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 】 进城的路 /黄仕伟
四哥跟我说，人家一岁多学会走路，你三岁才会躬腰站在门边摇门板。四哥叫我“卜姡(hua)”。在我们老家的土话里，“卜姡”是指傻、憨、笨的人，是对“二百五”、傻到底、白痴，甚至不知道饭香屁臭的人用的，里面有轻视、嫌弃的意味。我一直对他叫我“卜姡”耿耿于怀。我叫他“堡巴”。“堡巴”，是疯子的意思。我小的时候，父母也叫我“大宝”。“大宝”，是指兼有呆、弱、差的人，一般是父母对脑子笨、心性瓤的子女用的，含有一点怜爱的意思在里面。我曾一度也觉得自己是比别人笨的，在学校里，打篮球抢不过人家，跳木马摔得嘴啃泥，双杠一上去就抖得不行。五岁之前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印象。为什么说五岁之后我才开始有记忆?我妈说我小时候吃得恶，经常喊饿，而那个年代，家里时常断粮，我常常饿得整夜整夜哇哇大哭，搅得父母无法睡觉，第二天又得赶早出工去挣工分——而我一点印象也没有。难怪他们叫我“卜姡”，叫我“大宝”。
五岁那年，我记得我们村开始修公路。不是专门修到我们村，是修到新成立的足别乡，路过我们村。那时候修路没有挖掘机、推土机和压路机，全部靠锄头、钢钎和十字钩，靠箩筐和刮板。有炮，整天炮声不断。我们去看大人放炮，常常被赶鸭子一样撵出老远。相比现在的路，那时候的路修得窄、弯、陡。但毕竟是公路，比我们经常走的山路宽阔多了。几年后路修通了，我们跑到公路上去疯玩，突然一声喇叭，进山来拉木头的老式解放牌货车从山后弯出来，挡风玻璃被午后的阳光一照，晃出一片耀眼的光芒。我被震住了，那一片耀眼的光芒，现在想起来仍在我的脑海里晃。汽车扬起一片尘土，我们跟在汽车后面跑，吸着汽车屁股喷出的油味和扬起的尘土，觉得很好玩。路窄坡陡，车开得很慢，我们甚至可以跳起来抓住汽车的尾厢，吊在车屁股，像一群悬猴。刺激、开心，乐不可支。后来我常想，我对汽车情有独钟，从来不知道晕车是什么滋味，对汽车驾驶几乎无师自通，是不是从那时就开始了?山里的木头拉得差不多后，解放牌汽车再也不进山来了，拖拉机都很少，公路上几乎找不到四轮车的轮印，只有蛇行一样的自行车车印。初中我在那劳中学读，那劳是西林到百色的必经之地，每天有班车、大货车和小汽车经过，那时候是砂土路，每有车经过，路上就扬起滚滚的尘烟，把路两边的树木和花草都染成灰白。我当时很羡慕那些灰白，路过我们村的那条公路，因为车迹罕至，路两边的树木和花草几乎是原色，该绿的绿，该黄的黄，没有得到尘土的浸染。那些浸染，在别人看来可能是污染，在我看来却是区分沉寂和热闹的标志。
我叫我四哥“堡巴”是有缘由的。小时候父母认为他机灵，长大后读书却一塌糊涂。小学五年级读了四年，硬是考不上初中。第五年父母想再送他去复读，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读了。不读就不读吧，那时候我们村也没几个人能读成书吃上公家饭的，大家都是扛锄头扶犁铧。从土里讨生活，只要勤劳肯干，不说大富大贵，在当时的政策下(分田到户不久)，吃饱穿暧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辍学后的四哥偏偏是个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货，父母怎么催逼和责骂，他置若罔闻，跅弛不羁。初三的时候，我和四哥打了一架，准确地说是我被四哥打了一顿，打得满脸是血。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听到四哥又败家了——他趁父母上山去收玉米，把家里的年猪卖给了乡街上来收猪的劏猪佬，奶奶去阻拦，被他打了一巴掌，拿了钱又上县城去了——心里便恨得咬牙切齿。我初一那年父母种了一片生姜，秋天打算卖了买瓦片来换房上的茅草。四哥跟父亲说，生姜拉到县城一斤能多卖两毛钱。四哥除了好逸恶劳，还经常在外面逛荡，说是到外面跑生意，也不知道跑的什么生意。父亲就想他经常在外面混，认识的人多，也许真的能让生姜每斤多卖两毛钱，于是同意他把家里的生姜拉到县城去卖。不曾想，四哥一去就去了几个月，把钱糟蹋完了才回来。七千多块钱，“堡巴”把它糟蹋得一分不剩。那次父子俩吵得很激烈，父亲甚至要把他赶出家门，“堡巴”却并不示弱，他一脚踢翻了餐桌，说你让人家骗了我们家一万多块的杉木钱，你怎么不去要回来，我用这几千块钱算老几!几年前，父亲卖了山上的一片杉木，一万二千块，买主是乡上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老板，答应砍伐指标到手了就付钱，结果杉木都砍了，钱却迟迟不付，去催讨了多次，老说买这片杉木亏了，实在没有钱付。也不说不付，就是耍赖，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被外人骗已恨得牙痒痒，自己家里的仔还要釜底抽薪，父亲气得嘴唇哆嗦，双手颤抖，抽了门板后的扁担，却最终没有砸下去。第二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看到“堡巴”从县城回来了，我放下书包就跑上前去兴师问罪，结果“堡巴”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反打了我一巴掌，那年我已经十六岁，被打后气急败坏冲进厨房抓了劈柴的斧头，要和他拼命。“堡巴”见状，也冲到屋角薅了一把弯砍刀和我对峙。父亲的脸都吓白了，赶紧跑过来抱住我，要抢下我手上的斧头，这当儿，“堡巴”冲过来，挥拳朝我鼻梁上打了一拳，顿时，一股酸的咸的辣的涌上我的喉头，鲜血从鼻孔喷涌而出。我嚎叫起来，冲父亲喊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了他!父亲却把我抱得更紧了。“堡巴”得寸进尺，又冲过来往我脸上打了一拳，嘴里喋喋不休叫嚷要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因为害怕我挣脱他的箍抱，从而兄弟俩刀斧相向事态升级，父亲不敢松手，只是转头不停地朝“堡巴”呵斥，让他滚远点。我愤怒地质问父亲：“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堡巴’好吃懒做，堕落败家，你为什么不教训他，反而护着他，让他打我?”父亲痛心疾首，一脸悲怆：“哪个不是儿啊!你们兄弟俩非要动刀动斧吗?”
初中毕业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堡巴”的堕落和父亲的窝囊，无法忍受这个走向破落看不到希望的家，决定远走广东打工。已经离家出去上门的三哥跟我说，去打工不如去体检当兵。我说当兵哪能想当就当的。三哥说先体检再说，万一体检上呢。于是我不抱希望地去参加体检，没曾想真的体检上了。政审的时候，村上有人到乡里去告黑状，说我爷爷是国民党兵，国民党的孙子怎么能混进共产党的队伍?那时候虽然已经进入九十年代，但是政府还是很谨慎，后来经过调查，武装部给我出具了调查报告，说我爷爷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后来在战场上被俘，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后来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牺牲”这两个字，我们家第一次见到了用在爷爷的身上。奶奶跟我们说，爷爷被抓走后，刚开始还来过信，后来就杳无音讯了，我们都猜测爷爷在战场上被打死了，如果不死，他早就回来了。八十代后开始有台湾老兵回来寻亲，我们全家都梦想着有朝一日也有一个台湾老人回来找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多钱。距离我们村二十多公里的洞坚村有个台湾老人回来寻亲，轰动方圆百里。结果我们的翘首盼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我退伍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开会碰到当年送我去当兵的乡武装部长，我请他喝酒，谈到我当兵时的情况，他跟我说调查我爷爷的那份报告是他草拟的，“有些人就是狗屎，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挖出来说事，你爷爷当年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这些情况村上人们都知道。”他酒意很浓地跟我说：“如果当年你政审不过关，乡里就完不成征兵任务，没有其他体检合格的人了。”我很感激他，他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恩人。他思想的开放，让我顺利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那个乡武装部长姓罗，现在已经离开人世了，因为一场车祸。
我当兵复员回来的时候，家里的茅草屋已换上了瓦片。不是父母自己挣钱买的瓦片，是政府的“茅改瓦”惠农政策送的。“堡巴”还闹了个笑话。政府用货车拉瓦片进村时，让村里还是盖茅草的人家自己去卸车，换房上的茅草。“堡巴”说：“国家给钱让农民‘茅改瓦’，肯定也给了运费和上下车费的，你们给钱我们就卸车，你们不能把卸车费自己给吃了。”工作人员说：“你卸不卸?不卸卵左，我们拉回去。”我父母赶紧找来一帮亲戚一起帮忙卸车，并劏了两条狗，花了两天时间请村人帮忙把房上的茅草换成了瓦片。椽子和檩条是自家种的杉木，早就备好了。
我人生路上的第二个恩人姓岑，他是我初中时候的班主任。如果没有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估计我不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我到外面当兵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要多精彩有多精彩，我的内心翻起了风起云涌的焦虑：我不能再回到那个山旮旯里了，我不能再回去当农民了!我要找到一条出路，我要考军校!我买来了高中课本，埋头自学。第三年我报考军校的时候，因为没有高中毕业证，没能如愿。那时候很多中等军事指挥学校已经升级为军事指挥学院，而要报考军事指挥学院得具备高中学历。我心灰意冷退伍回家，意外知道县里还有招干考试。1997年，是我县最后一次面向退伍军人公开考试招录干部。我到县人事局去报名，碰到了岑老师，他当时从教师队伍改行后进入人事局，任人才交流中心主任，负责工人、村干和退伍军人的干部招录工作。我因为在部队几年系统自学了高中课程，知识储备不错，在全县187名报考的退伍军人中脱颖而出，成绩排在第二(全县招录3名)。但是考核后岑老师私下跟我说，你笔试和考核成绩都不错，不过有领导放风说怎么大专生不选去考核初中生?这次参加考试的187人里，有很多高中生和大专生，进入面试的9个人中，你是学历最低的，你需要找人帮你说话，不然县委常委开会讨论的时候对你不利。我说老师我谁都不认识，你能不能帮我引引路，找一找领导?岑老师凭着自己的关系，帮找了某个县领导，我想请领导出来吃一餐饭，领导不出来，我在岑老师的指引下，给他家送去了一桶家里自己榨的山茶油。后来在县委常委会上，我听说果然有领导提出，成绩排在第四名的是大专生，排在第二名的是初中生，两人的分数偏差也不大，建议录用第四名(第三名的叔父在组织部当副部长)。岑老师带我找过的那位县领导发言说，当初张榜招考的时候明确退伍军人具备初中以上文化就可以报考，现在人家考在第二名，面试和考核也没有问题，不录用在社会上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他到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投诉又怎么解释?最后会议决定还是按文件规定办理。当知道我确定被录用为乡镇干部后，我到县城请岑老师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看电影时我偷偷往他大衣口袋里塞了一个信封，里面是我家卖生姜得的一千块钱，电影散场后回到旅社，我发现口袋里有什么东西，掏出来一看，是我塞给岑老师的信封，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原封不动地给我塞了回来。那时候一千块钱相当于四个月的工资。
我到乡里参加工作后不久，西林县到百色地区的公路开始铺柏油路，从那劳到县城开车三个钟头就到了。我十二岁的时候，得了急性阑尾炎，家里用担架抬我到那劳，再等班车到县城，到县医院的时候盲管已经穿孔了，差点丢了性命。现在，从我们村到那劳，虽然没有铺柏油路，但也铺了厚厚的一层碎石，路况好很多了，车来车往也比以前多了，道路两边的树木和花草也染上了一层灰白。往日沉寂的乡村公路，开始热闹起来。
参加工作第二年，我参加成人高考考上广西大学脱产学习。那时候有政策，在职干部可以参加成人高考，考上可以带工资脱产学习。2000年我从广西大学毕业，当时认识一个文友，他跟我聊天说从广西大学毕业还不想办法调来县城啊，窝在乡下干什么。我心想是啊，我得想办法调到县城，可是怎么才能调到县城呢。朋友说你会搞新闻咩?如果你会搞新闻，我可以帮你推荐给王部长，他现在那里新闻科缺写手。王部长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我说我试试看。我从初中开始爱好文学，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虽然至今我仍然弄不出像样的小说和散文，但那时候自认为文字功底还可以。我开始找来报纸研究，研究人家文章的标题，研究人家文章开头怎么写，中间怎么铺，结尾怎么收。两三个月后，我开始把我看到的和了解到的事物模仿成报纸上消息或通讯的样子，投给报社，没想到很快就刊登出来了。相继在多家媒体刊登了数篇文章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写稿，乡党政办公室小刘跑来敲门，说书记让你到他办公室一下。我到书记办公室，看见里面坐着张书记和一个身型敦实、脸圆额宽、膀粗腰阔的中年人，一看就像领导。那人审视着我，问你就是小黄?我有点颤惊地点头，说嗯，是。那人说我在报纸上看了你写的文章，基础不错，我那里新闻科缺写手，想不想去试试?我猜他是县委宣传部的王部长了，立即来了精神，说愿意。又补充了一句，只要您给机会，我一定努力干好。王部长扭头朝张书记笑呵呵说，那就借你这个小伙子用六个月?张书记笑着回应说，只怕部长是老虎借猪咯。那天傍晚，我就简单收了几件衣服和几本书，跟随王部长的车到了县城。我记得那部车是猎豹越野车——我第一次坐的最好的车。那次王部长是下乡，顺带就把我带回了县城。他用人唯贤，让我在别人看来貌似不费周章就轻易调到了县城。
两年后，我获县委组织部公示提拨为副科级领导干部，当时大家都以为我下乡当宣委，最多当个副书记，结果任命下来，我当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党校一个和我同一批提拔，到乡下当副书记的王老师对我说，你简直坐飞机一样了。的确，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个角色，是县委常委部门的副职，以往都是当过乡镇书记或乡镇长的人才调任的。后来我听说，本来我是要下乡当宣委的，但县委常委会上王部长(当时刚调任县委副书记)帮我说了话，说这是个难得的写手，县里很多报道都是他弄，调他下乡恐怕短时间内很难找到顶替他的人，建议让他留在宣传部当分管新闻的副部长，级别定为副科。县委书记采纳了他的意见。
我调到宣传部的第三年，西林开始修建县城到市里的二级公路。没有修二级公路的时候，从西林到百色坐班车要十个小时，到车站下车，人们一看灰头土脸的，一定是从西林来，八九不离十。二级公路修好后，从西林到百色，开小车开快的话，三个钟头。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城建热潮兴起，西林县也搞了第一开发区和第二开发区。后来又搞了鲤城新区，城西新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相比之前有了很大变化。现在再也没有人说西林县城站在城头一喊全城人都听见了。农村的住房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茅改瓦”，后来是“危房改造”，把所有的泥墙瓦房划归危房，全部倒掉起砖混结构的房子。
前段时间有一次在外面吃早餐碰到村里的阿奂，我问他：“来啊?中午到我家吃饭。”他说：“我也在县城买房了。”我一惊，问他：“有多久了?”他说：“有一年多了。”我悻悻地说：“都来县城一年多了，也不见你找过我。”父母都过世以后，我回老家的数次越来越少了，寨子里小辈的基本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他们现在生活发生的变化。他笑说主要是怕你忙，你哪时方便，给我电话，去我家喝酒。他告诉我，我们寨子现在有十多户来县城买房了，这些年大家种砂糖桔得了一些钱，不种砂糖桔的也搞运输、或者搞装修得了一些钱，有了钱后都到县城首付买房，让老人到县城带小孩读书。“我们嘛，两头跑，农忙的时候住老家多一点，农闲的时候在县城多一点。”他笑着说。
我的私家车开七年了，虽然还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觉得车型和配置过时了，想换个新车，老婆也同意。但新车买什么品牌和车型，俩人的意见不一致。我主张买皇冠轿车，我自己开车我懂，皇冠轿车车稳，在高速公路上和过弯道时，相对安全。老婆主张买越野车，她看中讴歌，说底盘高，视野开阔，通过性强。我说买高底盘车做什么，现在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到乡镇基本是二级公路，到村屯都是水泥路，没必要买越野车的，越野车耗油大，安全性不比轿车。
由于意见不统一，换车计划暂时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