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前期对词的雅化以及雅化的质变】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

　　摘 要：南唐以后，宋朝文人从前人手中接过词这一文体，并开始改造。　　使得词在北宋真正繁盛起来的，是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代文人。直到柳永的出现，将词作为一个抒情达意的工具的情况才得到改善。苏轼是北宋文坛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也是集大成者，通过他“以诗为词”的美学理想的指导与实践，词的雅化最终趋于大成。
　　关键词：北宋；词体；雅化；质变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6-0-01
　　1、北宋前期对词的雅化
　　南唐以后，宋朝文人从前人手中接过词这一文体，并开始改造。由于宋朝统治者采取的政治策略，使得文人地位空前提高，于是更多的人投身到文学创作中来，这些为官的文人大多生活悠闲，而且新王朝的安定远不是南唐这样朝不保夕的小国可比，因此他们在歌舞纵酒的闲暇，对残红伤春惊逝时，不必考虑到国仇家恨，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自己内心，进行对自我的审视，并对现实生活进行哲学高度的思考，这种带有哲理色彩的自省其实源自南唐，但南唐人更多地关心了宋军什么时候打到城下，对于生活的思考终究浅了一些。哲学化自省的结果就是总结出人生悲剧性和不可重复性。这种对人生悲剧性的思考和理解，沉郁心中，久而久之，化作所谓的“闲愁”，而显然，将闲愁诉诸诗是不合传统诗教的，所以，用于言情抒意的词成为文人的爱宠，这样文人们参与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加上客观上词的繁荣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了词必将在两宋臻至极盛，并完成雅化。
　　北宋立国后前五十年，与之前的南唐、西蜀相比，词的创作虽不是一片空白，但也是寥落非常，收入《全宋词》的很少。虽仍做柔媚之语，但感慨已经深沉厚重。这些作家并非专力创作词，而是偶一为之，靠他们，显然还不能将词向更高的层面发展，使得词在北宋真正繁盛起来的，还是以晏殊和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代文人。
　　相比较之前的文人，北宋初的词人更加具有理性，他们将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具体化为一系列意象，用这些意象将心中对人生的悲剧性思考娓娓道出。如晏殊的《蝶恋花·一曲新词》，在娴雅的同时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将人生轮回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蕴涵在燕子、夕阳这样常见的意象中，别有意味。而欧阳修晚年创作的组词《采桑子》，则将一个老人多年坎坷所获得的人生经验娓娓道来，并最终归于淡然，匠心独具，在南唐言外之韵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使词之意韵足可与诗相衡。《蝶恋花·庭院深深》含蓄隽永，意味层层深入，浑若天成，毫无斧凿之痕。
　　在这段以及之前的时期里，花间、南唐及晏殊、欧阳修诸人为代表的文人将词作为一个抒情达意的工具，然而所抒之情多为士大夫之通病，缺少了个性，直到柳永将他个人羁旅行役之情真实反映在词中，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善。柳永则不再拘泥于以前那些内容，走向个性化，可直接抒一己之意，这其实是一种诗化的倾向。如其《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借登高临远、感秋伤暮的开阔境象抒发心中的羁旅之情，音节铿锵顿挫，极富感发之力，苏轼称本词“不减唐人高处”，便是赞赏它的兴象有不输于唐诗感发力量。
　　在文学史上，词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期，即由传统的诗文主导转向非传统的戏曲、小说主导，词便是这转型的枢纽所在。也就是说，词如果要扮演这个角色，需要具备俗、雅二者之长，柳永就是做这样的尝试。柳永革新了传统的文人词，使词的市民意识渐渐强化。他的词带有浓重的诗化倾向，虽然还不能向苏轼那样自觉以诗为词，走得也不如苏轼远，但他为宋词开拓了疆域，冲破了传统文人词的精深狭窄的旧篱，为即将到来的宋词极妍盛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词体雅化的后一步工作做好了准备。
　　2、词体雅化的质变
　　苏轼是北宋文坛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也是集大成者。他诗、词、书、画皆擅，是一位十分全面的大家，而词似乎是他诗文之余事。但他在词坛上地位并不在诗文之下，而且正式开创了豪放词风，并且自觉地将词向诗归化，后世称为“以诗为词”，影响极其深远。通过这个美学理想的指导与实践，词的雅化最终趋于大成。
　　苏轼对词最大的贡献，前辈文人的“雅”，大多在形式内容等方面构建审美体系，至苏轼，方从主体意识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真正将“庄”引入了词中，它不再是娱宾宴乐的点缀，也不是单纯的抒发男女相恋之情，而具有了前人未有的崭新气象，从苏轼起，词方真正能与诗分庭抗礼。
　　苏轼诗词兼善，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苏轼曾说过：‘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跋君谟飞白》）一语道尽他处世准则与文学观的实质，用来为词，自是唯求模写物态，畅达心怀、而不接受固定范式的局囿。这种缘由高扬的主题意识生成的‘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的艺术精神，概括言之，即在尊重诗词音调格律等外在形式特征的同时，引进内在的诗化回归，借诗歌美学理想、价值取向改造词，突破二百余年来向为小道的旧传统，为其建构一个新传统，设立一种并行的参照，‘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1]“以诗为词”在主题意识上是借诗歌美学来套入词中，并且将词的价值取向向诗靠拢，即词之功用再也不是单单娱人耳目，而兼有了诗“言志”的成分。
　　苏轼为人浩荡飘逸，潇洒不羁，这是他能够突破传统的内在原因，他以这种胸怀写词，脱离了原本拘囿于一己之私情的窠臼，往往从尘世的景物出发，抒写他对于人生的感悟，情感是尘世的，但他并不为之所羁绊，而是以超越的心态对待之，达到一种随缘自适，不以物喜的境界，极大地提高了词品。
　　以上所说的是内在精神或是审美趋向的诗化，在外在形式上，传统的词体形式显然不能适应词进一步雅化的需要，为此，苏轼对词的外在形式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诗的题材入词；化用前人的诗意、意象入词；在词作中嵌入诗句或化用他人诗句；集诗句为词或改诗为词；用诗歌句式写词。这些外在形式上的改革，必然会破坏原本词的其音乐性，跳出了原本词的功能载体，从侧面促进词功能的转化。
　　苏轼是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对于他的评价，千古以下，自有定论。单就词来说，他从理论高度提出了“以诗为词”的创作方针，彻底屏弃了狭隘窄小的传统套路，将诗的美学规范和价值体系融入词中，促使词深化归雅，成为能与诗抗礼的文学样式，从以后，词再也不是艳科小道，这只昔日的丑小鸭，终于变成了站在枝头上高歌风流的神鸟凤凰。
　　参考文献：
　　[1]、 王灼 《碧鸡漫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