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礼物 [我生命中的礼物]

　　“宁念家乡一捻土，莫恋他国万两金。”相传，唐三藏西天取经时，唐太宗曾以一捻黄土作为临别赠物。　　与迎来送往的普通礼物不同，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几件礼物非常特别，值得怀念。
　　这些礼物可能很不起眼，或者礼物本身就不是一件东西，亦或者它只是一份珍贵的期待、一个莫名的感动……
　　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工作的、生活的……那些永不能忘的礼物一定是你人生中最珍贵的收获。
　　王梓木 享受“没有东西”
　　口述|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 王梓木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很有意思的寓言故事。
　　一个特别的日子，小猫奇奇想送一件礼物给他的好朋友小狗小欧。可是送什么好呢？小欧已经有了一个碗，一张床，一个咬劲十足的玩具，似乎什么都不缺。奇奇想来想去也想不出送什么礼物给一个“什么都有的家伙”。于是奇奇去逛街。商店里东西很多，却还是找不到它想到的礼物。回到家的奇奇不再寻觅。但恰恰是不再寻觅的时候，它却找到了想找的礼物——“没有东西”。于是奇奇用一个大盒子，把“没有东西”仔细包装好。小欧看到盒子说：“奇奇，你实在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之后，打开盒子的小欧发现盒子里“没有东西。”奇奇对小欧说：“是的，没有东西，只有我和你”。于是奇奇和小欧一起享受“没有东西”和一切东西。
　　这个故事源自漫画家麦当诺的手绘本《“没有东西”送给你》，是今年女儿送给我和太太的生日礼物。在书的扉页上，女儿写了一段寄语，其中有一句是：“祝老爸和妈妈享受每天点点滴滴的美好时光”。
　　我一直觉得，女人对礼物的敏感程度要比男人强烈，特别是当一个男人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时，会对礼物的概念比较淡薄。我就是这样的人，不管是送别人礼物，还是别人送我礼物，我很少会有记忆深刻的感觉。但这本书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每次翻看，我的内心都会涌起一些感动与感触。
　　女儿原本在国内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高，但是前一段时间她毅然辞掉了工作，理由让我没办法阻止。她说，这份工作虽然锻炼了她，但不能实现她更远的追求。她喜欢低碳环保的生活，而这份工作却是卖特别不利于环保的产品。
　　作为父亲，我欣赏女儿的主见与果断。虽然年龄不大，但她做事向来都懂得如何衡量时间与价值比。如果价值不够，她就不会继续浪费时间。更让我欣慰的是，她的内心坚定地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这种追求也许是非物质的。
　　辞职后，女儿和志同道合的丈夫踏上旅途，去各地体验新的人生。这本书就是她在这次旅行中买给我的。记得旅途中她打电话回家，对我和太太说了两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一句是：“爸爸，你不要历尽艰辛地去积累那些未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另一句是：“妈妈，生活简单了，头脑就更清楚了。”
　　生意场上的人往往希望越做越大，而物质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一路走来，有得有失。而现在，女儿却用思想与行动启发了我。一个人物质上的快乐是有限度的，而精神上的快乐却是广阔无限的。
　　人们习惯于追求未来，但也要学会珍惜拥有，好好体味自己拥有的东西。生命是很有限的，很难预料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与其去想像太多不能预测的事情，不如好好地活在当下，享受好自己可以把握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生活自然要安居乐业，但物质追求一定要有限度。如果有了房子，还想要更大的房子，有了车子，还想要游艇、飞机，一味无休止地追求，你可能会一直活在不满意、不满足中。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在为物质奔忙的路上太累了，就静下来歇歇吧。看看这个世界，听听自己的内心，享受一下“没有东西”和一切东西……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刘晓光 合资西服
　　口述|首都创业集团总经理 刘晓光
　　20年前，那套四个人“合资”买下的西服，是我最珍贵的人生礼物。
　　之所以至今仍记忆犹新，不仅是因为我进入资本市场是由这套西服开始，更因为它已经成为我定格那段创业历程的记忆符号。
　　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正较为集中的时间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重点是吸引外资。而引资的具体形式有很多种，比如海外上市、海外发债、海外商业贷款、海外投资者直接引入等等。
　　那时候，我们也一直在筹划如何吸引境外资金投入北京的建设和发展。最终，我们决定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引资形式——海外上市产业基金。标定募资金额是5.4亿港币，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要募集资金，需要跟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投资机构打交道。要不断跟对方介绍我们是谁、是做什么的、做这个基金的意义是什么。还要不断路演，介绍北京的投资环境、项目和未来的发展。
　　在香港的融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直接问题就是外在形象。当时我穿的是300元一套的西服、尖头皮鞋、浪琴手表，自我感觉算可以了。但在香港资本圈里的人看来，我们都是“老土”。很多国际大投行仅凭穿着打扮就对我们施以冷眼。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人在背后说我们“大陆表叔又来了！”那种对自尊心的伤害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时任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私下跟我说：“刘先生，你们应该首先在个人外在形象上做一个改变，以一个国际化的形象进入资本市场。”他的话，对我的触动很大。
　　从形象上跟国际的投行“接轨”？那些投行的职员一般是拎着手提包、一身藏蓝色的名牌西服、高档衬衣、领带。既如此，那我也换身行头吧，起码要和那些投行的人差不多吧。
　　但当时我身上只剩下四五千港币，而高档西服品牌，一般都价值近两万。当时在中环广场附近，我跟三个助手说：“我身上没钱了，就4000多港币，怎么办？”这哥儿仨互相看了看，每人掏了差不多5000港币，四个人“合资”了1.8万港币，买下了一套高档西服。之后我又换了领带、衬衣，狠下心买了很贵的皮鞋。
　　虽然不能说仅凭这套西服改变了企业的命运，但如果没有这套西服，或许当时我们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碰多少软钉子。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之后的发展仍然波折不断。
　　最初，很多投行非常踊跃，5.4亿的募集额很快就齐了。但没想到，香港市场1994年出现了大跌，很多人开始撤回资金。按照基金的规定，如果最终募集不足标的，就无法上市，我们就得卷铺盖回家，之前所有的准备都将前功尽弃，前期的几千万元投入也无法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