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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榆林市各县地图 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连载十一)

发布时间:2019-07-02 03:56:08 影响了:

  马克思主义传播安定——子长  1958年7月14日——28日  最早在折家坪附近设宽州,以后在丹头设丹州。元朝以前,有了安定堡。洪水把丹州摧淹,元朝把安定堡改设安定县。县衙前有元大德年(1297年)槐树一株。所存民刑诉讼判决案卷,最早为元至元(1264)年间。山岭“宝塔”为唐宋建筑,城外北郊“石宫寺”之万佛洞,石窟中有千万个小石佛,随石窟之壁刻成,为隋唐时代所凿雕。县署所存之全县人民纳粮(交田赋)的“地丁名册”,明朝者不全,清初的完全整齐周全。
  从明清两朝五六百年,全县人口为二里九甲,不到三万以上。同治年回乱之后,全县田赋一年才收九百两银子。陕北各县多在三千、五千、万两以上,安塞、保安、安定、中部等七八县是人口最稀少、钱粮最少之县。关中,据传好县一年一县要交数万十数万两。汉中,据传富足之县,年纳二三十万两至四五十万两。因此,坐知县官,不用贪赃卖法,光在田赋足收(一两收一两一钱,便有二三千两之正当、合法、公开、还落个清廉的外收入),就可坐而致富。一里是一万二千五百人,至于一里是四川或五川,十甲或百甲,知者不轻易告人,致未弄明。
  庚子之前,官绅众论,称为“有地无民”之县。地主之间,也以“空纳粮”(只向县衙出田赋,而土地无收益)向官绅诉苦。庚子后,因旱灾及战后处罚义和团人员,山西的饥民和河南、河北、山东的义和团散众溃卒,移来流浪,落户,垦荒。
  清末至1920年,全县荒山荒地约占耕地少半,还行报荒办法,把无主荒山向县衙花点贿赂,向“粮名册”一办登记,数十、数百、一二千垧土地山川全归所有,每年只缴纳三五两银子的钱粮(田赋)。当时,年纳一钱银者,有地约一百多垧。不过,商人一两银在街市才五六百文或七八百文铜钱。而向县衙交田赋,一钱银子即须农民缴纳一千五六百文或二千多文铜钱,另外还要给管收纳人员送点**烟或钱才行。否则,收了钱不记账,农民还要出,差役催收还要出鞋脚钱,管饭,供大烟。农民,皆托甲长(不只十家之甲长,为收代缴田赋,一甲数十里方圆,千户人家)或里正代交,甲长、里长为纯尽义务职,每年春秋催问。据传纳粮户有七八十年、三四代还轮不到一次。因而,人多不愿贪污,且认为是代人做好事,如修桥补路一样的“善事”。
  1916年后,世局日乱,兵匪为祸,税捐繁兴,全县改由十三个“保董”专为县署征收田赋,称为绅士。初为义务职,由富裕中农、富农、小地主等上升户担任,渐演至征收田赋之外,兼管苛捐杂税之摊派和收缴。或任一年,或任半年。多由城绅和县长议定、指定。故任者多不愿为不乐为,一嫌惹人,二嫌误自己的家务耕作,三嫌白效力,没工资,出力不讨好,四嫌差役委员之骚扰。因此,民初,乡绅皆非自愿,出于套弄或胁迫,有的是城绅欲谋其土地,或有宿怨私仇者,故向县长荐任,借刀杀人谋产陷阱者。以故,洁身自好者,皆力辞不为,万一被套住,搞一搞,完成一次,半年或县长走,绅士换,亦辞退。
  1918年前后,县长、城绅,允许保董一年从尾数、附加,支用百八十元,作为生活弥补,还不是公开、合法的薪金。就这样,反贪污斗争还有,保董屡被控告,撤职,法办,很难任过三年者。其最大贪污,年才不过三二百元。五百元以上,千元以上者即处以二年至三五年有期徒刑了。
  1921年后,保董(区长)才许月支六七元薪金,(比兵饷或一样或不及,比小学教员多,比年工能顶三二人的工资,比民团团丁能顶一个半的月入),作为正式、公开、合法开支。无办公地址,其家即办公处。月入十元以上,即可按贪污揭发控告。此时,保董皆在烟款附加、捐款附加中打主意,县派一千,他向人民派千一二百。厉害的家伙,是把收到的公款,在未交之前,一月以五分、八分、一毛的高利暗贷出去,向上拖延一月、二月,从中渔利一批月息。至于尾数,在官绅易人,上边不知、下边无人过问之隙,从中中饱。至于挪用收下未交之款买**、投机,那就不算贪污舞弊了。个别能者,只是假公济私,弄半年一年,赶快辞职,即落好名,又能发点小洋财,投入生产,没人能知其如何自私自肥。
  1930年,王干侯任县长,改革县政,始撤销十三区、十三保董,划全县为五大区,后改六大区,行区长制。区长尚未明定年薪,大致在百元左右者,不以贪污或犯罪犯法论。以后定为月十元,一年一百二十元,公开合法。好人,还是不愿干,嫌惹人民怨恨,嫌官吏、城绅、委员、差役麻烦也。
  光绪27年(1910年)至1923年的23年间,在安定来说,还是一年比一年繁荣的时代:饥民难民,把全县的荒山荒地逐渐开垦,人烟稠密,农民一出门遇七八只狼、十多只狼的事,一年比一年少了,农家室内黄昏羼入狼,狼在午间伤人的事也少了。烟赌盛行,小商业、小食品业兴旺,穷人容易谋生,市街繁华起来,集镇兴盛起来。二十来年风调雨顺,丰收之后,粮食不贵,存粮人多(中农,至少一年也存三五石粮食),水草丰茂,牛羊牲畜旺盛,粮贱粮多,制糖、酿酒、造粉业发达,肥猪糟牛,北供榆林,东供汾阳,23县只有瓦窑堡、安边,特别突出的特殊繁荣。辛亥革命后,因为反对羊圈捐,北区李银川、崇儿川(遇天山往北,玉家湾、贺家湾、南沟岔等数十村)农民自发抵抗,赶掉知县,弄瞎绅士的双眼。是陕北23县闹事最早最凶的县份。陕西省西安放官赴任,上官诫别“小心刁民闹事”,官场中以坐安定知县为难事。1932年起,西安官场又以赴安定坐县长为“赴险”。但,全陕北23县和全陕西百多县,全西北三百多县,从1916年至1923年间,八年内,唯安定、瓦窑堡为战乱最多、兵匪之灾频繁、无一年安定之县区:
  1916年正月元宵节,郭坚部之高豁子夜袭瓦窑堡,驻军军营被用火攻,烧死多半,烧伤一部,余逃散。十六日上午高部攻城,占领,抢劫街市。居民因闻枪声逃避,中流弹而死者四人,当民团、警察而死者二人。五千年弓矢、刀矛,第一次被“快枪”代替。虽然驻军也有“快枪”,因和平时期,只操练,不打靶,不射击。洋枪虽在国内已数十年,在西北已二十年左右,在瓦窑堡已四五年,但,人民,尚无一人听到过“来复枪”的声响,也未见到过“洋枪”打伤、打死的人。城市中人,只看到军队背着洋枪上操。听人传说,“洋枪”比弓箭刀矛厉害,摆下七桶水,“枪子”穿过去还可以打死人。但,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言者口焦舌敝,听者半信半疑;若有转述传说者,人们要问:“你见来?”“你试过?”“听谁说的?”“胡扯!”“黄嚼黑道,不知哪里来的妖道!”而经过这次战争,有的受惊逃奔,跌伤跌死;有的妇女被奸污,被传为笑话;有的被军队捉去抬尸首,抬火烧伤的残废;有的眼见“土匪”(高部)逞凶,有的耳闻“土匪”喊杀,喊“有仇报仇,有冤报怨”;有的要掩埋流弹死者,孤儿寡妇号哭身历。这次死人不多(老百姓),战争时日不久,半夜半日,但,给人的印象最深。“正月十五”成了安定全县老幼男女的口头禅。个别地痞流氓,得匪赠与,或乘乱窃到银钱(商号商人的),或因账约被焚,免了烟赌大债,人称“发了洋财”。债主骂欠债户拖债不还时说:“不给钱,想等正月十五,发洋财!”开玩笑的人互相玩笑“谁要您正月十五不会发洋财?!”或者“你也想再有个正月十五发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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