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意思

　　近来我的脑海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就是廖公（承志）。翻翻资料，发现今年正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编者注：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作者此文写于2008年），却未见有什么纪念的动静，谨录此残留于记忆中的片断，作为对他的百年祭。
　　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的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种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因为在他担任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本文所叙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些“花絮”，入不了“正史”。
　　我初见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是真的流利，不是像现在动辄说某领导人外语如何如何，实际苦不甚高），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 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 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共党员，还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公比较熟，也是廖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难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方做说客。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公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公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他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公谈问题，廖公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他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我不记得是什么词，大体是在当时进步圈子里“政治不正确”的用语)，廖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一忽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公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方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方配合，不要反对。中方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公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他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率多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参加，但是他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所以中日关系是“以民促官”的典范。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早有意见，在所谓“牢不可破”的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他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我猜想以他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儿”。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厢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后来那位苏联代表的讲话被当作苏联“污蔑民族独立运动”的例证写入了中苏公开论战的“九评”之一（今天如何看待那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又当别论）。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