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扣时代脉搏　繁荣交响乐创作 紧扣时代脉搏什么意思

　　 为推动我国交响乐创作，本刊编辑部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５日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研讨我国交响乐的创作问题。知名作曲家、理论家苏夏、杜鸣心、石夫、汪毓和、李西安、高为杰、金湘、王西麟、叶小纲、关峡、杨青、王宁、张大龙、权吉浩、刘�、秦文琛、郝维亚、郑冰以及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吴祖强、主席傅庚辰、副主席兼分党组书记徐沛东、中宣部文艺局干部马小龙等出席了座谈会。马小龙首先传达了最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傅庚辰关于交响乐创作的来信中所作的批示。刘云山指出：“ 对交响乐的创作要积极支持，关键要调动音乐家的积极性，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与会同志畅谈了学习中央领导批示的体会，并围绕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响乐创作，如何使交响乐创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良性社会机制、促进交响乐创作的繁荣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人民音乐》主编张弦主持会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响乐创作的得与失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响乐创作的成就和不足？与会同志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傅庚辰指出，今年年初，中宣部李从军副部长专门召集会议部署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交响乐创作，９月刘云山部长作出了“对交响乐的创作要积极支持，关键要调动音乐家的积极性，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的重要批示，紧接着中宣部文艺局和中国音协又召开了专门座谈会，今天《人民音乐》再次召开会议，相信这一系列的措施会对交响乐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响乐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目前已有一批老中青作曲家，他们热爱这项事业，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值得尊敬的。但由于多种原因，多年来大多演出的还是外国作品和中国的“老三篇”，即《梁祝》《黄河》《红旗颂》，这种状况与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很不相称。可以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对成绩和缺憾、经验与教训要认真总结。
　　徐沛东指出，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好机遇，努力促进交响乐的发展。当前，我们的民族处在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我们的交响乐创作能不能跟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而同步发展，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他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和强盛。我个人感觉交响乐创作在整个音乐方面还比较滞后，比其他的艺术门类的创作，还有些差距。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处在一个徘徊的阶段，当然交响乐的创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是音乐界的“重工业”。现在中央对文艺的政策是相当宽松的。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是让大家各抒己见。如果我们能够为交响乐创作把把脉，做一些引导，我想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的创作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作为中国音协，如果我们对这个脉能把好的话则将对中国音乐创作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也许在座的观点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但是目的是要倡导一种风气。这些年来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宣传虽然说是非常开放，但是应该说不够。过多的包装式的、商业式的、捧臭脚的评论是毫无意义的。
　　关峡（中国交响乐团团长）认为，一些新创作品表现出原创力的萎缩，缺乏艺术感染力。一些重大题材我们的交响乐不能缺席，像南京大屠杀，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没有一部作品对这个事件进行民族情感的表达，那是不可想象的。交响音乐包括歌剧、舞剧，有了深刻的思想作品才有灵魂，但是这个道理好像被淡漠了，交响乐这种形式本身存在就是要有深刻的思想。如果你不思考这个问题，你的作品就缺乏感召力和震撼力。在理论方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这个引导是滞后的。文化部领导去年跟我谈过，要在音乐创作上提倡本土化的创作，防止贵族化和低俗化的倾向。王西麟（北京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说，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大走上国际。改革开放使我们开阔了眼光，美学观念的开拓是最大的成就，还有技术观念的开拓。第五代作曲家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朱践耳这样的老一代作曲家写了十部交响曲。二十多年来，我国交响乐的成绩十分巨大，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成就。当然，这里面还有第四代，第六代作曲家的成就。我们要反思历史，总结苏联和东欧解体的教训。要尊重艺术家的创作，发扬艺术民主，提倡平等的学术讨论，少提空洞的政治口号。艺术家要把目光投向人民，歌颂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摆脱千百年来封建主义思想的桎梏。杜鸣心（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交响乐的创作还是有很大的成绩的，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作曲家，比如王西麟所说的第五代作曲家都有很成功的探索，给我们老一辈的作曲家很多的启发，这点我觉得还是很难能可贵的。当然这里面有探索的成分，探索里面就有失败的可能，所以他们的这种勇气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另外，对于一些歌颂领袖的作品，我认为艺术就是要反映一个时代，有时候不是要歌颂一个人，而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对他的一种感情。汪毓和（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认为，我们确实有很大的成绩，不管哪一种风格的音乐作品都凝结了作曲家的心血，创造了我们认为直到现在来说都是值得自豪的精品，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但是距离我们的目标来讲，还有一段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一方面如何使有些作品更好地发挥乐队的思维，从声乐创作的影响下不断突破出来；另一个就是要在创作上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苏夏（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交响乐创作的成就当然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成绩是应该肯定的，而且是不容怀疑的。风格更多样化了，表现的面更广了。但是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的确也存在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有时过于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太过分强调技法的作用，而没有更多地去考虑作品的深刻性，它的内涵。叶小纲（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认为，交响乐是百年的事业，其实我们很多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流失了，留下的只是很少的。对我们的一些作品，作出准确的评价还为时过早，还要等一段时间，让历史去检验。
　　
　　（二）交响乐创作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作为“严肃音乐”或曰“高雅艺术”品种之一的交响音乐，在广大群众的音乐生活中如何定位？其创作及发展要不要考虑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当务之急是优先创作“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如何创作“雅俗共赏”的作品？对此，与会同志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关峡指出，目前我国的交响乐作品太少，远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同时交响乐的听众也太少，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外欧美的乐团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古典音乐在西方开始走向衰落，因此他们也在考虑如何能够争取更多的观众，像森林音乐会等，纽约爱乐乐团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杜鸣心认为，从目前的创作情况来看，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但从目前国家的发展和群众的需要来看，需要更多的“下里巴人”，对那些喜欢音乐的群众，在交响乐这样一个比较深奥的体裁里面要让他们感到亲切，让他们理解作曲家心灵深处的感情，跟他们进行交流，让他们喜欢，这个并没有降低我们作曲家的身份。有一个时期我们要强调个性，这个并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过于极端、片面地追求这一点而忽视了群众的要求，这就会使我们的创作离群众的欣赏习惯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鼓励年轻的作曲家们去探索新的技法、新的表现手段，同时也需要创作更多“下里巴人”这样更通俗的交响乐作品。高为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认为，交响乐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比如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都叫交响乐，例如施特劳斯的作品。交响乐本身有很大的张力，有比较通俗一点的，也有高深的。但我认为在交响乐这个殿堂里，真正的镇堂之宝应该是那些有分量的作品，如贝多芬的交响曲。把交响乐搞成大众化的艺术，这个想法非常好，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将来人类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素质提高了，情况会有所改观。我认为交响乐的特点就是精、深、高、雅，而不是粗浅低俗。精，要有精美的形式。深，是要有深刻的思想，没有深刻的思想谈不上交响乐。高，是一种高文化。雅，是给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来听的。交响音乐里面当然有雅俗共赏的东西，我们应该提倡，应该欢迎，但我觉得当前缺少的恰恰是重头戏，真正的镇堂之宝还大大地缺少，我们还没有贝多芬、马勒等这样一些大师的大作，能够镇得住堂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政策上在考虑交响乐大众化的同时，要考虑真正保护、鼓励你搞这种精深高雅的东西，有独创性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我觉得中国交响乐事业是非常可怜的。汪毓和认为，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一部分作曲家，更多借鉴了西方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理念。这类的作品确实有很多创新之处，但是确实也有一个如何接近群众的问题。要努力创造真正雅俗共赏的作品。雅俗共赏是美学上一个更高的要求。一部音乐作品的优劣归根结底要有接受者来听，行家肯定要有，但最终还要由大多数听众来决定，尤其是像交响乐、歌剧这种社会性较强的品种，单靠少数行家的承认还是不够的。从我国的音乐界包括西方的严肃音乐界，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真正富有历史使命的作曲家，应该努力使自己的艺术创作贴近时代和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越来越脱离实际。历史上有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遗产多数都是雅俗共赏的，比如希腊雕塑维纳斯，蒙娜丽莎的油画。另外像中国的小说《红楼梦》都是拥有多少代的读者的。还有像金庸的小说，他的小说不等同于旧武侠小说，他有一个崇高的思想追求，小说里有一个反正统的思想和同情底层人民的意识。所以金庸的小说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台湾的蒋经国，他们都是金庸的读者。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就是因为作品里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也反映出群众共同的审美情趣，同时也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结晶，它的最终接受者应该是人民群众，作为艺术创造者的作曲家就应该主动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否则必将被他们所抛弃。吴祖强指出，交响音乐要精，要深，要高，要雅，有些东西是曲高和寡，但是怎么样把这个曲高和寡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提高人们欣赏音乐的水平和趣味，使这个作品对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使爱好者本身的文化档次有所提升，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目前我们欣赏交响乐的水准和条件，比起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差得多了，这里有一个历史发展的积累和过程，不是短期一下子就能够做到的，那就应该花点工夫慢慢地做。杨青（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说，交响乐它是有质量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质量。作为作曲家都是有质量的，他有自己的想象力，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艺术功底。从这点来说，那就要求有质量的人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必须也得有质量的人来欣赏。如果受众质量不够的话，确实是没法欣赏这样的东西。当然这个质量也分成两层。比如我们现在谈贴近群众，其中既有“下里巴人”的人，也有“阳春白雪”的人。所以交响乐的创作应该是既鼓励“阳春白雪”的创作，也提倡“下里巴人”，多写出贴近群众的作品。最近教育部也要组织一些专家到西部地区去讲交响乐，讲一百场，然后有条件的地区，东部发达地区要演一百场交响乐。国家对交响乐的创作和普及这么重视，这对于我们搞严肃音乐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我想，只要是真正高质量的作品，就能受到群众的欢迎。李西安（理论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认为，关于交响乐应该是高雅语言还是通俗语言，我觉得这两个并不矛盾，就是作为狭义的交响乐是要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听懂才能接受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缺少真正既有思想性、艺术性，同时也能被一般观众能够接受的交响音乐作品，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要全力支持、保护精深高雅的作品，同时也希望关注比较通俗的大众能够接受的交响音乐，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交响乐。我曾参与策划北京市的新春音乐会，按理说也应该是属于我们交响乐的范畴，但是发现这样的作品很少。在这方面我们的艺术家要多关注一些。很多人喜欢音乐，包括我，也是从接触一些较通俗的西方古典音乐开始进入音乐领域的。现在很多大学生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进入交响音乐的领域，然后再不断提高自己。这两方面并不是矛盾的，这个并不是说通俗的就好写，我觉得要写一个好的通俗作品其实也是很难的。这两方面都要关注，都要做。秦文琛（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说，我们一方面要让交响乐贴近群众，但另一方面也要为群众贴近交响乐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张大龙（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指出，邓小平说足球应该从娃娃抓起。我们音乐普及教育也绝对应该从娃娃抓起。傅庚巴人”的人，也有“阳春白雪”的人。所以交响乐的创作应该是既鼓励“阳春白雪”的创作，也提倡“下里巴人”，多写出贴近群众的作品。最近教育部也要组织一些专家到西部地区去讲交响乐，讲一百场，然后有条件的地区，东部发达地区要演一百场音乐会。国家对交响乐的创作和普及这么重视，这对于我们搞严肃音乐创作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我想，只要是真正高质量的作品，就能受到群众的欢迎。李西安（作曲家、理论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认为，关于交响乐应该是高雅语言还是通俗语言，我觉得这两个并不矛盾，就是作为狭义的交响乐是要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听懂才能接受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缺少真正既有思想性、艺术性，同时也能被一般观众能够接受的交响音乐作品，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要全力支持、保护精深高雅的作品，同时也希望关注比较通俗的大众能够接受的交响乐，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交响乐。我曾参与策划北京市的新春音乐会，按理说也应该是属于我们交响乐的范畴，但是发现这样的作品很少。在这方面我们的艺术家要多关注一些。很多人喜欢音乐，包括我，也是从接触一些较通俗的西方古典音乐开始进入音乐领域的。现在很多大学生也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进入交响音乐的领域，然后再不断提高自己。这两方面并不是矛盾的，这个并不是说通俗的就好写，我觉得要写一个好的通俗作品其实也是很难的。这两方面都要关注，都要做。秦文琛（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说，我们一方面要让交响乐贴近群众，但另一方面也要为群众贴近交响乐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张大龙（作曲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指出，邓小平说足球应该从娃娃抓起。我们音乐普及教育也绝对应该从娃娃抓起。傅庚辰指出，音乐是不能脱离人民的，是不能脱离时代的，要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当然你可以有你的爱好，你可以有某些方面执着的追求，但是如果你要想让你的作品取得更大的社会效果，那么你不能脱离这个时代。我不同意会上有同志讲的所谓“群众的质量不高，少数人质量高”，不能这样提。群众天生是合理的，作者和群众这个供求关系永远会存在下去，因为作品不是写给作者自己的，而是写给受众的，当然这就有个受众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向群众靠拢，想办法提高他们的素质。这有一个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所谓普遍性就是音乐当然能听懂的人越多越好，但是交响乐确实写作技巧比较繁复，有它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特殊矛盾特殊对待。刚才大家也谈到了，是不是这种形式就不可能被多数人所接受呢？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梁祝》《黄河》《红旗颂》听懂的人也不少，我们要尽量使我们的作品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艺术上深入而浅出这是很高的境界，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本来你可以用简单的手法表现清楚，非要搞的那么繁复，这并不高明。另外，音乐的本质是给人以美的享受，是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欢乐和陶冶，而不是让人不愿意听，令人厌烦。时代之声、民族之韵、人民之情是不可以没有的，创作的道路是根本的。要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
　　
　　（三）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即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是作曲家在创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评价“现代技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更是多年来音乐界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创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交响乐作品，才能在世界音乐之林中昂首挺立。这是许多与会者的共识。
　　关峡说，我们应该构建中国国家的主流音乐，主流音乐和主旋律音乐不一样，主流音乐是社会音乐，在美国、欧洲他们也有主流音乐，也有创作的个体音乐，还有依附于市场需求的流行音乐。但是在我们现在流行音乐覆盖面很广，所以如何对待我们的主流音乐，特别是以交响乐为代表的主流音乐。我们在观念上首先要确定国家主流音乐文化的主导性，要大力推动中国以交响乐等为代表的主流音乐文化。国家主流音乐文化应该包括主旋律音乐和精英音乐，这些都是国家应该大力扶持的。因为主流音乐是国家文化的体现，其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具有先进的标志作用。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从世界交响乐的发展史来看，交响乐产生与发展实际上是对本民族音乐的提升与扩张，都吸收和借鉴了本民族音乐的优秀传统。我认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应该凸现中国独立文化品格。要让中国学派在世界交响乐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杜鸣心指出，学校的学生要打好两个基本功，一是我们自己民族民间的音乐传统，另一个是我们的所谓“四大件”，即和声、复调、配器、作品分析。金湘（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认为，这里面关键一条就是作曲家自己要有相当的思想深度，要对人类的推进做出贡献，必须要站在这个高度，不是简单地用一个民族音调，或者简单地讲几句口号。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作曲家自己的思想深度和他对一个民族的感情。石夫说，正确处理继承和出新的关系，是每一个时代的作曲家的任务，他的作品里必然要表现这个关系。不是说他可以离开。任何一个作曲家，他都是处在继承前辈、决定现在、展望未来这么一个关系，这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音乐作品上的继承和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孤立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问题。权吉浩（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说，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其母语及其文化正在消失，对于这些文化的挖掘、继承，作曲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作品如果没有民族音乐的“母语”就缺少了个性甚至生命。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民族、方言和唱腔，这是我们作曲家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许多同志对于当前某些作曲家以及在校学生的创作中出现的漠视传统、片面追求现代“新”技法的现象表示担忧。
　　杜鸣心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美国作曲家来北京访问，音协邀请他来听我们的新创作。听完了以后他说，从这些作品的技法来评论我觉得他们的技法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可是如果不告诉说这是中国作曲家作的话，我以为这是外国作曲家作的。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新技法是需要的，特别是交响乐，问题是我们要站在自己民族的基础上来吸收、学习现代的技法。朱践耳曾经对我说，一个好的作品就像一朵鲜艳的花，这个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基础上，然后开花结果。张大龙说，现在我们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很多学生的作品，在内容上、思想上完全是空洞的。应该让他们不要眼高手低，眼睛应该盯到传统，盯到四大件上。傅庚辰指出，当前交响乐创作之所以与时代的要求很不相称，纠其原因主要是创作思想上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一些作品一味追求“新”技法，无调性、没有旋律的音乐群众是难以接受的。徐沛东说，前不久在评审“金钟奖”参赛作品的时候，我听了一天，有些作品从作曲技法上是比较前卫的，但是从音乐上我听不懂，甚至一个作品里面整篇都没有音乐，都是符号，这完全是行为艺术了。还有一些音乐学院的作品，一味地强调技巧，和我们的人民大众脱节了。音乐是要给人听的，连我们这些专家都听不懂，都坐不住，怎么去感染我们的人民大众呢。所以当时评委一致投票决定金奖空缺。各大音乐学院都有这样的情况，学生对这种前卫的东西盲目推崇，却不下决心挖掘自己民族的音乐语言。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许多同志在指出上述存在的问题后也指出，对青年人关键是要积极引导，另一方面还要鼓励和保护他们的探索精神。
　　苏夏指出，一方面应该使交响乐创作为更多的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应该鼓励更多的年轻作曲家去标新立异，不要强求一律。在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写一些比较常见的作品，但是我也更欣赏那些有标新立异的作品。每个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感受，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并不赞成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来要求作曲家的写作。作曲家应该提高自己的思想，丰富自己的内涵。我觉得应该给作曲家一个更宽松的创作环境。我的意见就是应该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要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对第一个方面注意不够，改革开放以后的交响乐创作一般来说能为更多群众欣赏的作品不多，像以前的《山林之歌》这类的作品比较少了，所以应该提倡更多的为群众演出的作品，作为政府来说应该提倡这些作品，但是千万不要反对另外的各种探索，应该给大家更宽松的创作环境。高为杰认为，技巧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不要去责怪技巧的失败。传统技法的音乐也有大批的垃圾，技巧本身是无罪的，就看你怎么用。现在有些年轻人的作品，他用这个音乐就像入无人之境，我认为这种根本就没有什么技巧，乱用，有音无乐，当然更没有思想了。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音乐。实际上我认为技术是要随着时代而发展的。时代不同，要求用的手法就不同了，这是必然的。上海非常著名的袁雪芬，她对交响乐并不太懂，但是她在国外听了勋伯格的《一个华沙的幸存者》之后感动得流泪。所以我认为技术本身是无罪的，技术探索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够发现新的时代的音乐，新的人类精神。王宁（作曲家，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认为，应该尊重作曲家的创作，尊重他自己创作个性化完成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作曲家的背景、经历是不一样的。国外音乐创作不同风格流派的形成，都是因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我想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作曲家，他会关注民族的发展，关注整个事业的兴旺。张大龙指出，一些舆论媒体在宣传中也不必对现代技法持避讳态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傅庚辰指出，当前中国的交响乐现状是首先有一批队伍，上至八十多岁的，下至二十几岁的。我这次在广州时，他们也开了一场音乐会，有六个作品，居然有一个作曲家是第２０部了，有一个是１８部了，我很惊讶，我们这支队伍仍然在孜孜以求，他们热爱这个事业，所以他们的热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改革开放以来毕竟有一批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对这个事业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索。因为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学习了外国的新技法，这完全正常，也是必须的，不存在什么技法犯罪，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关键是如何运用技法。离开了作品的内容，技法就失掉了意义，技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作品，增加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事物在创新当中才能前进，所以创新是必需的，学习新技法也是必然的，但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学习，我们是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不能两脚悬空去学习。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乐派，我们的音乐创作、音乐理论、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要向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
　　
　　（四）建立良性社会机制，促进交响乐创作的繁荣发展
　　
　　良好的社会机制，是交响乐事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更是交响乐作曲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如何从创作到演出再到出版各个环节建立起一系列良性的运行机制，真正调动起作曲家的创作积极性？这是多年来作曲家们热切关心的问题。
　　吴祖强说，有个问题我老也想不通，就是现在把一些高档的文化艺术都推向市场，这是我一直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因为我觉得，和经济建设一样，和我们执政为民的理念是一样，老百姓交了税，他在文化上得到的回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得到文化方面应该给他的一些享受和欣赏，以此提高这个社会的文化素质，这是国家执政为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个义务。所以政府是需要花点力量，包括经济上和各方面的支持，来培养这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门类。我们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尽力为这个事业服务，因为这也是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体现“三个代表”里的第二个“代表”。李西安认为，关于机制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的成绩都是非常大的，但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希望领导能够重视。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作曲家是单位所有制，每个乐团都要养一批作曲家，因此那时候所有创作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无后顾之忧，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作品，虽然当时受到很多其他的干扰，但是也出了很多好作品。但是改制以后，所有单位基本上都不养这样的作曲家了，绝大部分都没有了，这就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作曲家靠什么生存？在国外，作曲家的生存是靠委约和基金会，我们现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问题。国外很多乐团、剧院都有委约制，而我们中国只是刚刚开始，数量很有限。我们的基金会又受到很多限制，比如现在注册资金的数额越来越高，但是利息却越来越低。所以委约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当中没有真正解决的一个问题，应该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基金会，这就涉及到国家的税收政策，整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保证基金会做这些工作，而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另外一个就是版权保护，国外作家很大一部分是靠版权税，而我们中国的很多作曲家，比如电台、电视台用你作品可能它就不付报酬。所以我觉得作曲家的生存机制现在是不健全的。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促进中国交响乐的发展，作曲家才能够把更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创作上。刘�（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说，我想国家对于交响乐或者艺术这方面的投入，恐怕是可怜得不能再可怜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倾向问题，交响乐作为国家行为里的“重工业”，而且的确类似航空母舰，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准的标志之一，这恐怕不是光靠艺术家的努力就可以办得了的。关峡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有政府资金的支持，我们不能指望某一个企业或者个人，显然这需要依靠政府推动，因为这是一个系列的工程，创作、演出、出版是一个系列的工作，单独靠企业不行。应该有政府的投入，加强有效机制，激励作曲家的创作热情，进行有效推动。另外，尽早建立版权保护机制。我们最近到国外演出，剧场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检查你的乐谱是不是正式出版物，如果不是你就要出示作曲家的授权书，否则你的演出就是非法的。建议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进行一次严格的筛选，从演出、出版、推广应该统一运作，创建一个统一的数据库，统一进行版权保护。国外乐谱公司非常赚钱，你需要演出某个作品，你就可以向他们租用乐谱。王宁指出，交响乐发展的瓶颈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刚才一谈到创作总提到委约，当然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退一步说，如果我们现在作曲家手里的作品一年能上演一两部，那这个量就已经不小了。所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演出机制能保证作品的演出问题，如果每年能保持一定的上演量，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欧洲的政府就规定每年你上演的量必须要保证这些作曲家作品的一定比例，他才能给你拨款。如果每一年我们的指挥家指挥的作品里面都能有一部咱们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这个数量就相当可观了。郑冰（作曲家，大连歌舞团副团长）说，今天很多人的发言都牵涉到很多的数字，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如刚才说现在国家的公车的费用有多少，王宁也提到国外的政府要让交响乐团必须演奏多少作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给我们的政府和决策者提供的重要参数。傅庚辰在谈到社会机制问题时告诉大家，２００７年第六届“金钟奖”将评交响乐。这次一等奖要设到１５万，而且我们还要评歌剧和音乐剧，一等奖奖金要设到１００万，但必须是改革开放后的题材。我们音协是清水衙门，这些钱都得去找。但是这些事是必须做的。会后我们要写几条建议，有一条我认为要明确提出，希望交响乐团每年的经费要拿出２０％作为委约创作的经费，正像一个企业的研发投资一样。那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够兴旺发展，就是因为他们有研发项目的投入。既有了新产品，又培养了人才。２００７年第３２届世界音理会代表大会要在中国召开，届时世界各国的音乐家将云集北京，希望大家拿出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新作品，让他们听一听来自伟大中国的伟大声音！
　　最后，张弦代表编辑部感谢大家的出席，并希望与会者能将发言整理成文，在《人民音乐》上陆续发表，以使上述问题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
　　
　　（根据记录整理，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