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源地汶川，不曾远去的记忆_汶川地震感人的事迹

　　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县的8.0级大地震，使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崇山峻岭间的一个县城――汶川县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此，我们刊发一位几年前数次深入汶川进行实地田野考察作者的文章，一方面让读者对这座城市有一个更为深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谨以此文为汶川――这座“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大门”的城市祈福……
　　
　　
　　1911年春，一位名叫路德・那艾德的美国青年，骑在马背上，领着一队满载着行李和食品的马帮，站在了汶川县威州镇的街面上。奔腾汹涌的岷江岸边，威州――这城历史悠久的古城，汉、羌混杂的建筑密密麻麻排在窄小的街道两旁。
　　爬上威州镇旁的大山，逶迤曲折的岷江，在那艾德的脚下，顿时显得温和与柔美了起来。极目远望，城外树木郁密，苍凉的王垒山下，文庙的庙门牌坊与大殿等建筑群依稀可识，碎石堆成的古城墙清晰可见。下得山来，从街区到对岸堡子关，一条全长百余米的竹索桥异常壮观出现在了那艾德的眼前，这条桥身由24根木柱、20根碗口粗的竹索和大量木板组成的桥梁，是当时威州镇通向理县方向唯一的通道。竹索桥显弧形低垂在岷江的江流之上，一旦有人走过，桥梁便在那艾德的眼中微微来回晃动起来。那艾德小心翼翼走上了桥，当到达对岸时，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久，他便消失在通往理县的羊肠小道上，消失在环抱着威州镇的险山恶水之中。
　　2005年8月，一个并不太炎热的清晨，我与羌族学者余耀明、诗人南北站在了汶川县的街面上。这个旧称威州镇的小城，当年艾德眼中的那一切影像，现在很多已物事人非了。快一百年过去了，从街道上，我抬头便看见了玉垒山，那艾德曾经看见的那些石头堆积的古城墙，仍在山顶上断断续续，但曾经是文庙的地方，如今几多杂草直面苍天，除了遍地乱石，只余一片空荡了。汶川的街面上，幢幢充满着羌族艺术风格的现代建筑早已取代了九十四年前那一片低矮简陋的民舍，水泥路面上，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飞快消失在街对面威州中学的操场上。
　　
　　依山傍水：从地理走进汶川县城
　　
　　我眼前这座宁静而安详的城市便是汶川县的县治所地威州镇，镇外茶坪山脉、邛崃山脉等众多山体连绵起伏，杂谷脑河汇入岷江后，河水奔腾，穿城而过，“四面环山，二水争流”便是对汶川县地貌简要而精当的描绘。据资料记载，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汶川县，是因其县城边的西汶水(即今岷江)而得名。这里是中国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全县东西宽84公里，南北长105公里，县域面积8820平方千米，据2000年人口统计，全县共有十余万人口，主要民族为汉、羌、藏和回族。其周边东邻彭州、都江堰市，南接崇州、大邑县，西界宝兴县与小金县，西北至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境内有卧龙自然保护区，为大熊猫的研究和主要繁殖地，四姑娘山为主要旅游景点。汶川地处四川盆地西北缘，龙门山脉和邛崃山脉分别位于县域东北与西南部；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草坡河、寿江为境内主要河流。
　　从交通史角度而言，汶川县的地理和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素有阿坝州南大门之称。这里不仅是全国仅有的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羌绣之乡，更是动物活化石――大熊猫的故乡，还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熊猫研究中心――卧龙。
　　
　　文物之乡：古蜀文化的源头之一
　　
　　据《汶川县志》记载，汶川古为冉龙夷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县。西汉时，此山称为绵质县，西晋改为汶山县，并为汶山郡治，北周始名汶川县，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1952年县城由绵质乡迁往今威州镇；1958年茂县、汶川县、理县合并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1962年恢复汶川县名至今。
　　2006年11月，农历十月一日的羌历年，我站在距汶川县城北面30公里的巴夺寨桥头上，巴夺沟的溪水一如往常在我眼前奔流而下，山岭迷雾，村庄寂静。登上座陡峭的山峰，在村民马永清家中碉楼的平台上，我看见一件古黑陶正被作为楼顶接雨水用的工具。“我们耕地时，经常随手便会挖到埋在土中的坛坛罐罐。”马永清一脸轻松说道。丰富而大批量的文物出土，让当地村民对之已没有丝毫的新鲜感了。在专家学者眼中，古羌人在汶川留下的足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汶川出土文物的铜垒是阿坝州唯一的一件西周青铜制器，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汶川地区是岷江上游最具代表性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地，汶川及其周边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文物之乡”，曾在此辉煌一时的新石器文化，对于四川盆地周围早期古蜀文化有深刻影响，如在绵阳边堆山，广汉三星堆及成都平原的早期遗址中都有明显反映，这是早期古蜀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登上汶川县威州镇后山上的姜维城遗址，一段高约7米、宽约4米，全用黄泥士夯筑而成的古墙便出现在我的眼前，古城墙如长龙盘旋而卧。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土墙垛口却依然清晰，古城垣外古城坪上的点将台仍清晰可辨，当地人一直传说，这是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习兵练武所在地，故人称姜维城。据《元和志》载：“蜀将姜维、马忠等征伐汶山羌夷，此其地也”。姜维征西，至汶川、理县带，修城筑垒，习兵练武。传说永远是传说，但真实而科学的考古，却可以让我们在时光隧道中走得更远，在空间场景中触摸得更加真实而具体，1928年、1938年、1941年，有关考古专家先后三次在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石器等价值极高的文物。经考古鉴定，这些陶片和石器与(公元前8000―6000年)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极为相似，其面貌又与广汉三星堆、绵阳边堆山文化极其近似，但历史却比它们更久远。这些历史物证说明，古汶川是岷江上游一处极具代表性的重要文物遗址，这里曾经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各族人民在汶川地区和谐共存的最好例证。
　　2000年4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审批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07年，汶川县又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2D07年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光荣称号。而这一切，对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汶川县，可谓名正言顺。
　　
　　大禹故地：华夏治水的起始地
　　
　　2007年，我又踏上了去岷江上流采访的征程。车从成都市区开出来，不久，眼前的景色便秀美起来了：公路两边，地中的油菜花正狂热地吐放着金黄色的花蕾，逶迤的岷江在不远处时隐时现流淌着，再远处，透过车窗极目望去，片片修竹与阡陌田地的尽头是座座绿色的小丘与山岭。在我的印象中，这应算是典型的川西坝子式的田原风光，与岷江上游高山深谷的山地风光相比，它独有的那份安详与静谧中更多掺杂进了农耕文明的气息。从都江堰前行不到半小时，我们的车便驶入了汶川县的地界。崇山峻岭中，岷江依然持续不断向下流淌着，曲折的山道公路上，道路犹如一个天梯，愈行愈远，愈行愈高。车到达汶川县石纽山时，天已近黄昏。夕阳把一片大山渲染得金黄夺目，当我站在一片断崖绝壁 前，依稀辨认出“禹迹”、“禹穴”等题刻时，时光的沧桑与历史的轮回，那一刻，仿佛全凝固在一个名叫“大禹”的人物身上，凝固在他与岷江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之中。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西蜀是夏禹文化的起源地，中华民族古代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即生于阳山，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诸多史籍都记载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传说其母有萃氏女修己因吞神珠薏苡感孕剖胁而产禹，故其地名刳儿坪。《华阳国志》记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民国《汶川县志》也云“县(治绵池)南十里飞少关岭上里许。地平衍，名刳儿坪，有羌民办数家……相传为圣母生禹处。”古县志所记石纽，即今石纽山，在今汶川县，因山石多呈纽状而得名。刳儿坪在其半山腰上，其周围尚存禹穴、洗儿池、禹王庙、圣启祠等遗迹及历代文人骚客题写的大量墨迹。此外，当地羌族民间也流传着许多大禹的传说。
　　石纽山山上的楷书“禹穴”二字相传为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手迹，篆文“禹穴”至今人们也不知书自何人。如果大禹真是生于斯，长于此，中国乃至世界远古最为伟大的治水工程，所有的荣耀与光环，都应是属于汶川或者古蜀先民的。而据《禹贡》记述，大禹治水很可能是从岷江开始的，“峨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大禹治水的方略。先治岷山，“随山而导之”，“然后循水而导之”，“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疏导岷江，分别其支流向东泄洪，叫做“东别为沱”。这种办法在岷江试验成功了，就推向了全国，扩及九州。正是由于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帝舜将治理国家的权力也交给了大禹，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汶川，也理所当然成了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夏禹王文化的灿烂宝库之一，当地编修于1945年的《大禹志》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百年影像：1898年的汶川片断
　　
　　1898年的春天，都江堰城外的崎岖乡间小道上，田地劳作的农夫惊诧地发现位一金发碧眼的年迈“女洋人”坐在轿子中，匆忙行走在通往汶川县的羊肠小道上：英国女子伊莎贝拉・伯德即将开始她对汶川县的造访。
　　在其游记中，伊莎贝拉・伯德以近乎狂喜的口吻写道：“我无法向读者转达那漫长的一天旅程中所有的赞美和惊异的想法。气象的庄严宏伟和色彩的绚丽多姿真是美不胜收。”在这位英国地理学会的地理专家眼中，天空焕发出明亮纯净的蓝色光辉。一切都轮廓分明，岷谷中充满深蓝色或紫色的气氛，阳光照射到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微光在空气中荡漾。岷江在开朗的峡谷中分散形成众多的支流，水流在巨大的鹅卵石河床奔流不息，浪花激溅。岩缝里有细小银色蕨类植物， 直沿峡谷茂盛生长。这一带主要是石灰石和灰色的砂岩，侧面的沟壑里出现少许的玄武岩，也可见到坚硬异常的花岗岩。激流翻腾于花岗岩上，浪花晶莹。
　　“到威州(即今汶川县)的旅程，非常新奇有趣。”伯德记述道。沿途所见的汶川地区的建筑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村庄差不多都是这样组成：一条石头铺路的狭小长街，干净清洁，石头建成的房屋，墙壁或多或少向内倾斜。所有的住房都是两层，上层是有雕饰的黑色木料，横梁支撑的悬垂阳台也有雕饰，阳台有向下延伸的屋檐，并有精雕细刻内容繁多的木质垂饰。这样的村子常建在急流旁边，果树、雪松环绕，白杨成丛，进村要通过独特的桥。街道的两头都有装饰的门道，常有小塔楼和风铃。
　　在伯德的印象中，汶川县是个夹在高山之间的行政小镇，街道乏味却很干净。有一道独特的城门，一座精美的孔庙。当衙门的官吏伏案抄写她的护照的时候，她就坐在灰暗的街道上。几个人俯身于抄写员上面，念着貌似堂皇的公义，这时有人带着惊愕的样子人大声喊道，“她还有官衔呢!”而抄写员当场证明了伯德的特殊身份，人们便开始发起了激烈的争执：这个女人穿着贫民的棉布衣装，身上又没有配戴珠宝，她到底应是个什么官呢?
　　伯德对汶川县城的描绘惜墨如金，但对遍布汶川崇山峻岭间的羌族碉楼却大为赞赏：在山顶上、悬崖顶部坐落着村舍，可以由开凿在岩石里面和悬崖边上的石梯到达那儿，悬崖里面被挖空成为贮藏室。村庄里的房屋有三、四层高，五层高，甚至七层高，紧贴在陡峭的山腰上，或者紧紧抓住绝壁，悬在汹涌的溪流之上。对中华传统文化所知甚少的伯德所不知的是，她眼中这些完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屋，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邛笼”。《后汉书・西南蛮夷传》中载：“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译音，意、指碉楼或石碉。这是汶川地区广大羌族人民历史和文化的见证物，是羌寨最具代表作性的建筑符号。历史上，为防止外敌入侵，羌人都要在寨子边，用石块修建“邛笼”。碉分别呈四棱、五棱、六棱和八棱，高达数丈。石碉内一般分为7―9层，最高的可达12层；以独木梯上下，对外有枪孔，战时既是战碉、驻扎防御兵士，亦可作烽火台，用于传递信息，平时多用于储存粮食、堆放柴草。
　　
　　伯德回到英国后，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扬子江流域及以外地区》一书，该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关注，书中记录的中国每一处地方，包括汶川县，都引发了西方世界无数的遐想。110年过去了，历史仿佛一直行走在时光的另一面，当汶川县再次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时，所有华夏儿女的泪水与悲伤，却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