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红了,杏子落了:杏子大了为什么还会落

　　景一表哥说，他奶奶是他的累赘，等她死了，他就好了，就可以远走高飞了。他可以到他妹妹那里去，也可以去闯关东。他说，凭着自己的一身医道，走到哪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他在我三姑家说过，在我家说过，也在当街跟西头小三他爸说过。

　　真的，我在很多地方都听他这样说过。我知道关东是个好地方，不少人都想到那儿去。但一个人怎么能飞起来呢？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吮着手指发呆，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仿佛看见景一表哥真的飞了起来，两只胳膊像鸟的翅膀那样扇动着，在村子上空盘旋几圈，然后就飞走了。他越飞越高，越飞越快，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儿，隐没在棉花垛一样的云彩堆里。我真想知道他是怎样学会飞的，可我不敢问他。

　　可能是鼻梁上那副像瓶子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并不起多大作用，景一表哥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双脚很重地落到地上。每当他这样“叭嗒、叭嗒”地走过来，正玩得兴高采烈的我们，或是一哄而散，或是停下手里的活计，乖乖地在原地站好，连大气也不敢出。因为他讨厌小孩子，在不顺心的时候对我们狂吼乱叫。而他那张被两颗暴牙支着的嘴，总是噘得很长，仿佛时刻都在生气，让我们难以判断出他的心情到底是好是坏。“瞎子”、“绝户”、“倒霉鬼”、“反革命”，孩子们在背后偷偷地骂他。

　　景一表哥白天出工，为生产队掏大粪；晚上或者偷偷摸摸地给人看病，或者拎着一件乐器――胡琴、三弦、唢呐、笛子――去找人弹唱，不到半夜绝不回家；到了腊月，更要走家串户地为人写对联，有时候忙到鸡都叫了。屋里只剩下他奶奶一个人。那是个满头白发、干瘦干瘦的老太太，衣服虽然破旧，但干净而整齐。我叫她大奶奶，但不记得跟她讲过几句话。

　　大奶奶和景一表哥就住在西头第二家，院墙一人多高，顶上插着长满密刺的山枣树枝；门楼虽然不大，但那两扇总是虚掩着的大门却非常坚固。门前干干净净，连一根柴草都找不到。和周围人家孩子吵、鸡鸭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什么时候，这里都是静悄悄的。那排高大的枣树把枝叶探出墙来，使整个院子显得更加清幽和神秘。

　　每次从他家门前走过，我都非常害怕。景一表哥的父亲是信一贯道被枪毙的，他母亲也相继死去。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过去很多年了，但我总觉得他家里就像刚刚死了人一样，充满了鬼气。而他老婆跟人私奔的事，在我小小的心里，更显得诡秘异常。

　　我一个人从不敢跨进他家的大门，只随母亲去过几次。他家有两棵合抱粗的大杏树，一棵在西山墙边，一棵在院子的西南角――别人家养猪的地方。杏子熟了的时候，大奶奶就让景一表哥告诉母亲带着筐去取一些。母亲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但到了他家门前却把脚步放得很轻，慢慢地把门推开，又慢慢地掩好，才牵着我的手往屋里走。我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心咚咚地跳，但对院里的景象又充满了好奇。

　　一条小道由大门口通到屋门口，旁边是一畦畦的蔬菜，都侍弄得整整齐齐的。道边并不像别的人家那样架着障子。进门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石槽，里边蓄满清水，也不知是雨水还是井水。石槽旁有一簇枝叶繁茂的芍药，这时花早落了，但花蒂还在，上边顶着黑黝黝的、菱角形的籽包。

　　我们快到屋门口的时候，大奶奶也从东屋出来，走到了外间屋里。她不说话，也不请我们进屋，从后墙下的柜子上揭下一层罩布，慢慢地叠起来。这时候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室内的昏暗，看到那个柜子并不是平的，西头明显比东头矮了许多；而且也没涂油漆，白花花的，像是一件还没有完工的家具。我忽然明白过来，那不是柜子，是棺材。天啊！

　　大奶奶把那块罩布叠成方形，又在棺材盖上抹平，才迈动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向外走来。我赶紧闪到母亲身后，却探出头看她想干什么。她沿着房檐向西走去，路过窗户时，猫下腰从墙根拾起一根细长的竹竿，递给母亲。我们来到西山墙边那棵大杏树下，大奶奶抬头看了看，拿起靠墙放着的一把光秃秃的扫帚，在地上扫了起来。母亲伸手去接扫帚，但她没给，很快就扫完了。然后把那块罩布在扫净的地面上铺好，又抻平。那是一块蓝布，上边密布细碎的白色小花。

　　母亲把竹竿伸进大杏树茂密的枝叶之中，用力搅动，杏子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像下了一场冰雹。我望着那又大又圆、黄里透红的杏子，不停地咽口水。看见有的滚到了蓝布外边，就跑过去拣起一个，往嘴里送去。忽然，一只手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只手没有血肉，粗糙的表皮包着硬硬的骨头，好像杏树掉光叶子后暴露在外的枝杈。我抬起头，就看见了大奶奶那张脸：没有眉毛，眼角斜斜地向下耷拉，睫毛像杂草，有的乱七八糟地向外伸着，有的向内弯曲，粘在那双仅露出一线的充满泪水的小眼睛上；两腮深深地陷进去，在斑驳的阴影下，像两个黑洞；鼻子以下是个平面，满是皱褶的嘴紧紧地向里抿着，看不见嘴唇。我愣了一下，扔下手里的杏子，向母亲跑去，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双腿。

　　过一会儿，我看见大奶奶弯下腰，拣滚到地上的杏子。她一枚一枚地拣，然后捧在手里，送到山墙根下。那儿还堆放着很多这种东西，但都是掰成两半的，已经晒得干硬；杏核则放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地方。

　　母亲打了一些就停下了。大奶奶抬起头看看她，又向树上望去，然后用她那干瘪的嘴向母亲努了努。母亲笑笑说：“不打了，够了。”放下竹竿，去帮大奶奶拣滚落在外的杏子，并把杏核扒出来。后来母亲把布上的杏子都装在筐里，大约有筐壁的一少半深。大奶奶把那块蓝布慢慢叠起，一边叠一边扑拉上边的土。她又把它叠成四方形，拿起来向屋里走去。快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大奶奶正在抚摸那具棺材。我赶紧抓住母亲的手，向外走去。

　　这杏又软又甜，吃过后嘴里还留着一种奇特的香味儿，可惜几天就吃完了。我央求母亲再去讨一些，母亲说：“我可不好意思再去了。你要是馋，自己去跟你大奶奶要好了。”想起大奶奶那吓人的样子，以及她家外间屋那口白花花的棺材，我哪里敢去？但“当间儿院”的小四、小五却总要我跟他们到那儿去玩。他们就住在景一表哥家的东院，两家共用一道伙墙，站在自家院子里，就能清楚地看见隔壁那两棵大杏树上，掩映在枝叶间的一串串成熟的果实，但只有干眼馋的份，没人邀请他们共同享用。他们多次跟我商量进去偷杏的事，我总是有所顾忌；而缺少了我这个壮胆的，这哥俩又不敢真的进去。靠院墙那排枣树打起主意来倒方便得多，但枣子成熟还早着呢。

　　终于有一天，一个五十多岁胡子拉碴的汉子用手推车把树上的杏全都推走了，车上的两个大筐装得满满的。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小五埋怨我说：“都怪你，忒胆小。”“完蛋相儿！”小四说。他们哥俩开始讨论树上的枣是否能吃的问题，并进一步研究起上墙摘枣的具体办法，说话时一眼都不看我，好像我这个人并不存在。这伤了我的自尊心。在墙外转悠无数天之后，小五终于踩着小四的肩膀爬上墙去，小心翼翼地把脚插进山枣树枝的缝隙，但无论怎样努力伸长胳膊，就是够不到枣树的枝子。后来身体失去重心，摔了下来，把伸手去接他的我和小四都砸倒在地。不过这次失败的偷盗行为却有了意外收获：发现院里的西红柿已经熟了。

　　这哥两个的决心都很大，我在他们的撺掇下，最后也鼓起了勇气。为了开门时不发出声响，小四先把一只手慢慢伸进门缝，在将缝子欠大一些之后，另一只手也抓住了门边，然后一边往上抬一边向前推。他探进脑袋看了看，在确定院里没人之后，就钻了进去。小五和我依次跟进。西红柿就栽在东屋窗户下，小四小五已经猫着腰过去了，我还在迟疑。后来，当他们一人手里攥着一个又大又红的柿子经过我站立的地方，向大门口跑去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就近钻进了黄瓜架。我已经没时间选择黄瓜的大小，伸手抓住一个就用力拽。但这件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它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秧。后来，刷啦一声，黄瓜秧被我从架上拽了下来，我左手抓住秧，右手连拧带拽，终于把它弄了下来。抬起头，看见大奶奶已经出现在屋门口。

[ 2 ]

　　我跑出来，见小四家的大门紧紧地关着，已经在里边插上了，忽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往家里跑，还是该到一个什么地方藏起来。这时，大奶奶已经追了出来。我感觉脸上热辣辣的，忽然举起黄瓜，向她摇晃着说：“偷黄瓜来着，偷黄瓜来着。”大奶奶看我一会儿，扭头回去了。

　　这是我印象中她唯一的一次走出大门。我再也不敢到她家门前去，自然也见不到她了。秋天的时候，听说大奶奶病了。母亲攒了一笸箩鸡蛋，准备去看她。我不想跟母亲去，但又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最终还是去了。一迈进大门槛，就紧紧地攥住母亲的手，低着头，只看眼前的一小块路。但走到外间屋的时候，还是感到头皮发麻，脊梁骨冷飕飕的。我怕的就是那具棺材，这时候，它在带给我紧张的压迫感的同时，仿佛也传来一种巨大的诱惑力。我忍不住抬起了头。它还在老位置，但已不是老样子，通体涂了猩红色的油漆，顶头处还画着小人儿和花。听见母亲在东屋说话，我才发觉自己一个人已经在棺材前站了半天，赶紧也跑了过去。

　　大奶奶在炕头躺着，正和坐在旁边的母亲说话。这时转过头来，嘴角向上咧了咧。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知道她要当着母亲的面把我偷黄瓜的事揭穿。但直到我们离开，她也没说。到那个时候，我的心才不七上八下的了。在她的被窝边，放着一个又矮又粗的瓶子，标签纸上画着两只桃，一只是整个的，大部分是绿色的，快到尖顶的地方却渐渐变成了红的；另一只只有一半，是嫩黄的，就和瓶子里的放的那些一样。瓶口敞开着，有一支羹匙儿插在里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但敢肯定它就是罐头，因为我家里盛卤水用的那个瓶子跟这一样，母亲叫它罐头瓶子。大奶奶把罐头向我推了推，其实她根本没推动，但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抬头看母亲的脸。母亲说：“你大奶奶让你吃，你就吃一口吧。”大奶奶说：“都吃了吧，反正我也吃不下去。”开始，我用羹匙托着一片送到嘴边，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后来就成片地往嘴里送了。

　　大奶奶在跟母亲讲述她患病的经过，声音很小，但由于四周静，也能听得清楚。她指着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说：“开始是这儿，不大点儿，慢慢就变大了；后来全身都起了。”她把胳膊从被窝里伸出来，让母亲看。她的胳膊非常细，肉皮松弛，就像我们玩时把一根柴火棍套上自行车内胎那样。上边有无数看起来像是很硬的小疙瘩。“没啥事儿，”母亲说，“让景一给你开几副药，一调理就好了。”“都吃了一夏天了，”大奶奶说，“吃够了。不想再吃了。”“要不到县医院去看看吧。”母亲说。大奶奶叹了口气：“没用。这是瘤，治不好。”这时我把一片罐头放到嘴里，刚嚼了几口，忽然感觉恶心，含了一会儿，偷偷地把它吐在手里。从那以后，好多年我都在怀疑由于吃了大奶奶吃过的罐头，瘤会长到我的身上来。

　　下轻雪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景一表哥在我家炕上坐着。开始，他跟父亲说话，大姐、二姐和我围在旁边听；母亲在炕头抱着妹妹，哄她睡觉。后来，夜深了，两个姐姐都趴在炕上睡着了，母亲也倚着墙打起了瞌睡。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就谁也不说话了。父亲坐在板凳上抽烟，景一表哥靠在炕梢的被垛上，把他带来的那本书举到眼前。煤油灯的火光一跳一跳的。不时有狗叫声从远处传来。这样过了好半天，景一表哥忽然放下书，坐直身子，看着父亲说：“我奶奶怕是不中了，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知道他说的“不中”就是要死了的意思，但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高兴；相反，他的嘴倒像是撅得更长了。难道他不想飞了吗？

　　那天傍晚，父亲正在院子里收拾白菜，景一表哥来到大门外，喊了声“二舅”，就跪下了，磕了一个头。父亲扔下手里的活计就跟着他急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儿，小四跑进来，一边喘着一边说：“快去看，大奶奶死了。”我的心“咚咚咚”地跳，跟着他穿过门前的胡同，一路跑到他家的院子里。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小五和他的三哥、二姐在伙墙上排成一溜，把脚尖插进石缝中，手扒着墙头，正探头向西院看。我和小四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爬了上去。那口棺材就摆在院子的中间，棺材头前始终有人在烧纸。过一阵就响起一片哭声。很多人里出外进地忙着。小四的二姐压低声音说：“不能咳嗽，谁要是咳嗽，死人就会把他的魂儿勾去。”我忽然觉得嗓子眼儿刺痒，但努力克制着，不敢咳嗽。

　　后来，好多人在棺材的一侧聚成一堆，说着什么。景一表哥生气地喊：“那是封建迷信，封建迷信！”大家七嘴八舌地劝着他，但听不清他们具体说些什么。最终，他从人群里出来，向西南角的杏树下走去。那儿有一只板凳，他在几个人的搀扶下，登了上去，站直身子。但当人们松开手，他忽然左摇右晃，差一点摔下来，好在及时伸手抓住了头顶上方的树枝。有人递给他一根扁担，景一表哥抓住一端，把另一端举起来，就像举起一条长枪，枪尖斜斜向上，对着院墙外的天空。我听见他高声说：“奶奶，西南大路，三条道儿，你走中间那一条；奶奶，西南大路，三条道儿，你走中间那一条……”尾音颤颤的，好像分了许多岔儿。

　　那一晚上，以及此后的许许多多个夜晚，景一表哥那旧棉絮一样破败的声音，就在小村的上空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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