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 “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

　　十年前，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推荐一台大中文系毕业生到北大念研究院。这学生兴冲冲地来了，可一个月后就“打道回府”了；问她为什么，回答是：“刚到北大时很兴奋，清晨散步，未名湖边书声琅琅；不过仔细听，怎么都是英语？要学英语，我干脆到美国去。”
　　三年前，南方某大学下决心奋起直追，希望我帮助他们物色一外国教授，据说待遇很优厚。开始我很在意，觉得这是好事，应该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嘱，让我心都凉了——“最好不是华裔，要一看就是外国学者。”这哪里是在挑学者，分明是在选演员，才这么看重“镜头感”。
　　两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申请某名校教职，得到的答复是：学校统一规定，只有在外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者可直接入职，本国大学培养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当博士后。今年毕业的某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学进修过三个月，求职时，总被问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学到了什么“真经”。学生很诚实，说仅仅谈了两次话，合起来不到三个小时。为什么不关心他在北大的四年苦读，而只专注于那蜻蜓点水般的“访学”？
　　这不是三五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
　　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设立了“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五千人。选派的对象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也占了15%。这当然是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但说实话，作为中文系主任，我内心很纠结，也很困惑——既为我们的学生很有竞争力而自豪，也担心此乃“为他人做嫁衣裳”。优秀的生源就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岂不十分可惜？
　　我必须考虑学生的立场，不敢像年少气盛的胡适那样，撰写《非留学篇》（1914年1月），说什么“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因我深知，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对于中国科技、教育、学术、文化的前景，影响十分深远。但青年胡适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道理：“留学之目的，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故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办好本国的大学。
　　《非留学篇》发表三十多年后，当年的留美学生，终于出任北大校长。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胡校长，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报》）：“我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1、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2、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作专门的科学研究。3、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4、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说实话，留住好学生，以下两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国的大学很争气；二是申请教职时洋文凭不占优势。而如今的中国大学，大都做出一副非国外名牌大学博士不要的高姿态——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反正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
　　若大家都这么盲目崇拜“洋文凭”（我说的不是假文凭，是国外名牌大学的真文凭），再过五年、十年，也许连中文系学生也都如过江之鲫，纷纷放洋去，这实在让人伤心。看看近年各大学招聘“领军人物”或“讲席教授”的广告，你就会明白，这年头，不出国念书拿学位，日后想在中国学界“拼搏”，实在很难。
　　正因此，我才感叹：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好学生感觉大有奔头，值得为之焚膏继晷，这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