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阿袁 阿袁小说叙事话语的风格化态势

　　小说叙事话语就是小说中讲故事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小说叙事语言的言说方式。主要指的是小说作者要言说什么，怎样言说，言说后读者的反应和产生的社会效果。评论家臧策曾说过“话语非但不是服从于故事的，反倒是故事要服从于话语，因为决定了故事构成的，恰恰就是话语深层的语义选择。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驭语言，而是解放语言。语言解放了，故事也就解放了，而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也就解放了”事实上，现代的小说家们已经从原有的语言的工具观中解放，承認文学故事的意义不只是用语言表达的，更是被语言所创造的，更加注重小说叙事话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和社会性，注重小说叙事的言说方式，使小说叙事话语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个性。当代青年女作家阿袁的小说无疑是最为突出的最为吸引人的。她的小说语言典雅而流畅，充满了知性和书卷气，能在现代世俗生活与唐诗宋词元曲之间游走自如，能从古典小说里寻找叙述灵感，形成了一种娴熟自如、化俗为雅的话语言说图式，夹叙夹议的言说节奏，以及简单而有张力的叙事方式。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化态势。
　　一、极具古典韵味的充满书卷气的话语言说图式
　　臧策曾说过“自白话文运动开始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何继承古典文化中的神韵，如何才不至与汉语悠久的话语资源断层的问题”，而阿袁的小说以其特有的才情实现了古典韵味与现代世俗的完美结合，实现了“文学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的又一次有力的阐释和跨越。
　　阿袁大量使用古典诗赋和典故，擅长使用比喻和排比，使作品形象生动，耐人寻味。“阿袁的小说就像莲藕，又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阿袁的秘诀无他，其实就是个喻，她总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喻说方式。”
　　形容齐鲁的长相“一如杜甫的文章在盛唐，总是怀才不遇的。她知道自己是阳春白雪，她知道自己是曲高和寡”(汤梨的革命)；再比如一段叙事话语“如果是一种性别，且是阴性，那依然会是紧张的喜剧性的关系，只是这戏剧性，不是好莱坞的路线，而是更曲折，更隐秘，外弛内张，外静内动。机关都藏在暗里，在姹紫嫣红的戏妆下，在甩来甩去的水袖里，这意思，又有些是昆曲了”(《鱼肠剑》)，其中“杜甫”“盛唐”“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词语本身就极具传统文化意蕴，“姹紫嫣红的戏妆”“甩来甩去的水袖”更是让人呈现出中国古典戏曲的才子佳人的传统形象，这样的话语在她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使语言充满了典雅的书卷气。
　　阿袁的用典并不是为用典而用典，也不是传统的引经据典，而是将古典词语和与小说叙事话语很巧妙、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语音顺畅押韵，语句缜密铺排，语义意味深长，变抽象为具象。比如在《汤梨的革命》中有这样一段叙事话语“明明知道所谓要过单身生活的只是人家的绣花帘子，帘外是采菊东篱下，帘内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墙颓垣；帘外是《短歌行》，帘内是《牡丹亭》，然而汤梨偏装作看不懂郝梅帘里帘外的戏文”，里边引用了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词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墙颓垣”，但阿袁并没有提，而是直接与小说语言自然融合，让读者在体会诗句中的涵义去体会郝梅说要过单身生活的虚伪心态，也将汤梨内心深处的刻薄和对孙波涛的微妙感情巧妙地体现出来。“齐鲁和孙波涛一个是夏天的蝉，一个是冬天的雪，蝉和雪能相遇吗?一个是魏晋的《世说新语》，一个是鲁迅的《阿Q正传》，阿Q能和魏晋相遇吗?”(《汤梨的革命》)阿袁将两个不同类人的关系用“夏蝉”和“冬雪”比较，用“世说新语”和“阿Q正传”比较，说明两人根本不是一类人，不可能相遇相识，更不可能相亲相爱，比喻精妙，又有传统文化意蕴，真是令人意象不到却也感觉恰切准确，给读者悠长而深刻的理解空间，语言极富韵味和张力，不得不赞叹阿袁驾驭语言的能力真是惊人。
　　然而对读者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文学素养是不能体会和把握小说语言的精妙之处和人物形象的丰满性，更无法透彻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夹叙夹议的杂文化言说节奏
　　清人刘熙载曾说“叙事有寓理”，其实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夹叙夹议的方法，能达到事显理明和平添情致的艺术效果。即事生议，就议叙事、叙议浑然结合。阿袁就有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她独特的夹叙夹议的杂文化的话语言说节奏。比如在《俞丽的江山》中，说“俞丽的人生在她三十三岁那年溜溜地拐了个弯。”后开始一大段这样的话语：
　　许多女人的人生都会拐弯的，俞丽知道。比如杨玉环，三十七岁之前是集后宫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之后呢，渔阳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来了，美人只好宛转蛾眉马前死了——这个弯拐得狠，拐得仄，一下子拐到了阴曹地府。还有李清照，也差不多，四十二岁之前那是怎样的光景?大学士李格非的千金，宰相公子赵明诚的爱妻，要荣华有荣华，要爱情有爱情，女人想要的，她全有。可又如何呢?靖康之难一发生，这些东西，哗啦啦地，一下子全没了。变戏法似地，赵明诚没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也没了。一个半老女人，孤魂野鬼般漂泊在他乡，多悲惨啊。可俞丽还是觉得自己更惨，自己更冤枉——人家的变故好歹都是因为改朝换代国破家亡的大事情，有一个堂皇和体面的由头，而自己呢，却莫名其妙地栽在一个叫朱小七的女人手里。
　　我们認为这些叙述从话语字面上看，除去最后一句之后似乎都与情节无关，然而在叙述和议论中故事的情节、背景、人物的心理能立即让读者意会到，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进展，人物的心理和形象更加鲜明，更加深刻地体会和理解故事的深层次面地东西。看似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话语，毫无关联的杨玉环和李清照的事件，非情节的叙述和议论，却令读者感觉自然顺畅，顺理成章，毫无拖沓多余之感，使原本简单的故事因为这些议论的话语碎片而变得有深度、有嚼头。再如《汤梨的革命》开头，交待故事的人物和时间时一句话“汤梨認识孙波涛，发生在三十六岁那年”后同样有一段夹叙夹议的话语“三十六对女人而言，按说是从良的年龄，时想被招安的年龄。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到这年龄，也要收心了，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股脑儿地藏到奁子里去，金盆洗手之后，开始过正经的日子。这是女人的世故，也是女人的无奈。所以陈青说，女人到这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陈青三十九，是哲学系最年轻的教授……”这和前面提到的《俞丽的江山》中的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十六岁对于一般女人而言是“从良”的年龄，而其中暗含着汤梨的革命就从“三十六岁”开始了。还有“……对女人而言，幸福一半来自男人，还有一半来自比自己更年老的女人……”，“俞老师的话，如葡萄酒，把大家弄得带三分醉意了。人一醉，言语也开始趔趄了。一个吴姓的老师……”“汤梨那天是盛装而去——所谓盛装，是指态度而言，和珠光宝气无关，和姹紫嫣红无关。汤梨意义上的盛装，完全是陶渊明、王维的路数。表面看来，及其朴素，及其天真，其实呢，却是质而实绮，而实庾……”等等，这种言说节奏在阿袁的小说经常出现，有时是一段话，有时是几句话，间或地不失时机地恰当地插入故事叙述中，使其故事的叙述节奏显得有张有弛，大有诗歌、戏曲艺术中的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味道，富有强烈的艺术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