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热点问题分析]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热点问题分析

今天主要跟大家交流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第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其效果。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主要指总量，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GDP总量、经济运行水平、增长速度等。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大体是9.8%，这个速度在当今世界是非常高的。虽然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经历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衰退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但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8.7%，GDP总量是33万多亿人民币。按照世界银行惯常的折算方法，大体是4.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7%。美国GDP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5%左右。

中国人有13亿多的人口，很多指标一旦人均化，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人均GDP水平大致增长了12倍，而总量大致增长了15倍。截止到2009年，我国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而全球平均人均GDP是8600美元。

发展中国家可以分为五类：一是最穷的国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二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刚解决温饱问题；三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初步小 康；四是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全面小康；五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叫做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就是完成了当代工业化、城市化改造。我国现在 的水平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要保八，但我们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至少会达到9%，甚至9%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甚至预计中国今年的增长会达到10%以上。

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需求，这个需求是三架马车：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所以分析一个国家一年里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要从它的总需求来看。

一是投资需求。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工业化到了中后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投资项目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加大，所以投资需求增长非常快。另外，这个阶段城市化也在加速，中国的城市化率按照现在公布的数据是45%左右，按照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时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平均增长14%左右，比当今世界平均速度高出一倍多。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剔除价格因素之后，增长速度从来没有低过24%。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30%。

所以我们现在的分析是这样的，就算2010年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新增投资项目，单是把前几年特别是去年一揽子的扩大需求的措施立项完成，就仍要继续投资，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对于很多在建项目要继续追加投资。保守估计，201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不会低于25%。按照中国现在的经验，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5%，拉动GDP增长1%，按照这个对照关系，如果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是25%，那么能够拉动GDP增长5%。

二是消费需求。目前没有一个像投资需求那样直接的指标来描述消费需求，我们用一个间接指标叫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9年在扩大消费政策的影响下，增长15%多，由于2009年价格指数是-0.7，那么实际增长速度要比15%多，将近17%。

2010年采取了扩大消费保民生等一系列的举措，今年中国消费品的增长速度不会低于去年，只要有这几个条件不发生恶化：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900万新增就业岗位指标能够达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超过5‰。如果今年消费需求增长15%，就能够拉动GDP增长3%。

三是出口。出口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根据近几年的经验，全球经济每增长1%，中国出口则增长5%。2010年全球的经济增长是什么状况呢？根据各大国际机构从各个方面做的分析，估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能够恢复到3%。首先看发达国家的三大经济体：其一，美国的情况不错，虽然困难很大，但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大体上能恢复到2.8%。其二，日本的情况虽然不如美国，但比欧洲好，今年日本经济能够摆脱零增长，达到0.9%。其三，欧元区的情况虽比美国和日本困难，但也能摆脱负增长，达到百分点零点几的增长。其次看巴西、印度这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预计今年经济增长都在5%左右，中国的速度更高一些。这样一来，今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恢复到接近3%，这就意味着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能达到15%。这些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出口每增长10%，大体能拉动中国GDP增长1%，如果今年中国出口增长15%，实际上就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5%。但我们现在也看不太准，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需要讨论。保守一点说，假定今

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只达到10%，经济增长贡献就会是1%。

这样一来，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能达到9%，搞得好的话，有可能接近改革开放30年来的平均水平9.8%。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测更高，认为中国今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10%以上，最近还在调整对中国增长速度的判断，在提高这个水平。

如果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9%，那么今年特别是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威胁，或者问题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可能出现滞胀。

滞就是停滞，发展速度慢，胀就是通货膨胀。 一般来说，出现通胀，就没有停滞；出现停滞，就没有通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方向的失衡。现在是这样的，如果通货膨胀的话，我们就把需求压下去，紧缩性的宏 观政策防止通胀；如果是经济衰退来了，失业率上去了，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把市场激活，把需求刺激起来，拉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增加就业。但如果出现经济停 滞也就是高失业的同时发生通货膨胀，这时宏观政策的选择空间就不大了，到底是扩张还是紧缩？上世纪，西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国现在是防止滞胀，经济停滞构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滑的重要因素，现在都并没有根本消除，只是初步缓解，稍有风吹草动，特别是国际经济再恶化，就 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再一次出现下滑，经济增长下滑就会导致失业进一步的攀升。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真实反映出中国的失业情况。为什么呢？其 一，统计失业率在西方、美国是统计非农产业的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但美国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是98%，美国农业劳动力是2%，中国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其实和国外所谓非农产业的失业率基本上差不多，但中国50%多是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占45%。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被纳入现在失业率的统计中去，而真实的中国农村失业的情况，恐怕并不亚于城镇人失业。其二，中国城镇里面的失业中有些隐秘失业没有被包含进去，比如虽然一个人没有失业，但他的劳动时间极其不充分，也就是工厂开工不足，现在这种情况也挺多的。

所以就有了另外一个指标，叫做社会调查失业率。我国的社会调查失业率经常比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两个百分点，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了5%，实际上中国真实的社会调查失业率应当在7%以上，失业率的警戒线、红灯线是7%。

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中国现在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 变化，过去在中国的通胀主要是需求拉动，现在一方面是需求增加，另外一方面是成本推动，这个比较麻烦，一定要通过降低成本来降低物价，土地还要再涨价。另 外，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动力也在大幅度涨价，再有就是劳动力价格在提高。这一系列的人力、财力、资金、资源、土地、自然要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都已经较大规模开始提价，所以通胀的压力比较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要把通胀控制在3%。

与通货膨胀对应的还有一个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通货膨胀不好，它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而通货紧缩更坏，它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钱，因为它增加的是失业。 刚刚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消费物价指数是2.7%，我估计第二季度物价还要涨。今年西部出现罕见旱情，而且北方也出现了旱情，这样一来今年的夏粮将会减产。消费者的消费物价问题不仅仅是粮食或者青菜占了多少比重，而是人们的一个预期，3%的物价指标有可能止不住，能稳在4%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中国经济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有可能出现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滞胀。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前面讲的是量的问题，是短期的、年度的总量扩张，下面讲质的问题。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化，现在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是结构性的矛盾，我归纳一下，现在困扰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的外需和内需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或者比较严重的失衡。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风险性，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经济增长的周期、各级市场的波动联系过于紧密。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的经济一般都是基本内向型的经济。所谓基本内向型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依靠国内资源的投入达到80%，依靠国内市场的销售达到80%。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一个基本指标叫做外贸依存度，就是一个国家进口和出口加在一起的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中国最高的时候达到70%。而且在中国的进出口里面，长期是出口大于进口，所以来自海外的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大。2003年到2007年，中国每年的出口增长是20%—30%，这说明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出口对拉动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3%。2009年中国的出口增长是负的，一到九月份出口增长是负的20%多，全年下来出口增长是负的17%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1.7%。对比金融危机前后，世界市场的衰退导致中国出口变化，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前后对比净损失了3%—4%。我们要认真总结，找准中国的发展方式，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逐渐减弱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从而控制国际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二，在国内需求里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关系严重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投资客观上发展很快，但也不能过快，不能长期严重超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能够承受的程度。我们现在投资发展过快，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10%里投资需求拉动一般是2%—3%，而我国的这一数据是5%—6%。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4%—5%，而消费需求在国外拉动经济增长大部分是7%—8%。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过高，过多依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迟缓，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结构各个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

2009年5月， 世界银行评估了美国和中国刺激经济的措施和效果，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但也有很多不同。美国的内需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 美国投资需求扩大不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而取决于私人资本对市场的判断和信心，当私人资本对市场没有信心的时候，无论政府怎么扩大内需，他们都不投 资。美国的消费需求不存在不足，它有非常成熟的消费信贷，尤其是它利用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大量消费全世界的商品。随着美元的逐步贬值，美国开始思考 如何改变消费方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吃全世界的、喝全世界的、用全世界的了。

中国也是内需不足，但中国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发愁的是长期以来的消费需求不足，所以怎么去刺激消费是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不能再使国民经济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这样的在生产领域、投资领域自我循环。

第三，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化水平。

从十一五规划看，保增长、扩内需的问题不大，调结构问题很大。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明确，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平均每年提高0.6%，五年下来应该提高3%。2005年第三产业的产业比重是41%，到2010年第三产业的产业比重应该达到45%左右。而现在的情况是，2008年、2009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低于2005年，不但没涨反而降了，这并不是说服务业没发展，只是这几年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比服务业还要快，所以结构上服务业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

现代服务业落后于整个工业化水平意味着什么？首先，说明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农业化，因为城市化落后，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业要求一个发展空 间，比如它要求扎堆，扎堆就要求城市化，在农村没办法搞现代服务业。其次，说明这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低。很多现代服务行业都是构筑市场机制的，比如金融、 保险、资讯、通讯、中介等。

第四，代表社会发展水平的城市化低于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城市人口的比例，现在我国大概是43%左右，这里还有伪城市化的问题。统计城市人口的时候，凡是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市生活的人就计入城市化率的分子，就属于城市化人口了。我国有1.6亿的农民工，他们中的大部分进入城市离开家乡户口所在地都有半年、一年甚至更长，这些人说是进入了城市，但他们的实际生活远远没有城市化，比如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 不管伪的也好、真的也好，就按照40%计算，而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了。中国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按工业化完成程度测算，现在有三个城市完成了工业化：北京、上海和天津，按国际标准达到1。美国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达到14、15、16这样的值，我们叫它后工业化。我国东部沿海、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工业化的水平基本上接近完成，我们算的值是0.7、0.8。中部一些比较繁华的城市和西部一些资源条件比较好、这几年发展速度比较快省区的工业化达到了中期，我们算的值是0.5、0.6。西部少数民族聚集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在前期，比如贵州，我们测算出的值是0.3。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50%的人是农村居民，而这几年城乡差距在扩大，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农村居民收入，它多年来的增长速度始终低于城市居民的增长速度。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30%。这就麻烦了，从经济增长角度意味着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靠40%的城市市民的收入增长形成的购买力、消费需求去拉动，而50%多的农村居民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动力不足，这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注意到了，最近我国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考虑刺激农村消费，活跃农村需求，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现在国外都注意到了，前不久西班牙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他们现在消费水平很低，如果达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应有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中国农民形成的消费购买力就能把现在全世界经济危机库存积压的产品都买下来。文章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重要的出路在于中国农民。

城 乡差别过大这个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关注这一点，但有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启动农村市场、启动农村需求、活 跃农村购买，关键不是送东西下去，而是提高农民收入。只要口袋里有了钱，现在广告这么发达，信息这么通畅，交通这么便捷，不用把商品送到门口，他们拿着钱 知道到哪儿去买。提高农民收入是个细致的工作，不那么简单。

现在到了大幅减少农民、农村的时候了，不只是富裕农民、建设新农村。真正社会主义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不是把农村的路修成水泥马路，把农民 的房子拆了盖成水泥房，而应该是农村还是

过去的田野、山林，但那里生活的人是市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发展机会是城市的。所以我认为 中国三农问题到了城乡统筹的新阶段，是互动而不是相互分离。

第五，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既破坏了公平也影响了效率。

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结构分两个层面：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从宏观结构上看，国民经济中有三个主体：政府、企业、老百姓，政府的收入是税收，企业的收入是企业经营的GDP生产增长，老百姓是挣工资。大家看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论哪个层面的，其中必定会有三个数据：一是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二是GDP增长情况；三是居民收入增长情况。财政收入在很多地方的增幅差不多是GDP的一倍，这三者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差不多比GDP低30%，比如一个地方的GDP增长15%，居民收入增长10%。长期这样下来，一块蛋糕生产出来，政府越分越多，居民越分越少。1998年的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68%，2008年居民收入只占58%。但这个结构不容易调整，等于从别人的口袋里挖钱，谁愿意啊？

从微观上看，近几年居民内部各个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扩大，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所以差距在不断扩大。高收入阶 层有一个特点，他们只拿很少一部分钱去消费，大部分钱用于投资，越富的人，吃得越好、穿得越好，其实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小；越穷的人，吃得不好、穿得不 好，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反而越高，因为穷人的钱少，他们的钱100%拿去消费都不够，还要举债。如果把钱更多地分给高收入的有钱人，而他拿了钱之后，他只拿很少一部分去消费，那么消费的增长肯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要想短期加快经济增长、扩大内需，采取一些政策管用，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持续旺盛、拉动有效增长就不太现实，所以转变发展方式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用新的发展方式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矛盾。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及其效果

我们主要讨论四个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第一，关于总量政策的方向性调整。总量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失衡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需求大，会带来通胀；一种是需求小，会带来失业。宏观政策对于失衡了的总需求如何管理呢？需求大的时候把它压下来，把通胀稳住，需求小的时候把它刺激起来，把失业稳住。1998年5月份以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上是需求大、供给少，我们叫短缺经济，计划经济时代买什么都要票，票就是政府出面要大家排队。改革开放以后物价放开了，问题就变成了通货膨胀。

1998年5月份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过剩，所以要扩大内需，我们当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解决失业。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里讲，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宏观总量适度从紧保持不变。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里讲，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扩大内需保持不变。2007年召开十七大时情况变得复杂了，因为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失业的压力，到底哪个最重要，当时不好决断。十七大报告里讲：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实际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2008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讲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双防”：防经济局部过热变为全面过热；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变成总体性的通胀。2008年第一季度公布的物价指数是8.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季度的CPI是7.9%。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沿海工业影响很大，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大量企业破产倒闭，中央赶快调整政策，不再讲“双防”，而是保增长、控物价，把物价问题放在第二，首先要保增长，保增长就是要解决失业。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2008年11月金融工作会议之后，政府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第二，宏观政策首先是财政政策，我国现在的财政政策叫做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就是两个方面：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现在对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争 论的热点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能更加积极到哪儿去？还有多大空间？我们仔细看看，增大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四万亿计划以及其他积极的财政支出政 策，很大一部分要依靠财政赤字，有多少财政赤字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就有多大。所以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一个货币现象，其本质却是财政、税收，是政府利用发行 钞票的权力向老百姓、社会强行征收税。一个对百姓负责任的政府，不能搞积极的通货膨胀的政策。

财政赤字一定要有一个限度，按照现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财政赤字一般不超过国家GDP的3%。2009年中国财政赤字是9500亿，而2008年GDP总量是300670亿，3%，即9000亿，已经到了警戒线，如果再多就要出问题。2010年的财政赤字只能比去年增加一点，因为GDP总量增加了。2009年GDP总量是33万亿多，还是按照3%的警戒线的话，今年财政赤字可以新增一万亿，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必然会受此影响。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大家想一下，这几年能减的税基本上都减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在上调。从2008年开始，企业所得税内资外资两者并一，内资过去是33%，现在并到25%。2009年增值税开始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这一转型大概能减几个百分点的增值税。2006年全国各地各省都取消了农业税。2004年1月1号开始采取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加大了退税力度。接下来如

果还要减税，国税这块能减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我估计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恐怕也很有限。 第三，关于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主要集中在宽松，2010年可能要回归到适度。我们看一下信贷政策。2008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我们加大了投放，2008年全年新增信贷量

4.9万亿。2009年初净增的贷款是9.6万亿，到2009年底，信贷总量是40多万亿，这个规模挺大的，票子出去多了就容易出问题。

中国货币市场的失衡和美国不太一样。美国这次经济危机是由金融开始然后传递到实体，就是银行先破产，银行的现金流、资金链断了，然后银行要收钱，那些依赖银行的企业资金就吃紧，所以企业受到影响。这样传递的结果是银行和企业都没钱、都缺钱。

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国际市场输入的外来型危机，先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拿到不定单，没有生产任务就不需要采购原材料，甚至停产、破产，就没有货 币的需求了。而中国的银行又有的是钱，因为中国银行没有跟国际连通，有防火墙，再者中国的银行主要是国有的。中国老百姓不管怎么样都相信银行，储蓄率居高 不下。这样一来中国银行很有钱，2009年底中国各类机构的存贷差19万亿多。但银行不敢轻易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给中小企业贷款，中国的大企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对于国有大企业要么是不敢投，因为要投就容易重复建设，形成了新的产能过剩。

美国的货币市场是供给不足，银行和企业都需要钱，所以政府要增加货币投放；中国的货币市场是需求不足，不管大企业和小企业都不需要钱，而供给过剩，所以 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不是简单的增大信贷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要把放出去的银行的钱有效传导到企业等实体经济中去，怎么让大企业不断创新， 再有新的投资领域参与竞争，怎么让小企业公平竞争，解决小企业有效抵押和担保问题。 货币政策的另一部分是利率政策。刺激需求需要降息，鼓励大家贷款、投资，加息是为了回笼货币，防止通胀。那么现在要不要加息呢？最近公布的我国CPI是2.7%，而一年期存款利率2.2%，利率低于物价上涨实际上等于是负利率，一旦出现负利率，就意味着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加息的压力了。我估计今年加息至少得加两次，总共提高0.54个百分点。

第四，关于汇率问题。人民币有升值的空间，也有升值的可能。一个国家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8%，GDP增长了15倍，人均GDP增长12倍，世界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货币的信任程度、需求程度在提高，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是不是要涨价啊？所以从道理上来讲，人民币确实有升值的空间和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多大程度上能变成现实呢？

现在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想让我们放弃更多的国际定单，把机会让给别人，转过头来扩大内需，这样就等于在摆脱危机过程中，中国分担了更大的责任， 并且这绝不只是短期竞争，而是有更长远的战略考虑。现在美国有几个指标非常不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失业率超过了10%，7%是警戒线，因此美国要赶快增加就业。同时，200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安排是1.4万亿，超过了GDP的10%，美元通货膨胀，但全世界都在帮他，所以他们敢于使财政赤字安排超过GDP的10%，大家知道一般是3%。还有，2009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超过了七千亿美元，贸易赤字的警戒线是不能超过GDP的4%。2009年美国GDP总量是14万亿美元，14万亿的4%是五六千亿。

所以，当一国贸易对另一国贸易出现逆差时，该国往往要求对方货币升值，使对方的商品价格上涨，丧失竞争力。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和日本发生了贸易摩擦，最后美国逼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50%，从那以后，日本的经济开始下降。有人拿这一点来比较现在的中美贸易，担心美国现在压制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这样看：中美贸易量占中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很大，我国有1/3的 出口是对着美国去的，但中美贸易量占美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很小，美国的主要贸易国不是中国，所以中美贸易存在逆差，即便是对中国贸易顺差也改变不了美国贸易 总体逆差的格局。所以美国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件事情对中国的伤害很大，对美国却不见得有什么直接的好处，解决不了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这么做是出于长期的发 展趋势和竞争趋势的战略考虑。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并不取决于简单的国际收支问题，还取决于我国的宏观政策和根本利益。由于反通胀的压力，2008年以来我国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但我们坚持小步幅、持续稳定的调整，一年升值2%，如果猛然一次性升值40%或50%，恐怕我国经济消化不了。

另外，现在中国本身失业率比较高，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扩大内需，同时还要稳住外需，任何外需的减少都意味着扩大内需压力的加大。

所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互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使得各国都受损，而如果各国之间互相支撑，则可加快世界经济的复苏，这样对各国都有好处。每年美国财政 部有两次有关政策评估报告，对美国所有的货币政策做出一系列的评价，其中也包括与贸易伙伴有关的政策评价。比如是不是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如果把中国列 入汇率操纵国，就要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行全面调查和采取一系列惩罚性措施，这对中国的出口很不利。

美国会不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是现在国际社会普通关注的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已经高

度国际化和政治化了。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三句话：一是中国 不必害怕美国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我们要做好被列入的准备。虽然我们不希望美国这样做，但这样一来就会加快中国扩大内需的转型，本来我国经济就要进行转 型的，美国这么做只是在客观上逼迫我国不得不进一步加快转型。二是中国不希望美国把我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因为那样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伤害，所以我们要做 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军事的等各方面的工作，要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三是美国应该不会把中国列入汇率操控国，因为这是件损人不利己的事。总结起来就 是：不怕，不希望，不太可能。

对亚当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解读

亚当•斯密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 称《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许多结论和观点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亚当.斯密也是一个思想深刻而细致的伦理学家，其成名作是 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也正是其生前出版的也是其一直致力修订的这两部著作，留下了一个在经济学史上争论不断、历时长达百年的问题，即“亚当. 斯密问题”。

一、何谓亚当•斯密问题

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最早是由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的两部传世著作存在着相当大的对立和不一致性。在 《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道德行为的动机归结于同情或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归结于利己或自私，由此造成了对立和分歧。

具体来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利己的命题，“各个人不断的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 而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 出自他们各自的打算。”也就是在斯密看来，发展或者需要是出自于利己，既然凡事要出自利己的思考，那么在行为前势必要盘算，要比较，要衡量，“经济人”的 假设则自然而然，尽管现时的学者们提出“自私”和利己是不同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不想纠缠于对此的分辨，从斯密的行文来看，“经济人”意味着主观上要以自我 为中心当不会有异议。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人是什么这一命题，并加了下面这样的副题：“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对他周围的人们的行动及性格， 而后对自身下判断时的原理，以及旨在分析这一原理的讨论”。斯密提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 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人应当随时地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 即其核心命题在于人们不仅仅是出于利己心谋求自己的幸福，还有一种利他的心。这就是说人虽然是利己的，但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们对他人的命运关心，这种关 心就是同胞感情、同情。这是道德的实体。在这里提出了道德人的命题，经济利己“经济人”与道德利他的“道德人”会不会发生冲突，很明显，对于真实的人而 言，他是不断的在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中进行选择。这可能就是亚当•斯密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言必称“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在财富差距逐渐拉大的今天，利益的冲突成为一个显性的而且经常发生的，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实践命题：以追求财富最 大化为目的的利己的经济人，与关心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利他的道德人发生冲突时如何消解，即消解利己心与利他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缔造一种共赢，以避免 出现一种精神分裂式的人格危机。

二、关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

所谓的斯密问题，笔者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要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其实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类似问题，如十七世纪中叶 的霍布斯，以及与斯密同时但比斯密成名早的休谟那里，其实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目的就在于揭示人是什么的命题，不过问题就在于从经济学视角得出的“经济 人”，与伦理学视角得出的“道德人”如何协调？

在斯密看来，主要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富人虽贪得无厌，“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 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部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 料。”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在利己心的驱动下，经济人的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倾向能把资源尤其是自己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恰当配置到最能获利的地方，而这也 是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这是因为“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这里，“一只看不见的手”成了连接“经济人”与“道德人”，“利己心”与“利他心”的桥梁，也是其要解决“人”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在斯密的著作中，把“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为一种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但这个神秘的力量或者说这只“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解答。也就引发了不同的解读。

有的学者认为，“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即其本体是市场机制，进一步讲，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这也是较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对于这一观点，也有学者认为把经济规律作为“看不见的手”，失之过宽。给出的理由是经济规律并非一条，是它们一起发挥了“看不见的手” 的功能呢，还是其中一条发挥了相关功能呢？而且经济规律在促进个人、他人、社会的共赢方面又是如何运作的？都缺乏必要的解释，该学者进而给出自己的观点， 认为斯密问题的出路在于：从经济利己心出发，人人确然都是以自利行为为目的的；而从道德利他心出发，人们又普遍选取利他的行为手段。“一只

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指经济人应该会（从道德上），而且普遍会（从经济上）选择的“为己利他”手段——等价交换。进而，经济学与伦理学才能在“维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增加每个人的利益”这面大旗下结为盟友。

但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都是沿着经济学的进路得出的结论，但经济学的经济规律或等价交换能否解决“人”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进路 能否真正解决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衍生的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比如说腐败，可以说这是一个较典型的经济社会所衍生的问题，腐败所带来的不公正如何解决，利用经济 规律的成本理论来解决，适用等价交换？再比如说一个富人主动的回报社会，进行慈善福利事业，那么单纯从从经济学的客观经济规律角度给出解释，似乎并不怎样 恰当。也许使用“客观经济规律”来解读“一只看不见的手”可能不是过宽的问题了，也许仅仅用经济学的进路并不能全面解读它的内涵。

有的学者认为斯密的“人”的解读从根本上是认为斯密对利己与利他的协调在其关于人性论的主张中彰显出来了，斯密主张人性是和谐的，是在充分肯定利己心的基 础上讲人的同情心的或利他的，和谐的人性消除了经济人假设带来的人的内在紧张。和谐的人性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假设，通过一种假设来解决另一种假设所致之紧张 关系，这种设计的假设能否成为定律，是值得思考，即在相互的证明上，逻辑并不是十分严密。另外，人性的和谐尽管在理论上消除了紧张关系，但在生活中毕竟不 是设计出来的，存在着很多变数，希望通过人性的和谐来应对，对个人而言也许可以，但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还是显得很脆弱，甚至对个人严重膨胀的利 己心的应对也不是那么有力，比如就无法应对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所引注释：“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 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 绞首的危险。”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充斥的“原罪”和资本的贪婪，充斥的血腥和肮脏，以人性的和谐来应对，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笔者认为，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只手是一种自然之力，那么理解这个理论，就要回到斯密的著作，在笔者看来，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人”这一创造性理论，但随着理论的深入，他发 现以“经济人”的假设来解读经济的发展，或者是通过利己心来解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定能得出个完美的硕果，所以他又力求为“经济人”所致的不利后果寻找 解决之道，在《国富论》中他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笔者看来，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不可能认识不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如果在这里可以单纯使用经济规律概括“这只看不见的手” 话，他又何必留下“自然的力量、神秘的力量”的诠释，正是认为经济学领域无法解决“经济人”所致的缺陷，他才会努力找寻解答，转到了伦理学领域，提出道德 人力求调和，但随着理论深入，他发现道德人似乎也无法回避出现的这些缺陷，甚至说在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协调都成问题。故而他才提出应有一种“自然的力 量、神秘的力量”在调和利己心与利他心，调和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冲突，也许这是理解斯密使用“看不见的手”的一个较为正确进路。

依照斯密留下的这个进路来理解，笔者认为，就是意味着把问题的焦点或者说最终的解决之路要复归到人。其实无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都是研究人的学科，是对“人”的理解，从斯密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明显读出，他的所有的假设都是要归结到人身上。那么也就意味着对“看不见的手”的解读就要跳出学科的界限，不能为学科所拘束，回归到这个原点。其实在笔者看来，斯密对这个后世所谓的斯密问题已作出了解答，在他看来“这只看不见的手” 是自然之力、不可抗拒的神秘之力，从语言学的角度可以说这是用的隐喻。依照“人”的进路，我们就要解构他的隐喻。何谓自然，实质上他不过是指的人的常理、 常情，常理意味着人在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至少容忍的最基本的价值和经验；常情是人性在正常情况下的正常的反映，是具有普遍性、长期性特征 的基本情感诉求和伦理要求。可以说，常理就是人生活在社会中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包含了关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常情是体现个体情感和做人的尊严的 基础。常理、常情就是人对己、对他人、对社会的基本回应，也是调和这三者利益的合理选择，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 那么为什么斯密不道破呢，为什么要用神秘的字样？那就要回到斯密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术背景去分析，如果把解决之道一语道破，就是人类所应有的常理、常 情，那时的人们和学界会怎样看待他所提出的诸多理论，这是我们所不能不思考思考的？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斯密才不得已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神秘隐喻。但“狡猾”的斯密还是留下了一个要跳出学科局限的进路，就是用这个所谓的隐喻来指示大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常理，这是左右人类发展的真正的力量之源，只不过后世的学者们太拘泥于各自所属的学科而局限了他们的思维，才对之出现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