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捉跳蚤
“跳蚤，昆虫纲，蚤目，体小而侧扁，无翅。足长，善跳跃。吸食血液，部分种类能传播鼠疫、斑疹、伤寒等疾病”(摘自《辞海》)。
跳蚤，令人讨厌的跳蚤，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无法忘却。看到这个名字，勾起了我对已逝去岁月的回忆，我回想起与跳蚤有关的一段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下乡来到鲁西北一个偏僻、闭塞、落后的村庄。
这里是土黄色的世界。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无尽的土黄色：土黄色大地、土黄色的房屋、土黄色的道路、狂风卷起的阵阵黄尘，甚至人的脸面也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土黄色。
来到乡下的感觉是单调的。这是我们浑身激荡着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狂热政治热情消融后的第一感觉。当敲锣打鼓的欢送和欢迎的热烈场面在眼前消失、锣鼓声的节奏在耳畔渐远之后，我们下乡后的生活真正开始了。这里是单调的生活，单调得近乎残酷：一天一天是无尽无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简单劳作，一天又一天相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样简单重复劳作之下，人容易变得机械，变得麻木，变得呆滞。豪情渐渐退去，热情向冰点逼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原来只是字面上表层的认识，早已变作深刻的体会，真正体验到了“日当午”时“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和艰难。它早已没有了诗的意境，只化作了对毒热太阳炙烤的无奈忍受。我常常握着锄头，伫立在田垄上，品味着大楚王陈胜“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的复杂心情。
寒暑更替，季节变幻。付出的汗水和劳动变成了由种子到幼苗，由幼苗到成熟直到收获的过程。这时，我的焦渴麻木的心灵才得到一丝慰藉，一丝浸润。
后来，公社窑厂来村里招收劳工，村上派我到窑厂干活。
窑厂的工作比起大田来还要累得多。欣慰的是，在窑厂干活除了正常记一个强劳动力的工分外，每月还可得到十几元钱的补助。十几元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那简直是一笔财富!
窑厂的工作还是和黄土打交道：和泥，摔坯，码垛。只是和大田里与黄土打交道的形式不同而已——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窑屋的土炕是跳蚤肆虐的地方。晚上躺在土炕上能感觉到跳蚤在身下的拱动。开始我还试图捉住并消灭它们，但非常善于跳跃的它们稍一跳便再也找不到了。煤油灯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也很难找到它们微小的身躯，所以常常劳而无获。慢慢地我就习以为常了，也就放弃了这种无效的劳动，任凭跳蚤纵横于它们的天地了。
同室住的窑工老张是个性格开朗、幽默多智的人。他想了一个办法来对付跳蚤。他把一张薄薄的表面光滑的塑料布铺在身下，人就躺在塑料布上睡觉。当粗心大意的跳蚤们纷纷聚集在他的身下，开始进攻的时候，他翻身而起，拿起手电筒开始一个一个地收拾“来犯之敌”。这样做效果颇佳。看到他的胜利，我如法炮制。一试果然不错。原来跳蚤凭借的是它有力的后腿，腿一蹬，能跳很远很高，便很难再找到它。但在光滑的塑料布上，它有力的后腿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塑料布表面太滑，跳蚤的后腿蹬不住地，所以它跳不远，只能束手就擒。用这样的方法，在被跳蚤咬得实在难以入睡的时候，就狠狠地捉一批，“严打”一批，以此缓解被咬的局面……
窑厂的活儿是很累的。一个人每天倒土、和泥、摔坯，码垛，十几吨泥土要倒腾好几遍。一天下来，人累得腰酸背痛，全身的骨节散了一般。晚上躺在土炕上，死人一样，一动都不想动，常常昏昏睡去，不知不觉间到第二天干活时还不想起。刚开始，我真有些吃不消。毕竟过去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力。几次我都因忍受不了这样的劳动强度想撂挑子不干了，但一个月十几元钱的诱惑，加之我又不想再为远在几百里外的父母增加负担，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慢慢地，我也就适应了这样的劳动强度，虽然仍然感到累，像其他窑工一样，我已经适应并且胜任窑工这个工作了。我成了一个真正的窑工。
窑工有窑工的欢乐。
当窑工看到自己摔出的砖坯变成金灿灿、红彤彤的整洁的红砖，当看到这些砖被卖出又变成自己的工分和工钱时，窑工是欢乐的。欢乐的窑工就喝起酒，酒烧红窑工的脸，酒燃烧起窑工的豪情，窑工就唱，窑工就吼，窑工就制作更多的高质量的砖坯，换取更多的工分和工钱。
窑工有窑工的娱乐和诙谐。
工余休息时间，窑工在就地画起棋盘，拾起几块土坷垃，下起“三斜、小方”，为一盘棋的胜负、为一步棋的悔棋与否，他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青筋暴突。号称“半仙”的老窑工老鲍是个“聊斋迷”，他讲得聊斋故事里的狐仙多半是貌若天仙、善解人意而又风骚多情的“情种”。有个离家远不能常回家的年轻窑工小李常常梦想狐仙夜半光临，但没有人看见过风骚多情的“狐仙”光临过他的炕头。老窑工老鲍常常揶揄小李说：“李子，狐仙黑下找你了吗?”小李每每无言无奈地低下头，引得其他窑工一片哄笑。
对于窑工而言，有酒喝的日子毕竟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没有酒喝的日子里，贪馋的窑工常常一碗清水权作酒，猜拳行令，苦中作乐。
窑工也有苦恼。当连绵不断的淫雨下个不停，天地混沌潮湿、砖坯不能晾干不能入窑时，窑工的劳动不能变成工分、不能变成工钱时，窑工就苦恼了。苦恼的窑工垂头丧气，咒天骂地。苦恼的窑工也喝酒，苦涩的酒进入窑工的胸腔，进入窑工的血液，他们就变得暴躁易怒，以更加恶毒的语言大声地骂人，骂天，骂地，骂自己的穷命，骂老天还不开眼。
就在这样的劳累下，时光一天天地过去了，我也变成一个熟练的窑工了。
七十年代初乡下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极为贫乏的。几个月难得看到一次的电影都是已经看过不知多少遍的样板戏老片子。东找西借来的几本残破缺页的旧书，不知已看过多少遍，好在还能借它在寂寞无聊的日子里帮助打发悠长而漫无边际的时光，聊以填充空虚的心灵。
当然，大多数时间是在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可看的情况下陪伴昏暗摇曳的油灯光线度过夜晚时光的。晚上，百无聊赖地躺在土炕上，听着窗外虫鸣啾啾。想起自己下乡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前途无望。在窑屋破窗缝隙里能隐隐看到繁星点点的遥远夜空。望着空旷寂寥的夜空，我常常发出轻轻的喟叹，想起远在他方的父母。
窑厂的日子树叶般稠密，悠长而无尽头。工作的劳累，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粗砺食品的“磨炼”，加上对前景无望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简单劳作的厌倦，使我常常处于一种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虽然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知道在这里我的所谓“知识”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里拼的是肌肉和力量。
在窑屋摇曳的煤油灯下看书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如豆青灯照不了巴掌大一点地儿，摇晃的灯光使书上的文字混为一团。不说煤油灯的烟灰熏得鼻孔黢黑，还常常被油灯燎了头发，烧了眉毛。
在漫长的日子里，捉跳蚤便成了我们单调生活的一剂调味品。成了我们在困境中的一种自娱自乐。我和同屋的窑工老张在捉跳蚤上成了“对手”，虽然是他发明了捉跳蚤的方法，但捉跳蚤的数量他却常常比不上我。我们经常展开捉跳蚤比赛，看谁捉得多，虽然互有胜负，但往往我在数量上胜过他。这并不是说我的本领有多高，而只因为他是个“瞧眯眼”——当地人把近视眼叫做“瞧眯眼”。比赛的间隙，躺在光滑的塑料布上，侧耳谛听跳蚤嗒、嗒、嗒微弱的此起彼伏的跳跃声，心里涌起的不是跳蚤的可憎可恶，而是感到一种美妙，一种快乐。这成了我死水一潭般下乡生活中的一丝涟漪。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我却常常难忘过去的下乡时光和窑工生活，难忘过去的捉跳蚤“比赛”，难忘可亲可爱的“瞧眯眼”老张……捉跳蚤带给我的是甜蜜夹杂着苦涩的联想和回忆。
记忆深处，脑海中常常映现出悠悠往事、映现出窑厂的土屋、映现出遥远的黑漆漆的夜空，映现出蹦跳活跃的跳蚤……
啊，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