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审美之境：刘大櫆与桐城散文学的转向】境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 刘大櫆；行文；行文之实；文人之能事；神气音节；审美；桐城派　　摘要： 作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櫆上继方苞的义法说，文道皆论，而重心落脚于文的一边。他将文章分为行文与行文之实两层，并将义理、书卷、经济降格为材料，将文学提升为能事，尤其突出神气音节的地位，将方苞的义法引向了文学审美一端，为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说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奠定了基础，是桐城派文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中国散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中图分类号： I05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39707
　　方苞、刘大櫆、姚鼐号称“桐城三祖”。然而，在桐城派的研究中，学术界历来都有重方姚而轻刘的倾向。与此相应，提起桐城派，人们想到的不是方苞的“义法”说，就是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刘大櫆在桐城派中几乎就是一个陪衬。毫无疑问，在桐城散文学中，作为奠基者的方苞，与作为集成者的姚鼐及其文论固然十分重要，然而，刘大櫆及其文论的价值与地位也绝不容轻估，否则，桐城派散文学就很可能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
　　一、文道重心的偏移
　　文道说是中国散文学中的核心命题，方苞的“义法”说也是文道说的转换或者延伸。虽然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文道论，但是，几乎所有的文道论者都是将文道捆绑在一起，并将道作为文的本源或主导因素，而将文视为道的显现，只是决定的色彩强弱各不相同而已。在文道关系中，道常常是重心所在。从欧阳修开始，文道的重心开始向文的方向偏移。到方苞义法说，文道重新合一，“义”“法”连皮带骨，难以分割，“义”中有“法”，“法”里含“义”，而法也同样是为义所规定。
　　作为方苞的后继，刘大櫆论文也讲文道，讲义法。“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辞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等说法［1］4107，分明可以看到文道说、义法说的痕迹。这里的“义理”、“书卷”、“经济”，与文道说中的“道”，义法说中的“义”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从它们脱胎而来。其中，“义理”直接从“道”与“义”而来，“文道”说与“义法”说的主张者不时也会称“义理”。“书卷”则大致从“六艺”而来，“经济”即经邦济国，也与从韩愈以来论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一脉相承。
　　不过，刘大櫆显然不像方苞那样对“道”、对“义理”依依不舍，而是在离道向文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快得几乎离开了原有的文道之轨。他在说“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之后，紧接着就说：
　　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1］4107
　　虽说他提到“义理”等，也看到它们在文章写作中不可或缺，正如工程中不能离开土木材料一样，但这里的“义理”已经与韩愈等人的“道”，与方苞的“义”有了距离，它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独立概念，而是其它概念（“行文之实”或文料）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行文之实”或文料也是以文人与行文的对象出现的。材料并不等于文章，也不会自动生成文章。它们要成为文章，还要依靠文人的手段。材料是前提，文章是目标，而文人及其行文则是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不是义理（道）决定文章，而是文章包含义理。文章离开义理可以存在，而义理却有赖于文章。“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朱子谓‘无子厚笔力发不出。’”［1］4107正因为这样，他在打量散文发展历史的时候会说：“上古文字初开，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奥，然文法要是未备。至孔子之时，虚字详备，作者神态毕出。左氏情韵并美，文彩照耀。”［1］4112又说：“天下之势，日趋于文，而不能自己。上古文字简质。周尚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后传为左氏，为屈原、宋玉，为司马相如，盛极矣。”“唐人之体，校之汉人，微露圭角，少浑噩之象，然陆离璀璨，犹似夏、商鼎彝。宋人文虽佳，而奇怪惶惑处少矣。”［1］4114对于文华的发展持积极肯定态度，而对上古的文法未备和后代文华的退化意存批评。
　　刘大櫆的文论不仅在水平方向继续向文或法的一边偏移，而且文道的位置也翻了个个。他的文虽然还与道保持着若有若无的某种联系，实际上已经从道与义的束缚中走向独立。他在论到文章时，一而再地以“文人之能事”相称。除了上段引文之外，他还说过：“当日唐、虞纪载，必待史臣。孔门贤杰甚众，而文学独称于子游、子夏。可见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1］4107“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1］4113“能事”的一般意义是指“能够做到的事情”，更准确一点说则是指“天才”、“本领”、“才能”或“技巧”，尤其是“专门”、“特别”、“精微”，他人难以具备的“天才”、“本领”和“才能”，以及这种才能的外化。他在称呼“文人之能事”的时候，事实上是将道从文中剥离了出来，将文学看作与史学、经学相区别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事业，将文学写作看作特殊的本领，将文人看作非凡之辈。这可以说是散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大事情。它的意义几乎可与文学分途，文笔分别，诗文分立相提并论，与“诗有别材”说在诗学史上的地位相埒。从此之后，散文学进一步从教化走向审美，从本体论走向文章论。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说，也可以说是刘大櫆“材料”说、“能事”说的自然延伸。
　　刘大櫆将义理“降格”为材料，将文学“提升”为能事，可以说是对散文学发展趋势的顺承。虽说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文道重心有过反复和交替，但至少在唐代以后，在文学范畴内，文道关系的发展存在向文一端的偏移，文的发展快于道的发展，文道分离的势力大于合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是对当时文学地位的反拨和抗衡。单就散文学内部来说，清初以来的散文学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从整个文化背景上来看，那么，清初以来的文学与散文学则似乎处在更加弱势的地位。以前的散文学，文道捆绑在一起，地位反而更高。文道分别以后，经学在清代的发展异常迅猛，这对散文学无疑形成了强力挤压，散文学空间愈发狭小。刘大櫆这样“重文轻道”，明确提出“能事”说，以为“文章者，人之精气所融结，而以能见称，天实使之。”［2］102在选录文章时，也主要以文辞为标准，而不再提载道、明道、义法说，明确表示：“其有抵牾于圣人，而文辞粲然有可观者，余亦存之，不能割也。”［3］44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