计，这是需要考虑的，比如说简单的课程选课的人多了，难度较大的课程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影响选择的数量，而难度较大的一些课程往往都是基础性课程，是需要加强的。另外，走班上课怎么组织，对老师的工作量怎么样设定，还有学校管理怎么办，怎么样改革，都是新问题。

　　目前，上海、浙江已经在试点基础上完善了考试招生改革方案。去年，在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启动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他们有效吸取了浙江和上海改革的成功经验，注意到了他们试点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目前，教育部正在配合指导这四个省市完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组织力量研究，破解面临的这些问题。此外，从今年起还有17个省份要开启改革进程。对这些省份，我们正在进行评估，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实事求是、不凑数，条件达到了就批准启动，条件达不到就创造条件，达到了再上。时间服从质量，坚持质量导向、问题导向，确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取得成功。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从试点情况看，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是成功的，进展是健康的。谢谢!

　　成都电视台记者：

　　陈部长您好，截止到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专任老师1578万人，面对这个解决增量的问题，下一步将如何解决好制约师范教育发展的问题，从哪些方面发力培养新时代的新型教师人才?谢谢。

　　陈宝生：

　　师范教育非常重要，教育是经营未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提供的人才是未来的人才，为未来培养人才。所以本质上是经营未来，而未来是不确定的，它可以期望，但是它是不确定的，这就需要为未来生产人才的人必须是高素质的人。从总量来说，必须要有一支宏大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教师队伍。从存量来说，现有的教师要不断提高素质，从而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从增量来说，就是必须培养好未来的老师。培养未来的老师，靠什么?主要是靠师范教育，教育部正在制定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对师范教育进一步做顶层设计，确定培养目标、培养重点和政策措施，把现有的师范院校办好，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方面，向师范教育提供一定程度的倾斜。因为这是教师的“母机”。另外我们允许和鼓励其他高校，特别是综合类大学兴办师范教育，发挥综合类大学的优势，为教师队伍建设开辟一条新的通道。再就是对师范类教学设立专业标准，每个专业都设立标准。也就是说要有资质，不是你想办就办的，我们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后续还有相应的标准方面的建设措施。按标培养，确保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最后，加大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师德建设的力度，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师培养的全过程。师德为尊。教和育，“教”主要涉及知识体系，“育”主要涉及价值标准，所以“德”对学生的成长，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大的方面的考虑。谢谢大家!

　　陈宝生是首个接受记者提问2

　　在谈到教师队伍建设时，他指出，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要做好“一提、二改、三育、四用、五保、六尊”六件事。

　　一“提”，提高地位，提高待遇。

　　提高地位是三个“明确”：首先是明确教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是一支不可小视、无可替代的力量，是一支重要力量。第二点要明确教师的职责，他们承担的是国家使命，是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这是一个光荣的使命。第三就是要明确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这是第一次作出了这个安排，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

　　提高待遇，就是要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健全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要确保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要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还要落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教师的补贴政策。另外就是要加强督导，确保这些政策真正落实到教师的心里面，让他们的脸上能充满笑容。

　　二“改”，就是要改革教师编制配备制度，要按照合理科学的师生比配备教师队伍，改革教师准入和离职制度，提高教师入职的学历等等。我们要实行教师振兴行动计划，改革教师管理制度。

　　三“育”，就是振兴师范教育，培育未来的教师，培训现有的教师，提高他们的素质，培养适应进行现代化建设、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教师队伍。

　　四“用”，提高教师地位、待遇，最好的是使用他们，给他们压担子、指路子、出点子、给位子、发票子，让他们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要对他未来的职业发展作出安排，拓宽他们的渠道。比如，要提高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所占的比例，中职学校设正高级职称。

　　五“保”，就是保障、保护。就是提供经费保障，过去我们的经费更多是用于硬件改善，今后要更多的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用于教师队伍建设。还有就是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此外为贫困地区教师建好周转房，让他们履职学习有一个好的条件。

　　六“尊”，全社会都提倡尊师重教。我的说法是重振师道尊严，师道神圣不可违反。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违反了师道，迟早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我们全社会要创造教师从业的宽松环境。教师也要自律、自警、自省、自爱，做一个真正合格的人民教师。

　　在谈到“课后三点半”问题时他表示，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三点半”现象，之所以会成为年轻父母们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难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关心这个问题的年轻父母，正处在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正处于抚育孩子的关键阶段。同时，这个现象更多出现在大中城市。三点半之前，孩子是在校学习时间，责任在学校;三点半之后，孩子是在家生活的时间，责任在家长。由于分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家长没有办法去接孩子，造成了很大困扰，带来了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中的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教育部历来高度重视。去年2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通知。一年来，应当讲，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已经有25个省下发了通知，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经过这一年多的实践，已经摸索了一些比较可行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说，上海规定，中小学校后服务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盖，服务时间是三点半到五点，参与这项服务的老师，在绩效工资方面给予倾斜。北京规定，三点到五点是校后服务时间，主要内容是开展课外活动，每个学生每年补助700到900元。南京探索弹性离校，就是说，到了放学时间，孩子可以弹性离校，学校做出安排，进行托管。广西探索利用社区资源来解决托管问题。大致可以分这四种模式，各有所长，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可以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高招。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是总结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二是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三点半难题涉及的相关政策问题。别看是个小问题，但确实有很多政策问题、政策障碍。比如说，三点半放学之后，老师的时间就成了备课、批改作业、学习提高的阶段。三点半到五点托管孩子了，老师的劳动时间就加长了，负担就加重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涉及的相应的成本怎么分担?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另外，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密切关注、跟踪。比如有人建议，可以把社会力量引到学校去，这需要进一步探索。此外，对现在存在的乱象，需要进行治理。比如学校周围野蛮生长的这些托管班，要进行治理，加以立法，至少是用行政法规加以解决。此外，还需要加强督促，使好的意见建议和各省好的做法能够切实得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