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去复还】 台湾复光的资料

　　父亲大人，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轮船已经载着我穿过台湾海峡，到达上海了!而此刻，在展纸给您老人家写信话别时，我还在基隆港的一家小旅店里。我现在心情是复杂的，我将要离开您和家人，远走他乡，不知何时才能重聚，也许一生都没有机会了，想到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回内地，我是下定决心。爸爸，一年前当我告别大陆亲友随您老人家来台时，亲友们都很羡慕我，说台湾就像世外桃源，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是一片乐土。可这一年来，我所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的都远不是那回事。这里也是满街乞丐成群，也是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成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事。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我看见我们的上将司令官竟和美国的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上校肩并肩地检阅我们中国军队。那个上校简直就像我们的太上皇，我们的上将倒像个跟班。我们中国人干嘛这样卑贱?见此情景，我感到是莫大的屈辱。
　　去年12月，苗干大哥来到我们家，爸爸您当时喜出望外，对客人热情有加，很快我就知道这位贵宾是我所久仰的郭影秋伯伯介绍来的。我是小孩，当然无法参加你们大人的谈话，但我知道他是什么人。苗干大哥私下里也和我有一些交谈，他看了我的作文，听了我的一些看法，知道了我的爱和恨，了解了我的思想。因此，他向我讲述了祖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内战形势，介绍了他们那里(指解放区——编者注)的情况，在那里人人有饭吃，没有美国大兵，他们也没有上下级之分，贵贱之分，大家一律平等，这是何等美好的社会啊!苗大哥的介绍，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也产生了到那里去的念头。今年2月苗大哥回内地时我提出和他一起回，爸爸您不答应，说不安全，要等我长大一些，再把我交给郭伯伯。可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现在国共又在和谈了，战火该停了，正是时候!我不想等了，您不让我跟苗大哥一起去，我就自己去!我也知道那里很大，找郭伯伯像大海捞针，那也没关系，只要到了那里，没人帮我也不怕，我照样能做事。爸爸，您不要以为我离家出走是不好的事，对家庭我没有眷恋之情，我觉得中国的家庭大多数是孩子的囚笼。再说我看到那些当官的总是把不义之财往家里“扒”，家不也是罪恶之源吗?您常教导我，长大要报效国家要走正路干正事，我回内地，就是去找光明，走正路的。我知道我要是事先和你们说，你们一定还是不答应，所以我只好不辞而别。但请您和母亲放心，我已17岁了。鲁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爸爸您就让您的儿子走自己的路吧，我一定会走正路，也能干出个样来的。
　　这是一封跨越了63年时空的离别家书。是我1949年3月从台湾回大陆的前夜写给父亲的，1985年父亲回大陆探亲时又将它回送于我。在此信重回我手之后，每每看到自己当年的字迹，总是心潮难平，虽然现在我已年过八旬，心情依然如此。因为这封家书，深藏着我少年时的激情、信念和梦想，也划就了我一生的轨迹。当然它也给我家人带来过厄运。每次打开此信，就勾起对那段激情岁月的回忆。
　　记得我是1949年3月15日下午，从台湾基隆港乘“海黔号”海船同大陆的。头一天下午，在台湾一位同学的帮助下，我从凤山乘火车悄悄来到基隆港一家小旅店，并连夜写下了这封离别信。这封信表达了我的真实情感和理性选择，但有些话还是留有余地的。因为，当时父亲已是同民党的上校，信中提到的郭伯伯、苗大哥都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也都成了中共领导干部(郭伯伯先后任南京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苗干大哥任南京第二制药厂党委副书记)，我要去的是解放区，但这些，信中都不能直讲，怕万一泄露，会给父亲带来麻烦。但我回大陆后，国民党还是以纵容儿子“投共”的罪名，将父亲开除军籍并投入监狱，关了一年多。1985年父亲来上海探亲时对我说：“当时他们没有查到这封信，否则，命也没了。”
　　我出生在徐州一个地主家庭，父亲23岁时投笔从戎，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加入远征军赴缅甸扫荡日寇。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了台湾，在凤山安家。像父亲这样的高级军官是可以有汽车的，而他却骑自行车上班。家里的生活也极简朴，连电风扇、收音机也没有。后来父亲升为人事署负责人，又是监察主任，握有相当大的权力。逢年过节，总有不少人给我们送礼。父亲不但严词拒绝，而且将对方痛骂一顿。这些情况对我们子女来说，都是无声的教育。爸爸年轻时喜欢看的左翼作家谢冰莹、戴平万的《前路》、《出路》两本书，对我也有很大启蒙。这两本书主要讲述了劳苦大众受压迫求解放的故事，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书中有这样两句话：“用我们的热血灌溉胜利之花，用头颅做护花的篱笆”。
　　但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我并不认识的共产党员郭影秋伯伯。我的父亲与郭伯伯是从小要好的同窗，两人情同手足。后来，他们均投笔从戎，虽因各种复杂因素踏进了国、共不同阵营，但一直都有联系。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经常对我说起郭伯伯的事，说他是徐州地区8个县八路军的头头。那时，我也听到了不少关于郭伯伯的民间传说。在我少年时的心里，郭伯伯就是解救劳苦大众于倒悬的人杰，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英雄。我曾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做郭伯伯那样的人。而在台湾接触苗大哥后，更加坚定了我立即回大陆跟郭伯伯干革命的决心。
　　回大陆后，我发现，到解放区去找郭伯伯的愿望很难实现，因为战局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封江了，从上海到芜湖沿江各主要渡口均有国民党军队把守。我一个独自行动的少年要想过江已无可能。面对滔滔江水，我无能为力，不仅如此，我的生活也快没着落了。临来前，我用手表换了3块大洋和1个金戒指，买了车船票后就所剩无几了。我只能怀着沮丧的心情，来到继母的家乡也就是我去台湾时的出发地芜湖，以待机会。但我不敢到舅舅家，怕他们会阻拦我去解放区的计划，只有投靠同学。当衣衫零乱的我推开芜湖同学王泉的家门时，他们一家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有钱人都想方设法往台湾跑，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我不能说明回内地的真实计划，只能说到徐州看望祖父母路过这里。我刚在王泉家里住下两天，舅舅就突然找上门来了。因为，父亲接到我的信后，一下就明白了我的去向，知道我无法过江，肯定回芜湖，就给舅舅拍了两封电报，其中一封明显是给我的，内容是“在芜候信父”。于是，我不得不重回安徽省立芜湖高级中学继续读书。那时，解放军要过江的消息在校园传开了，有人慌张，有人期待，我则是强烈期盼，我的梦想就在解放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