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电文再次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邓演达愚园坊

　　笔者两年前在查阅《广州民国日报》的过程中，曾发现1927年1月上旬和中旬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围绕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视察武汉而撰写的四份电文，并在《红广角》2010年第12期上发表了小作《新发现的邓演达四份电文及其学术价值》，对这四份电文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简要分析。
　　但笔者最近在查阅《广州民国日报》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1926年8月至1927年3月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分别致其部下孙炳文（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广州民国日报》、《觉悟社》、李济琛（北伐军总参谋长）、广州国民政府各军政机关和山西阎锡山等人或机构的电文，一共九份。这九份电文，虽然没有被收录入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邓演达文集》（周天度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邓演达文集新编》（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及其它一切有关的历史文献之中，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首先，笔者将邓演达九份电文的内容完整地抄录于下。
　　第一份电文是1926年8月1日正随军北伐的邓演达从湖南郴州给广州孙炳文所拍发的电文，内容如下：“国民政府内总政治部孙秘书（指孙炳文，此人1926年6月曾担任过总政治部秘书长）鉴：本部先遣队于卅日午抵郴州，后部约卅一日可到。明日乘船向衡州进。演达印东（“东”指1日）。”①
　　第二份电文是1926年8月23日邓演达从湖南长沙致《广州民国日报》的电文，内容如下：“马（“马”指21日）晚接捷报，我军已攻下岳州，时间为马午后五时，八军危团首入，俘获枪炮子弹无算。唐总指挥生智已赶赴岳城督师。武汉不成问题。特闻。演达漾（“漾”指23日）印于长沙行营。”②
　　第三份电文是1926年8月底邓演达从湖北武汉给《觉悟社》的电文，内容如下：“命令：（一）战时各级党代表及团营连政治指导员之位置应与各该部队军事长官同其行动，尤应不失时机，本其忠实党的决心，勇敢牺牲，并牢记遵守连坐法以提高部队的团结力，求达到我们战斗的任务；（二）团营连政治指导员除不与军事长官副署外，其职掌与党代表同；（三）部队在前线接战时宣传队务须在作战区域内及作战区附近本其任务，遵守连坐法，努力工作，使敌军及民众均受宣传力之感召，俾我方战斗容易进展；（四）营连政治指导员须切于实际的力求对内的下层工作，日有进展毋稍疏忽，但同时对民众方面的工作亦不可有所放弃；（五）（从略）。右仰切实遵照，毋违。此令。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③
　　第四份电文是1926年9月19日邓演达从武昌给《广州民国日报》的电文，内容如下：“现前敌总政治部宣传队共分为两大队，一队留在武昌，专任鄂省政治宣传工作。其他一队则由李科长方率领，于蒋总司令十七日赴赣督师时，已随从出发，从事于向赣省民众宣传。”④
　　第五份电文是1926年10月17日邓演达从武昌给《广州民国日报》的电文，内容如下：“（衔略）刻电。无线电已通。乞将中央与各省联席会议消息及闽方战况随时通知。樊醒民部战斗甚大。江西方面战事暂停顿。总座现在前方暗中布置，不久有新发展。邓演达筱（“筱”指17日）。”⑤
　　第六份电文是1926年10月19日邓演达从武昌给李济琛和孙炳文的电文，内容如下：“李总参谋长，并译转总政治部孙秘书鉴：□（原文如此，下同）密，筱电奉悉。陈刘二逆事已交此间政治会议商办，必可达到。江西近情详前电。总座电恳汪先生回，此党□前途之福，无任欣慰。此间同志闻之，雀跃二百也。福建方面胜利详情示知。达因会江西事及武汉重□事，故急须与总座面谈，特定明早与铁顾问（“铁顾问”指铁罗尼）乘飞机赴高安。余续详。演达皓（“皓”指19日）。”⑥
　　第七份电文是1927年2月18日邓演达从武昌给广州国民政府各军政机关的电文，内容如下：“国急。各省各军师政治部、各省区地方军政机关均鉴：顷据确报，我军于巧日（“巧日”指18日）拂晓占领杭州。孙逆所部，除大部缴械外，余溃退四窜。特捷报。演达叩。巧（十八）。”⑦
　　第八份电文是1927年2月27日邓演达从武昌给山西阎锡山的电文，内容如下：“山西督署阎百川同志勋鉴：请即释放京绥路工人，以符本党扶助农工政策。至盼。邓演达感（廿七）。”⑧
　　第九份电文是1927年3月6日邓演达从武昌给广州孙炳文的电文，内容如下：“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日转瞬即到。此间已联合各民众团体筹备大规模之纪念大会。总座亲令指拨筹备费一万元，现在计划一种永远之纪念建筑物。希尊处从速会同民众积极筹备。总部特别党部筹备将次就绪。现定哿日（“哿日”指20日）举行成立大会。”⑨
　　其次，笔者拟在此简要分析邓演达九份电文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些电文具有以下学术价值。
　　其一，为学术界研究邓演达增添了一些重要并且可靠的史料。从这些史料里，今人发现了邓演达1926年至1927年在北伐战争时期所参加的一些重要活动，而这些活动在邓演达此九份电文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下面拟结合电文简要提及邓演达当时所参加的这些活动：
　　1、邓演达1926年8月底在武汉向其部下亦即“各级党代表及团营连政治指导员”颁布了《总政治部勉励前方政治工作之通令》。根据邓演达的第三份电文（1926年8月底），邓演达在武汉于8月底颁布了《总政治部勉励前方政治工作之通令》，内容有五点，要求“各级党代表及团营连政治指导员”“切实遵照”这些“通令”。
　　2、邓演达1926年9月中旬在武昌将其领导下的总政治部宣传队分成两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留在武昌专门负责湖北省的政治宣传工作，他自己就属于这个大队；而另一个大队则跟随蒋介石总司令前往江西。根据邓演达的第四份电文（1926年9月19日），总政治部宣传队此时已经分成两个大队，其中一队留在武昌，“专任鄂省政治宣传工作”，另一队则由李方科长率领，于蒋介石总司令9月17日赴江西督师时，已随从出发，从事于江西省的政治宣传工作。
　　3、邓演达和俄顾问铁罗尼于1926年10月20日飞往江西高安，与蒋介石“面谈”江西和武汉方面的一些要事。根据邓演达的第六份电文（1926年10月19日），邓演达因为“江西事”和武汉方面的事情，于10月20日早晨与俄顾问铁罗尼飞往江西高安，与蒋介石“面谈”如何处理这些事情。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