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遗址保护中的多学科应用:土遗址保护

　　[摘要]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源较早的国家之一,土遗址类文物数量众多,且大多仍在野外原址保存。这类文物由于自身的不可移动且构成复杂、破坏影响因素众多,这些特点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复杂性。土遗址的保护必须依靠现代迅速发展的多学科的技术手段,利用多学科之间的协作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综合保护,这就要求土遗址保护工作者必须掌握多学科的知识,认识和了解这些知识和技术手段在土遗址保护中所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土遗址保护;土遗址研究;多学科应用
　　[中图分类号]K92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28-03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具有一定信息和价值的产物,它们包含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信息,通过对这些遗存的研究可以为揭示某一段历史时期社会状态、经济生活、埋藏习俗等方面的情况提供最直接的实物资料。但这些零星的实物资料不可能完全显示当时的社会全景,以现在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全面揭示遗存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有遗存理解和研究的了解加深,新的遗存在科学发掘中不断被揭露,特定历史时期留给我们的信息不断增多,当时社会发展的多种轨迹慢慢显露出来,所有遗存的价值才慢慢地被发掘出来。在此过程中,一代人的力量不可能“复原”当时的社会,这就需要将先揭露的和地面上的遗存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并流传给后代。因此,“文物保护科学”或简称为“保存科学”便应运而生。
　　若从理论来讲,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先祖们留给我们的遗存当然也遵循这一原则。为了减缓其灭亡的速度,使其比较长久地保存流传下去,就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手段,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系统环境中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只有充分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专业化、交叉化、综合化为趋势,其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利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来解决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问题,这同样也体现在对人类遗存的保存科学中,正因为人类遗存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对其进行研究的多学科性。从广义上讲,和文物的保存科学相关的学科极其广泛,下文只谈和土遗址有密切关系的相关科学。
　　土遗址自身概念比较模糊,其涵盖的范围是以土为主要材料的遗址,虽然有的遗址中土不是主要材料,但也不可缺少。我国的文物法界定的土遗址的范围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但在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土遗址属于古遗址中的一个特定类型,它存在于地下或地表,材料以土为主,具有不可移动性和脆弱性,遗存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布,而且受地域的影响大,赋存形式特别复杂。正因为土遗址具有多元复杂的特性,科学内涵又极为丰富,在对土遗址的发掘、保护过程中,首先应对其有一个系统的、综合的、科学的总体规划,使其能够在以后的保护、研究、展示过程中有一个可控制劣化、病害的预防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必不可少。当然,对于一个土遗址来讲,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学科的共同参与。
　　随着土遗址保护理念的变化,多学科交叉应用在土遗址保护中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意大利在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宪章》中就明确强调了保护单个建筑和整个遗产的重要性。日本1994年的《奈良宪章》也强调了文物的自然属性是判断文物价值的主要因素。所谓的自然属性就是其文化脉络和时间在本体上的演化过程。文物保护的目的也不再停留在收藏、保存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了对文物本身的展示、研究上面,真实体现了文物的历史性及价值所在。我国目前约有40万处历史文化遗迹,其中不少属于土遗址范畴,如此之多的遗址如果对其全部发掘、保护、展示,那也是不现实的,实际发掘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也是为了人类发展过程中某些方面资料的补全所做的工作。
　　另外,在国家大型的建设中配合其工程建设做详细全面的大规模发掘,地下文物的发掘、地上文物的保护是必须做的,诸如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正是在科学的文物保护理念之下,土遗址的原始保存环境,发掘以后的研究、展示,长期的环境保存、维护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必然。从小的方面来说,一个单纯的文物部门,不可能解决在土遗址发掘、保护、管理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这就需要多学科的专门测试方法和技术,依靠社会多个部门,如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共同协作来完成。譬如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柳湾遗址,当时就由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许多单位共同完成发掘,在其报告的撰写过程中,众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分析、参与完成。针对人们现在对土遗址科学价值认识的加深,其保护理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的《文物法》中明确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工作方针,因此,人们对多元并存的土遗址研究逐渐进入了由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的新阶段,研究的客体有所改变,其保护方法和技术手段也随之向多层次、多结构、综合性转化,这是当代土遗址研究的一大特点。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土遗址研究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迈进,在这方面意大利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代表了世界先进的保护和管理技术。在我国土遗址和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典型范例有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等多个遗址。由于皂角树的发掘采用了多学科的合作,才取得了颇多的学术成果。皂角树遗址的发掘是在我国环境考古学兴起的早期,由考古学和古环境学共同进行发掘研究,共同撰写发掘报告,是环境考古学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我国环境考古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参与的学科除了土遗址考古学外,还涉及了古水文、古土壤、磁化率、地球化学、孢子花粉、植硅石、果实种子、动物遗存和各种作物遗存等,因而获取了丰富的古环境信息,取得了一批有意义的成果。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发现了这个地区最早的小麦和大豆,为研究这个地区的农业起源和发展提供了证据。多学科合作研究揭示了该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五谷丰登的农业景象,说明了这一地区形成我国古代文明中心的经济基础,而整个遗址北部的对全新世黄土剖面文化层关系的研究为第四纪地层学和考古地层学结合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总之,洛阳皂角树遗址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多学科技术在土遗址考古工作中的应用。由于重视多学科的合作对整个系统环境的深入研究,才有了众多的信息量和重大的收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必要性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荷兰的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在划分地质时代时首创“人类世”,用以强调人类在地质和生态中的核心作用,人类活动造成的影响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这预示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日益加深。这也说明在土遗址保护中多学科的参与将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
　　从土遗址保护技术和研究方法来说,它并不具有专门的方法,而是现代的保护技术中所应用的各种方法的总和。实际上土遗址的保护技术和其他保护技术一样,很难区分哪一种方法是本学科专用的方法。就目前情况来看,土遗址保护技术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若从整体来说,土遗址保护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由土遗址本身具有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因而在土遗址的保护中应用多科学进行综合研究也就顺其自然。
　　对土遗址本体而言,研究其制成材料的变化规律,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以及管理手段,对其进行研究、保护,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寿命,为人类文明发展服务是其最终目的。围绕这一目的,首先在土遗址本体的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就是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光照、空气污染物、大气热力、地质环境、有害生物、水、火、地震等。土遗址本身的制成材料很脆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制成材料会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变化的原因也有可能来自材料本身,有物理的、化学的,也有生物的变化,既有可逆性的过程,也有不可逆的灭亡过程。为了能够有效控制由环境带来的土遗址的劣化、病害,就要对本体进行详细研究、了解,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环境有所控制,延缓劣化的速度。其实,土遗址的保护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性很强的科学。其基础就是其他相关学科,所以它的研究内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非常广泛,技术手段多种多样,和其他相关科学的联系也十分紧密。
　　土遗址并非是自然物,而是人类在自然界中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之中创造的产物,带有当时社会进程的多种人文信息,且其本身取材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是土遗址价值的两个重要方面。要对土遗址的自然属性进行研究保护,就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要获得其中的人文信息,就必须用到多门类的人文科学,因为二者本身是交叉渗透的。
　　在建立土遗址规范化、标准化的分类方法与管理体系时,需要多学科的支持。我国目前还没有对土遗址进行一个完整、系统、规范化的分类,其原因就是土遗址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极其复杂。在此地建立的规范、标准,在他地就显得明显不适用,各地区所使用的描述各种病害的用词,在内涵和外延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没有形成一个定量化、标准化的区分原则。比如影响文物保存环境的地质环境说,水圈和岩石圈部分是对土遗址产生劣化、变质、腐蚀等病害的主要地质环境,所产生的破坏作用主要是风化作用和土壤腐蚀作用,风化作用的主要对象是石质文物和土遗址,包括物理风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等。如果要对土遗址进行有效合理的保护,首先就要研究其地质环境,这里面包含了地质工程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自然地理学、考古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土遗址相关规范、标准以及保护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参照这些相关行业的规范逐步确立,诸如岩土工程规范、物理学操作规程及实验规范、野外作业实验程序等多项学科及部门的规范。在使用这些规范时,尽量提炼出适合土遗址中应用,而且能使土遗址的概念、方法等恰如其分地融入到其中的规范,以便于以后对土遗址进行科学、准确的描述、记录和交流。当然,土遗址科学管理体系的建立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因为土遗址并非只需要研究,更需要展示。这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科学管理与运作体系来保障。这个体系的构建是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背景,有一个成熟的理念作支持,以广泛的科学研究为手段,需要综合、系统的多学科的参与完善,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保护、管理。
　　在土遗址保护的国际合作中也体现了多学科的交融。1959年国际文物保护中心在意大利罗马成立,其宗旨是“在国际范围内就保护问题提出建议,协同文物保护活动以及制定保护标准,训练文物修复人员”。同年,国际遗迹与遗址协会也宣告成立。该协会主要负责管理考古、建筑以及城镇规划问题,把遗迹、遗址列入一览表。这些国际组织不但强调各有关专业、技术方面的研究课题,而且强调保护人员之间的合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在土遗址保护中的协作逐步加强,保护研究更加深入。在这方面意大利、日本等国家起步较早。进入21世纪后,这种合作、联系显得更加紧密,如伊拉克的亚述尔遗址、哈萨克斯坦遗址等均为多国参与的国际协作。通过这种长期的合作,使本国人员及时获得了国外新的保护理念与保护技术信息,同时引进了国外最新的保护技术和保护手段,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进一步推动了对遗址本体各方面的纵深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也能通过国际间不断的学术会议发表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人员根据研究保护遗址的不同和自己国家的情况,有选择地、组成多学科的人员派往,一方面展示本国对土遗址研究、保护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将他们的保护理念、经验、方法、技术、材料等带到了目的地。通过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交流、取长补短,最后取得共识,达成对遗址最有效的保护方案与保护技术手段。
　　土遗址是人类文明信息的一个重要载体,其保护修复工作需要跨地区、多学科、多方合作。将土遗址完整地、无任何劣化病害、或将所有的不利于保护的因素消除,以便于现在、将来的研究、传承,是其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