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电影字幕隐喻的认知翻译观:认知隐喻

　　[摘 要] 传统观念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段,是与明喻等类似的概念。而新的研究成果则表明隐喻不仅仅是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字幕隐喻的成功翻译,是电影字幕成功翻译的必然要求。本文根据电影字幕翻译的特殊需求,从认知层面对不同类型的隐喻如何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阐释,论证隐喻刷新方式的接受度与翻译策略密切相关。
　　[关键词] 隐喻;字幕翻译;认知因素;翻译策略
　　
　　“隐喻”,英语中被称为“metaphor”,对它的研究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英国的I A Richards的研究表明,“我们日常对话中几乎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句隐喻。”(李健,2003)隐喻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电影中的隐喻现象也比比皆是。隐喻的成功翻译是确保电影翻译活动成功不可回避的问题。隐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属于文学、修辞学的研究范畴,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迅速发展,隐喻的研究开始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隐喻研究在认知领域的扩展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内外对隐喻本质研究的不断深化,促进了隐喻翻译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电影中的隐喻翻译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本文尝试说明在最新隐喻认知研究成果基础上,如何建构更为全面的电影隐喻认知翻译观。
　　一、对隐喻认知本质的探索
　　一般认为,西方早期对隐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他在自己的经典名著《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中提出,“隐喻是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事物而构成,是一种修辞手段。”(谢之君,2007)而先秦的《墨子•小取》中则出现了中国最早关于比喻的定义: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冯广艺,2002)不难看出,传统的隐喻观认为隐喻只是一种修辞现象,是比喻的下层概念,与借喻、提喻等同级,不涉及认知、思维。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思维、从认知角度考察隐喻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也更深层次地揭示了隐喻的真正本质。隐喻绝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格或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现象、认知机制,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朱建新(2009)认为,Richards & Black的“互动理论”、Lakoff & 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以及Sperber & Wilson的“关联理论”是三种主要的从认知角度阐释隐喻的理论。“互动理论”认为隐喻是次项与主项的相互作用,将次项的联想含义应用于主项,通过创造相似性来改变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因此是个认知问题。(林书武,1997)Lakoff & Johnson(1980)认为,隐喻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隐喻是普遍现象,我们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同时,他们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和方位隐喻三种。在Sperber & Wilson(1986/1995)的“关联理论”中,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被认为是个认知过程,隐喻是人类认知理解能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对隐喻的理解不需要特殊的解释能力和程序。人们在理解隐喻的时候并非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在共有的认知知识、认知语境等的基础上主动去寻找其中的关联,从而推断出隐喻的正确含义。“关联理论”强调语境对隐喻理解的重要作用,认为一个隐喻在不同的语境中会促使人们产生不同的理解。
　　隐喻研究从思维、认知角度的不断展开,向人们揭示出了其更深层次的本质。隐喻是人类的认知手段,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一个群体基于彼此间共同的认知能力发展、知识结构、情感因素等,通过联想寻找隐喻中不同个体的相互关联,从而在对旧有事物理解掌握的基础上,不断理解和认识新的事物。隐喻让人们通过比较来认识未知的事物,相似性的创造是隐喻存在的基础,也是隐喻能够为他人所理解的基础。隐喻的普遍存在,体现了人类理解和探索世界的过程和方法,体现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二、认知因素对电影字幕隐喻翻译的影响
　　电影是一种音形结合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字幕文本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从国外引进的电影作品而言,由于明显的语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字幕文本对于观众充分理解整部作品更是必不可少。隐喻被认为是翻译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思维现象。对电影字幕中普遍存在的隐喻的恰当翻译,是确保电影翻译成功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影响隐喻翻译的因素除了语言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认知因素。而目前国内研究文化因素对隐喻翻译的影响的论述已有不少,比如:张云(2005)的《从文化认知的视角谈隐喻的翻译》、曲占祥(2007)的《隐喻的文化认知及英汉表述》、王彬(2009)的《文化视阙下体育新闻中隐喻的翻译》、奚盼盼(2009)的《文化性隐喻翻译的走失与补偿》等。但是相对而言,目前单纯讨论认知因素对隐喻翻译影响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本文试图从影响隐喻翻译的认知因素角度来阐释电影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研究范围被限定在电影字幕(主要是对白字幕)隐喻翻译上,电影艺术的特殊性使得电影的字幕翻译有了与一般文字翻译不同的独特要求。
　　(一)�电影字幕自身的限制
　　“电影翻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要受到电影情景语境、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因此翻译难度大”;比如:从技术上来看,“开放性字幕翻译通常要求一部外国电影被译成中文后,每次显示的字数控制在11~16个汉字之间。”(陈琪,2009)这种字数显示要求并非凭空设置,而是来自于电影字幕功用的特殊性。观看电影时,观众首先关注的、也是最为关注的是电影的“影”和“音”,绝非画面中显现出来的字幕。观众对字幕的关注时间非常短,关注的目的也只是对“影”和“音”的理解做个补充。因此,在影视作品中,对字幕翻译的要求之一是具有瞬时性,字幕不能过长,否则会引发理解困难。Shuttleworth和Cowie认为字幕翻译是为影视剧对白提供同步说明的过程。(李和庆,薄振杰,2005)画面在不断地变换,为画面提供说明的字幕也必须随之迅速转变;“提供同步说明”客观上要求一般不能为字幕加上注释,以免影响电影画面的呈现和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因此,与普通文字翻译相比,电影字幕翻译还要求翻译出的字幕更为通俗、直白,以适应观众希望快速理解字幕的要求。总体来看,与其他文字翻译相比,电影字幕翻译在对翻译出的文字短小简洁、通俗直白方面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本文接下来在对隐喻翻译认知因素影响的讨论中也将充分考虑到电影字幕翻译的特殊要求。
　　(二)�认知因素下对字幕隐喻翻译策略的选择
　　如前所述,隐喻不仅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中,更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人类的思维方式,是认识和理解周围世界的认知手段和方法。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的循环往复过程,隐喻存在于这种循环过程的始终。笔者以为,对电影字幕隐喻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依据感性的隐喻与理性的隐喻进行。必须指出,因为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感性与理性是相互交织,不能被严格区分的,感性的隐喻与理性的隐喻也必然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1�感性的隐喻
　　感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直接感受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和突出特点。感性思维是对事物“直接的”感觉和认识。但是,人类的这种感性是有理性的感性,单纯的、不依赖于理性存在的感性认识是不存在的,理性赋予感性内容以结构形式。在认识实践过程中,不同主体可能会对同一认识客体形成不同的感性认识。但就人类整体而言,因为相同的认知机能、共同的生活环境和客观条件,人们对某些事物的直接感受总会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人与人之间总能形成一些无需特别解释就能够相互理解的共有观念,这正是感性隐喻存在的基础。隐喻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是人类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是原始的思维形式,是人类理性认识和看待周围世界的感性基础,其工作机制是非理性的。从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看,因为感性的隐喻来自人类共有的生活经验和观念,隐喻的刷新方式在人与人之间是“通用的”,意义明了,能为众人所自然理解、自然接受的,因此在电影字幕的翻译中,此类隐喻可以直接直译,无需特别处理。比如:影片《卧虎藏龙》(�The Crouching Tiger and the Hidden Dragon�)中,有一句台词是“这姑娘将来恐怕会成为一条毒龙”。“姑娘”是“毒龙”的这个隐喻,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一看就能明白其意义。尽管对于“龙”(dragon)的含义,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但是在加上了“毒”(poison)这个共有的生活经验之后,中西方对该隐喻的“直接感受”就是相差无几的了。因此,这句话在翻译成英文时被直接译成了“She�ll become a poisoned dragon.”,不仅言简意赅,符合电影字幕所要求的通俗易懂,而且很好地保留了当中的隐喻特色。
　　2�理性的隐喻
　　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升华和飞跃,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式,是人们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理性思维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动活动,其突出特点是以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独有的思维方式,隐喻的思维同样存在于其中,或者应该说,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理性的隐喻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促进人类认知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有学者指出:“理性思维必须通过隐喻方式而刷新旧有思维模式,创造‘新科学’实现人类思维的自我超越。”(吴可,2006)结合电影字幕隐喻的翻译,笔者以为其刷新方式可归结为两种:隐喻的刷新方式广为人知和隐喻的刷新方式比较生僻。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隐喻刷新方式的划分不是固定的。刷新方式广为人知的隐喻的判断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交流的不断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会随之越来越多,一些原本刷新方式比较生僻的隐喻可能会逐渐变得广为人知,其翻译策略也就必然要随之改变。
　　隐喻作为理性思维发展的刷新方式,必须具有可为他人所理解的认知基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各地区人们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也越来越多。有些原本只在某个认知群体中通过刷新共有的旧思维模式而获得的隐喻新认知,或者说,通过在共同的认知知识和认知环境等的基础上寻找出其中关联进而推导出的新隐喻的真正含义,已经广泛传播开来,渐渐被其他认知群体所熟悉。对于此类情况,在进行电影字幕隐喻翻译时可以直译也可以意译,但限于电影这个媒介的特殊性以及其对字幕翻译瞬时性、简洁性、通俗易懂性的特殊要求,意译的情况更普遍。比如:美国的一部反映二战的影片《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中,一位上校说“ The closer you are to Caesar,the greater the fear. ”西方文化和语言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听说过Caesar,也大略知道一些关于他的经历和情况。所以,如果将其直接翻译成“离恺撒越近,你就会越害怕”,联系上下文稍加思考,很多观众都是能够理解句子背后的潜藏意义的。但是,由于电影字幕出现在屏幕上的时间极其短暂,观众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能会影响到对影片整体的欣赏与理解,因此这句话在电影中被意译成了“离权利越近,就越多恐惧”,既很好表达出了句子的真正含义,又充分照顾了电影对字幕翻译的特殊要求,有利于观众的顺利观影。影片《卧虎藏龙》中也有这种情况。电影中有句对白是“江湖上也要有所联络”。“江湖”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概念,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尽管英语中并无与此完全等同的概念,但随着中西方交流的不断增多,西方人对“江湖”越来越熟悉,对其内涵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所以虽然该句对白在电影字幕中被直接翻译成了“Contacts with the Jianghu underworld”,却并未影响观众的理解。
　　总体而言,人类有共同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有共同的生活经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除了这些共同之外,人类更多的是不同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有的已能为其他群体接受,而有的还是带有明显的特定群体的印迹,必须对该群体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能理解。如果隐喻的刷新方式主要基于自身不为其他群体所熟知的来源或者是具有较强自身思维特点的内容,此时的隐喻翻译应以意译为主,才能更好地使这类隐喻为其他群体所理解。同样,电影字幕的翻译中,对于带有比较明显的特定群体印迹的隐喻,通常也可以采取意译的方式处理,以帮助观众完整理解电影的内涵。《绝地奶爸2 》(�Big Momma’s House� 2)中,有句台词是“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nd our fences”。其中的“mend one�s fences”来自谚语,字面意思是“修好篱笆”。如果对这个表达本身不够了解,不清楚此处的“修好篱笆”指的是“和好、相互谅解、重修旧好”之类的意义,那么要从字面意义来推测可能的隐含意义,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观众花费一些时间思考,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句子的含义。这会对观众观影造成一定影响,与电影字幕翻译的基本要求相违背。显然如果直译为“希望我们能修好篱笆”是不可取的。而意译为“希望我们重修旧好”或“希望我们能和好如初”,就能更好地实现字幕翻译帮助观众理解和欣赏电影的这一初衷。再比如:《阿波罗13号》(�APOLLO� 13)中,Jack Swingers说:“So long Earth. Catch you on the flip side.” “flip side” 本意指的是“唱片的反面”,词典上解释为特别是没有主要歌曲或乐曲的一面,在这里用来指代地球在整个宇宙中极为渺小的地位。这个表达所包含的隐喻带有比较明显的特定群体的印迹,刷新方式较为生僻。对非本族人而言,该隐喻理解起来比较困难,需要花不少时间,更重要的是即使花费了时间思考,也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显然,采用直译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很可能让观看电影的观众感觉不知所云。因此,此处采用意译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三、结 语
　　隐喻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认知工具,“它既是人类认知的坚实起点,又为我们指点出依稀可见的认知彼岸,并同时作为隐喻中介而交替游弋于这两种不同的自我‘身份’之间。”(吴可,2006)隐喻无处不在,它既体现了人类的认知方式,同时本身又是人类的认知方式,感性的隐喻和理性的隐喻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对隐喻的翻译可以根据隐喻认知的层次和刷新方式的接受度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电影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当中出现的字幕隐喻的翻译有独特的要求,在一般性隐喻的翻译策略选择的基础上,还强化了对文字短小精炼、通俗直白的要求。因此在电影字幕隐喻的翻译中,必须充分考虑电影本身的特殊要求,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对电影字幕中隐喻的成功翻译,是电影字幕翻译成功的基础,也是电影观众顺利观赏电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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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琪(1980― ),女,四川渠县人,在读硕士,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西文化对比;云虹(1967― ),女,四川自贡人,硕士,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