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上的“大跃进”|山阴路

　　1958年，全国人民迎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激进年月。那几年的人们多数都有点亢奋，发明的口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钢”，当年的粮食亩产量虚报为两三千斤，有个声名显赫的学部委员认为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他的科学计算更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說他的文章还针发了高层的扭心：“粮食多了可怎么办?”文坛更是热闹非凡，一片姹紫嫣红莺歌燕舞。
　　我儿时居住的山阴路，位于上海东北角的虹口区，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老马路，曾居住在此的名人有鲁迅、茅盾、瞿秋白等等，也算是名人荟苹，颇有文化气息。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原本幽静的山阴路也开始热火朝天起来。我当时虽然还在幼儿园，可也已经亲历了大跃进的火热场面。
　　灭麻雀
　　记忆最深刻的当是全民动员消灭麻雀。那时，山阴路上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院子里甚至房顶上，都安置了用稻草扎成并披着旧衣服的假人，用来吓唬麻雀，不让它有停留歇息的机会。然后里弄干部对着天空敲锣打鼓，居民则拿着脸盆锅盖等家伙，一边敲击，一边大声嚷嚷，对面积善里的房顶上也站着好多人在敲锣鼓家什。连我这个学龄前儿童也拿了一把铜匙拼命敲打一个搪瓷碗。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兴奋得满脸通红，一会跑出弄堂，一会跑上自家阳台。可怜的麻雀统统成了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在天上飞来飞去，有的被吓破了胆，有的则因为无处停留而累得筋疲力尽，纷纷从空中掉落在地上，被兴奋的人们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员会干部向上级汇报战果的战利品。
　　据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始发于消灭“四害”，演变为麻雀歼灭战的运动共消灭了两亿一千万只麻雀。消灭麻雀原本是为了保粮增产，然而城市里没有稻田麦地，因此对当时的我来說，消灭麻雀最直观的成果是树上的虫子增加了。那时因物质匮乏，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几只鸡或鸭，以待春节时候享用。喂鸡鸭最好的饲料就是树上的虫子和地下的蚯蚓，这些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小孩头上，于是我经常会去马路上或附近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采集虫子。为什么不是捉而是采呢?因为那时树上最多的是一种我们叫“皮虫”的虫子，它外面裹着一层软得像树皮一样的壳，而且能像蜘蛛吐丝那样吐出长长的丝，把自己悬挂在树枝上。所以不用捉，轻轻一采就到手了。这些虫子的天敌是麻雀，麻雀死光光，虫子家族就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乐坏了我们这些以采，集虫子为课余生活一部分的孩子们。上面提到的白杨树上的刺毛虫，我记忆中六十年代初期最多。盛夏时节，每棵树下的地面上都可以见到许多。现在想起来，恐怕与麻雀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不无关系。
　　大炼钢铁
　　之后不久，全民大炼钢铁又开始了。政府一声令下，没用几天，山阴路上所有弄堂的大铁门，还有小花园的铁门都拆了。至于那些铁门后来是否真的炼成了好钢，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炼钢铁需要建高炉，所以拆了铁门以后又开始拆砖墙。我家弄堂与对面积善里之间一堵三米高的围墙就是在那时被拆除的。拆除那天来了一队中学师生，手持铁棒榔头对着围墙乒乒乓乓一阵乱敲，把砖头全部敲成了碎砖块。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可笑，那些碎砖块怎么能建炼钢的高炉嘛!
　　那时，我的一个刚念小学的姐姐也被学校布置了任务：把家里的碎瓷片砸成粉末交给学校，据說那种粉末也是用于大炼钢铁的。家里没有碎瓷，母亲只好把一些有裂纹的碗给了姐姐。于是我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姐姐后面，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姐姐用榔头砸，我用石块敲，几个瓷碗终于成了粗砺的瓷粉。
　　我居住的里弄对面是山阴路303弄，据說上海沦陷时期是日本军人的宿舍和马厩。在大跃进的时候建造了两幢简易的二层楼房。当时提倡“多快好省”，建造的速度很快，建成后居委会组织大家去参观。我母亲也去看了，回来說二楼的地板走上去是软的，走在上面“吓咝咝”(上海话害怕的意思)。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认为建筑质量欠佳的303弄，直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里面照样住满了居民。可见当时的建筑质量还是不错的，至少不知道什么叫“豆腐渣工程”。
　　公共食堂
　　大跃进时期，城市里也大办公共食堂，仅山阴路上，我知道的就有三家居委会办的食堂。城市里的食堂，不同于当时农村中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尽管吃的大锅饭食堂，城市里的居民食堂不仅要收钱，而且要收粮票和油票。其主要宗旨好像是为了解放劳动力，让家庭主妇从锅碗瓢盆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到大跃进的各项运动中去。这样的居民食堂大概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所以生命力比大跃进强得多，—直到“**”中还有一些仍在经营。
　　“**”期间，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先后到北京和安徽的姐姐处小住，为解决一日三餐，我就在山阴路上的兴业坊居民食堂搭过伙。搭伙费好像是每月每顿一元，若吃中午晚上两顿，就需要交两元的搭伙费。卖饭菜票的阿姨总是在开饭前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一面点钱数饭菜票，一面用她那猎鹰般的眼睛搜索饭堂里正在吃饭的人，看准了谁只出一顿搭伙费却在一天之中吃了两顿，立马就像老鹰提小鸡般冲过去尖叫起来：“依只出了一顿搭伙费，怎么又来吃啦?”那年月的人其实都很老实本分的，大多都不会为了揩一点油而甘冒被人揪出来示众的风险，但是也不太情愿白白放弃每一次付了搭伙费才能就餐的机会。所以，一天吃两顿的，大多是在每月30次就餐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此顿换彼顿而已。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搭伙的时候說明是晚上一顿，有段时间因为临时换成做中班，就去食堂吃了午饭。那位十分敬业的阿姨立刻就认出了我，免不了的一顿急风暴雨式的大声呵斥，让我羞红了脸。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她解释了原因后，倒也就平息了。之后我再去吃午饭，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尴尬。
　　居委会办幼儿园
　　大跃进时期，居委会打算在我家楼下开一家幼儿园。里弄干部几次三番上门，要我家把楼下让出来，但我父母考虑做了幼儿园后将嘈杂不堪，始终没有答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这家幼儿园开在了我们弄堂对面的青庄，一直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