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党的话建设新农村 党新农村建设的标志词

　　我是1958年参加农业生产的。那一年，我们庄就闹了一场水灾，全体社员，在党的领导下，想办法搞副业，战胜了灾荒。没想到，1959年，又闹了一场水灾，大部分庄稼都被淹了，没有多少收成，眼看着吃粮就没有着落，第二年地也没法种。党支部决定动员社员生产自救，战胜灾荒，把1960年的地种好，改变穷队的面貌，争取赶上富队。社员鼓起了劲头，要向困难做斗争。可是，也有的社员说：“咱们村这么穷，又连着两年遭灾，底子薄，劳动力又少。冬天吃的就够呛，还说得上赶上富队？”有几个原来就不大安心农业生产的青年，也乘机提出要到城市里去找工作。我感到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应该听党的话。我在高小念书的时候，老师常常向我们讲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只有农业搞好了，支援工业，工业发展得更快，才能支援农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农村。并且说：“农村青年都应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北大洼的生产水平很低，要想改变这个面貌，就得积极去争取。因此我向支部书记董德林说：“支书，我坚决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农村，献出我的青春！”
　　我的一家人，大部分住在城市里。爸爸在天津市一个工厂当副厂长，母亲也在天津市一个缝纫厂作工；伯父、伯母都在北京市一个干部学校工作；哥哥在江苏省一个工厂工作，只有我和爷爷在农村。庄里的人，本来认为我到城市里去满有条件，没有料到我却坚决留在村里。社员们很受感动，有的社员就说：“燕子有那么好的条件，却留在农村，咱们也应当象燕子那样！”但也有人说：“别看她在会上说的那么坚决，呆不了三天两早晨，准得溜到城里去”。有的老大娘还劝我说：“你是识文断字的，为什么在家里扛锄把，不出去找个工作做？”这时候，家里来了一封信，说村里遭了灾，怕我受不了困难，叫我到城里去找工作。接到这封信，我思想上也有了波动，是去呢，还是不去呢？要是去，又舍不得离开农村；留在农村，也感到有不少困难。我去找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董德林对我说：“你是个团员，这是党对你考验的时刻，要实现改造农村的远大理想，就不能怕困难，困难越大，我们的干劲应该越足，这样，困难就会变成胜利。”支部书记说的这些话，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听党的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要看实际行动。农业这么重要，党需要自己留在农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应该坚决留在农村？有了困难，应该坚决克服。穷棒子社只有三条驴腿，可是人家却把社办好了，自己村有三条牛，条件比人家好得多，为啥不能变富！现在农村暂时有些困难，共青团员怎能当逃兵？怕困难是不能改变穷队面貌的。我决心学习王国藩社的穷棒子精神，和大家一起战胜灾荒，把穷队变成富队。想到这里，我就问支部书记说：“支书，你说的话很对，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我的二伯母听说外边来了信，我还是不想出去，又来劝我说：“傻丫头！现在咱村这么困难，为啥不出去享福。挺精个丫头，怎么傻起来了？”我坚决地回答她说：“你老人家说的不对，要是年轻人都象你老人家说的那样‘精’，都到城里去搞工业行吗？工业重要，农业也重要，要是农村的人都往城里跑，搞农业的人少了，农业发展不了，工业也就发展不了。我就愿意当这样的‘傻’丫头。”
　　后来，我给父亲、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在农村坚持下去的决心，父亲来信鼓励我，要我坚决听党的话，安心农业生产、作党的好儿女。支书也表扬了我。我的思想更坚定了，信心也更高了。就主动地去找青年们商量，怎样安心地把农业搞好。这样一来，有的原来想到城市里去的青年，也不想走了。可是有两个青年，还是偷偷地溜走了，其中有一个还是我最要好的伙伴王淑华。我知道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心想：我一定要好好干，做出成绩来，吸引他们再回来。
　　这年冬天，治鱼的季节到了。支书张罗着组织捕鱼队。治鱼是很大一项收入，要是搞的好，全部困难就大部分可以解决。可是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力太少，当时只能抽出八个男劳力，张罗了几天，治鱼队还组织不起来，我就想去参加。我知道冰上捕鱼很困难，要有技术，天气又冷，可是我想想村里的灾荒，想到要改变北大洼的面貌，不克服这个困难，怎么能实现？我就悄悄地找到共青团员王永荣、董维芝、刘连荣、邢秀芳和青年妇女董立芬，把我的想法向她们一说，她们也都同意。我们就跑去找支部书记，向支书要求成立妇女捕鱼队。支部书记原来考虑到妇女完成这个任务太困难，想不让我们去，可是看到我们决心很大，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还派有治鱼经验的男共产党员王学芝去帮助我们。
　　有些歧视妇女的男社员，听说我们要去治鱼，就讽刺我们说：“没听说过妇女能拉冬网，有鱼也得给吓跑了！”“看吧，到冰上就得冻回来！”有的队员听了这些话，也有些泄气。我鼓励他们说：“为了战胜灾荒，困难再大也不怕。别人认为咱们不行，咱们就非把生产搞好了不可！”大家一听，又都鼓起了勇气。那时正是“三九”天，冰上又冷又滑，手伸出来，不一会就冻僵了。大家一到冰上，都直了眼。我一面鼓励人家，一面带头干，什么活累就干什么。在冰上打眼，冰洞打开，水溅得满身，不一会就结成了冰；拉大网的时候，网绳一出水，就冻成了冰棍，抓在手里刺骨的凉，一个不小心，就把肉皮粘下一块。可是我们为了战胜灾荒，谁也不叫苦。我把手冻破了，就偷偷地用布裹起来。当白花花的鱼出现在我们面前，姊妹们又跳又笑，高兴得忘了寒冷，干的更欢了。为了不放走鱼群，我们连饭都顾不上回去吃，一面拉网，一面吃干粮。共青团员董维芝捣绳网，不小心，一只脚掉在水里，回家去换衣服，妈妈要她歇一歇，可是妈妈一离身，她又跑到冰上来了。刘连荣把脚都冻肿了，谁也不告诉，仍坚持干下去。
　　这时，队里又找到了打苇帘的副业，这也是很大一项收入。但是，社员白天去捕鱼，没有人打。我听说了，就和妇女捕鱼队的姊妹们商量，夜里少休息一会，去打苇帘。姊妹们也都同意。苇帘很大，屋里放不下，都在院子里打。开始打苇帘的时候，因为一天劳累，又困又乏，冻裂的手，也一阵阵酸疼，真想歇一歇，可是我又一想：我累，别人也累，我要不干，会影响别人。我想起了爷爷说的话。那时候是我刚参加农业生产，白天劳动一天，回家来躺一躺，爷爷问我说：“燕子，累了吗？”我说不累，爷爷说：“青年人累点不算啥，趁着年轻，应该多干点，生产搞好了，社好咱也好。”爷爷说的话很对，青年人就是应该多为党出力。这时候，共产党员王雪娟困了，到屋里去喝口水，回来就大声说：“姊妹们干哪！困了，喝口水就不困了。”我心里很感动：共产党员能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我用嘴呵一呵手，又接着干下去。说也奇怪，人只要精神一抖，就不再困了。为了鼓励大家，我一边打苇帘，还一边给大家讲董存瑞、黄继光的故事。打苇帘的人越来越多了，效率也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