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了何“罪”之有？ 颈椎病

　　“你给癫痫改个名!”6月22日,京城一家报纸登出一条公告,用了这样一个扎眼的标题。公告称:癫痫作为一种神经系统常见病,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但癫痫往往与精神错乱、智力障碍联系在一起,被看作是一种不光彩的缺陷,患者因患癫痫病受到公众歧视,感到羞耻、自卑。在第3届“6.28国际癫痫关爱日”之际,中国抗癫痫协会决定开展癫痫新名征集活动……
　　“癫痫”(epilepsy)这一名称,英文原文据说来自希腊文“着魔”或“中邪”,中文里的“癫”大体也隐含着这层意思。2500年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有言:此病与现实生活脱节,所以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有记载说,古埃及曾有医生在癫痫病人的头颅上钻孔,“以驱除邪魔”。可见,那时候人们就意识到,癫痫跟大脑局部的问题有关。
　　依前述公告的说法,癫痫这一疾病的命名容易造成“误解和负面影响”,以致社会大众对该病缺少“客观、科学、正确的认识”。其实,国外也是这情形。美国著名外科医生舍温・努兰曾撰文讲述过一个名叫莉亚的癫痫患者的遭遇。这个聪颖、美丽的女子从小到大不断被人羞辱嘲笑,而且一再为无知的“善心人士”所害。比如,学校里的修女就跟她说:“得了这种病,真是可怜,以后还会变成弱智。”受到这种“暗示”,莉亚一度真感觉到自己变得迟钝呆滞了。
　　引人注目的是,伴随着人们对某种疾病患者的误解、规避乃至歧视,往往还有患者自身或患者家属的难堪与负罪感。例如,有的人在受到抑郁症侵袭时,会感到内心空虚、生活毫无意义,并产生恐惧感和负罪感。而负罪感常常可能跟很久以前发生的、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有关。国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妇女,突然作了严厉的自我谴责,说她年轻时曾经吻了一个牧师一下。
　　近20年来最骇人、最致命也最犯忌讳的病,当属艾滋病。在导致艾滋病的元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真正被发现之前,人们曾有许多猜测。一位分析者把艾滋病称作潜伏型心理病态,认为艾滋病患者在童年时代曾经遭遇过心理上的重大挫折。也有人担心:艾滋病可能不是简单的传染病,也不代表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而是表达了遗传上的基因缺陷。
　　由于人们无法抛开可能干扰专业判断的个人情感,伦理学著作常常也会探讨治疗对象的有罪与无辜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位艾滋病患者因输血感染而得病,那么,相对于性行为或嗜用毒品而致病者,医生或护士对前者的治疗会有所不同吗?应不应当允许这种不同的治疗或提供治疗的不同态度?
　　长期从事文艺批评和小说创作的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从个人体验出发,对于把疾病妖魔化的做法和思考方式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判。1977年,桑塔格患上了癌症,在作为门诊病人穿梭于美国和法国数家医院接受化疗期间,她发现她的那些病友看待癌症时都一致表露出“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视之为“对自我的一种贬损”,并引以为耻。
　　她后来写道: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更别提加诸癌症之上的,还有一些有关责任和人格构成的不实之词了。
　　在桑塔格看来,把疾病妖魔化(加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或者说附着在疾病之上的隐喻),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一句话,病了何“罪”之有?
　　对疾病进行社会学思考有助于我们看到,不恰当的思考方式足以让一个人产生负罪感并且看上去像是某个人的错。眼下,甲型H1N1流感仍在到处流窜。我想,人们一般都能理解,染上甲流不是自个儿的错,不必有心理负担,被隔离了也不“冤”。但明知已经染病上身,却依然没事儿似地穿梭于公共场所,四下活动,那就有失厚道、太不像话了。 12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