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津原县的曾产经验中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

　　在已经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的地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受到了严正的批评。很多曾经认为“不深入实际也能领导工作”、“要完成任务必须强迫命令”的同志不能也不敢再采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一套办法来做工作了。可是很多人还摸不到一套新的正确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因此有些人，尤其是在农村工作的同志，就感到苦闷；甚至有人说：“今后工作行不通就往上推，别无办法。”
　　怎样才不是官僚主义呢？不强迫命令能不能完成任务呢？怎样才能既不强迫命令，又能把任务完成得很好呢？这些问题，在“金星奖章获得者—— 任国栋”（见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人民日报）和“中共肇源县委在推行‘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别追肥’新耕法中的宣传工作”（见一九五三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两篇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向。
　　肇源县在一九五二年发动爱国增产运动时，曾走过一段弯路。当时肇源县按照上级号召每何增产五斗粮的任务，制订了全县每垧平均产量八石的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区、乡干部也是到处一般地号召群众订每垧增产五斗粮的计划，可是群众对这一号召并不感觉兴趣，他们说：“咱这地打四、五石粮就到顶了。”“三年前你们就说精耕制作呀，多铲多tang呀！多上粪呀，也不嫌絮烦得慌！”“算计的孩子不好养活，计划的数目也靠不住。”上边催订计划，群众不订，区、乡、村干部就来了强迫命令的劲了。如像在全县工作最好的孟克里村，工作组和村干部先布置了一个党团员较多的组硬着头皮订了个高产量计划，然后把这一“成功”经验推广出去，叫各组都照样订，并且威胁群众说：“你们再说订计划不顶事，就当破坏生产办罪。”“破坏生产的就送到区上押起来！”这样一来，“计划”果然都订出来了，各小组普通一律地平均每垧增产五斗粮。但同时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反不如订计划前高了。他们说：“干部光图在上级面前落好名誉，拿咱老百姓送礼！”“秋后打不了这些粮食，要干部包出来。”
　　这一情况引起了县委书记任国栋的警惕。他说：“农民愿不愿多打粮食？当然愿意。可是农民为什么反对提高增产计划呢？不知道怎样才能增产那样多粮食啊！”他的结论是：“关键问题是给农民增产的办法，给干部领导生产的方法。”哪里有这些东西呢？他承认“自己没有这些，我的最好方法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群众中去”。于是他到群众中去了。在四合屯，他和村支部书记于长江从玉茭穗上得到了启发，称了各种粮食穗的质量，计算了每种粮食一垧地应种的棵数，发现了常年产量和实际产量间有很大距离，增产有很大可能性。接着，他们又和五个村山村干部在一起开诸葛亮会共同研究，找出了缺苗、行距过宽、苗的稀稠不均是实际产量低于当年产量的基本原因。根据这些原因，他们创造了“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在这一新耕作法的创造过程中，他们也发现了量垅底、数楂口、评穗头、算产量、找原因、想办
　　法等是领导生产的正确方法。在这一新耕作法和领导生产的方法被推广出去之后，群众不再说“打不下那样多的粮食，要干部包出来”的话了。原来被迫订出来的增产五斗粮的计划反而又被自觉地提高了。许多人的计划不再是六石而是十几石了。自然，一个新的东西，决不是所有的人能马上、全部接受的。在耕作和收获的过程中，他们组织了参观评比红旗竞赛，和各种形式的宣传（如：当众打场、布置好坏庄稼的展览、宣传先进人物和事例等。这样作的结果，不但使一九五二年得到了大丰收，而且使新耕作法已深入人心，为一九五三年的农业增产运动打下了基础。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但内中却包含了一些重要道理，它告诉我们如何正确领导群众进行工作。
　　如何领导群众进行工作呢？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何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说，有两种进行工作的方法：一种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一种是实际的、具体的、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
　　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的实质都是使工作任务脱离实际情况，脱离群众的要求，脱离群众的觉悟水平；在执行任务时往往是只进行一般化的号召和摊派，用这种方法去做工作，尽管自己是怀着一片好心，结果一定都会遭到群众的抗拒而失败。肇源县委在春耕开始前，只是照抄照转上级指示，区、乡、村的干部强迫群众订增产五斗粮计划，结果群众大不满意，就是个证明。后来，肇源县丰产经验所以能得到很大的成功，就是由于任国栋同志所采取的是另一种工作方法，——也就是实际的、具体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号召增产，领导农民订增产计划，本来是对农民有利的事情，农民为什么反而会不感兴趣呢？为什么会不满呢？我们在下边办合作社、推销书报、办识字班、搞互助合作……都是对群众有利的事，为什么群众也有时会并不满意我们呢？其基本原因在于有些同志不理解我国农业经济的特点，没有考虑农民思想的特点，自己的工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农民的思想水平。
　　今天我国的农业经济，绝大部分还建筑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今天的农业生产工具，绝大部分仍然是落后的手工工具。因此，农民的生产效率仍是很低下的（虽然比过去是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仍然是不稳定的。生、老、病、死，天灾、人祸，以及经营管理的不当，都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灾害，轻的两三年翻不过身，重的甚至可能破产。他们如果随便试验一种新耕作法，试得好就好，试用不好就可能使全年收获和全家生活发生问题。这样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在农民的身上可能仍带有较浓厚的分散性和保守性。没有确切事实证明的东西，是较难使他们轻易相信的。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和几年来互助合作运动使他们的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但在这一经济条件未根本改变之前，他们的思想状况也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而改变这种经济条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农民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耐心的教育。如果认为农民既然经过了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的锻炼，就会把分散性和保守性克服得干干净净，那就只能是幻想。如果看到个别的、甚至少数的农民有了超过他们经济条件的思想觉悟，而错误地把它当作是全体农民的思想状况，并且根据这些人的思想水平来要求大多数农民，那就一定会脱离大多数，工作就一定会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