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天下的情怀_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不是真正的大师
张曼菱,1998年开始研究西南联,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制片人,著有《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西南联大行思录》等书,最近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
她在未名湖畔读好不容易借到的朱光潜《美学》,过来一位老者问,你在读什么？看到是《美学》,老先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你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
这件事被张曼菱写入《北大回忆》,她说:“朱先生教我的,已经远远高于‘美学’,每当我回忆至此,无不仰之,愿天下为诗为文为学问者,都能一知先生的此种高阔宏达.先生,在那个早晨不理睬您的那个女学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您让她领略到了美,屈原说的那种‘内美’,世界上有哪个先生叫人家不要读他的书呢？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以3比2战胜对手出线.北大学生庆祝,张曼菱回忆,她和舍友们冲出房间,汇入热情高涨的队伍.她站上一辆自行车,指挥大家唱歌,歌声里夹着口号:“中国万岁！”“团结起来……”“这时有两句口号吸引了我:‘北大清华,振兴中华！’我立刻心中一亮:‘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跟着我手臂的拍子,大家一口气喊了十遍,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像大海一样吞没所有的口号.”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大学生的欢呼声、一浪又一浪的口号声.22日,《人民日报》刊发新闻特写,大标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982年,张曼菱在《当代》上发表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青春祭》.她以小说当毕业论文,老师不但同意了,还给了她论文第一名的成绩.
张曼菱毕业后,进入天津作家协会做专业创作.之后又以学者身份到好莱坞访问；之后,她的家乡云南省将她“人才引进”.回到故乡后,她将“国立西南联大”历史题材在云南省相关部门立项,从此开始了对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采访,踏上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这里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北平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现在国难,因为不当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令人兴奋的是: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张曼菱的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张曼菱的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的人最多.”后来展出的“一二·一”运动纪念老照片上面,就有张曼菱的母亲.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张曼菱从小就听这样的故事,当她考入北大后,那些西南联大的传说与眼前现实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她感到:血脉是相通的,气质是一样的,使命是相连的.
张曼菱在北大属于“风云人物”,与很多老先生相熟.当她要作西南联大研究时,得到了老先生们的支持.1998年,张曼菱在北京参加了季羡林先生的生日会,她将自己打算整理西南联大故事的想法告诉了季老,问他行不行？
张曼菱联大采访对象中年纪最高的为北京大学1934级学生任继愈,这位著名哲学家、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交给张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任继愈二〇〇七年”
任继愈先生曾赠张曼菱两枚“西南联大”校徽,一大一小,编号47.这是任继愈当年作为西南联大学子、教师时佩戴过的徽章,已珍藏了整整70年.
“两枚徽章代表的是任先生最珍爱的岁月.我跟任先生说,给了徽章我就是你的了.他马上答道,不仅是,而且是入室.朋友听说后感慨,你也真够贪心的,拿一个得了,还两个都拿了！”
张曼菱:忆旧、与历史的探究,有着很大的差距.社会上关于西南联大的种种故事和说法,只能说是一种“热”；对西南联大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
从“面”上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战时教育的代表,或者说是金字塔尖的部分,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本来就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而在西南联大的身后,还有很多战时大学,他们也纷纷西迁,比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等；在这些战时大学的身后,还有很多中小学的西迁,没有这些中小学,大学的学生从哪里来呢？大家学术地位不同,但是气节不分高下,同样是艰苦卓绝,构成了一部弦诵不绝的中国战时教育史.对这些史料的搜集,那是远远不够的.
再从“点”上说.最近我和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中华书局今年初还出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但是还有空白点,比如联大在长沙停留了半年,这些历史搜集得都还不够.
有了史料还得有“论”,“史”“论”要分开.那就更不够了,香港有个女学者搜集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文章,发现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44年,从那时到现在,有学术含量的,她一共才找到200多篇,可想而知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现状了.我一直希望北大建立一个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高地,投入资源,好好研究,把那些商业化、八卦化的东西去掉.
张曼菱:从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我采访的联大人物约有200多位.包括“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王希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中国社会学学科开创者费孝通,担任过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等各界大师级人物.他们身上保持着当年的联大学风和那种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直言精神,体现了西南联大时代最珍贵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永不停止探索与追求的精神价值.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考力.时至今日,他们多已辞世,或已衰老,不能再做这样的谈话了.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珍贵的资料.还有一部分采访是对家属的,如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冯友兰女儿宗璞、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贺麟女儿贺美英女士以及对闻一多子女、赵元任三个女儿的访谈等等.
为拍一部片子,采访是有提纲和时间限定的.但对方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倾诉平生襟怀.这些珍贵的倾吐,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沉重和沉思的气质,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尽可能让他们倾谈.在这批“踏破铁鞋”的采访基础上,我制作完成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任继愈先生曾评说为:“集腋成裘,蔚成大观.”
今年正值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数据库以这些口述访谈视频为主要资源,包括视频资料及访谈相关的札记等文字资料.一期访谈资料中,受访对象达40余人,视频总时长约1300分钟,也算是我送给母校的生日礼物.
郑天挺是著名历史学家,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是管钱管事、负责实际运作的人.最近中华书局推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是诸多西南联大相关日记中,记载学校实体运作与生存状况最为切近和详实的一本,也是品质最为可靠的.
这是一本带着体温的历史文献,事、理、史、文、情操兼具,我很喜欢,还写了个“读《郑天挺日记》的日记”.读他的日记,可以进入那个时代学者的内心与生活中.
郑上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初临,则遇几大难事:一是校工；二是学生伙食款失盗；三是事务组负责人辞职；四是借钱发薪水；五是当地的工学院等来催要校舍,联大授课须别寻其地,又租了会馆.但郑先生写来平静如常,一一举重若轻处理,照样读唐史明史,只是家书少复.《日记》中的沉稳大气,为他人日记没有,我感觉郑先生是“每天都遇事,从来不慌乱”.此外要考察三校行政运作的流变,郑先生的日记里也有很多资料,和访谈数据库对照看,会很有意思.
我向云南师大推荐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他们很重视,因为没有联大就没有师大,他们买了50套,还要开研讨会.
张曼菱:客观的说,当时的西南联大,理工科老师都是在西方的实验室当助手的,他们知道国际学术的趋势和动向,回来后就指点自己的学生,让他们不落伍；文科老师更是谁都不服谁的.西南联大环境艰苦、条件很差,做不了一流的科研,只有文科有几个研究所.联大培养出的人物,后来又到了国际上对接深造,加上战争、带来的时局变迁,给了这些学生巨大的人文激励,给了他们动力,他们才成为人才,进一步成为大师.
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不断趋时也容易过时.只要投入资源,搞点高科技来,引进一些人才,办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并不是难事；要论各个专业的顶尖级人物,现在也不少.可是必须人格兀立,具有昭示后人的力量,我以为才是“大师”.
这是一种情怀,放射出人文的光芒.只有站在一个高远的位置上的导师,才能发出这样的光芒.这就是人格与学术的合一.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如果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那么我们的大学就不是中国的大学,我们的大学老师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师.
西南联大校歌第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抗战爆发,人们带走了设备、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暂时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著名诗人陈三立因忧国绝食而亡,其子陈寅恪拒绝日军的请帖,随学校撤到滇南.在决定了学校“南迁”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家乡去见父亲,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在送走了儿子后,避之深山,后来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北平陷落后,中学生邓稼先在集会上扯碎日本旗,他的父亲、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决定送儿子逃离敌占区,送别时说了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陈省身到了上海听说三校南迁的消息,一路追着走.“我一个教数学的到底能为抗战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可就是知道该跟着走,家里着火了,能帮着拿盆拿碗也是好的.”
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暮年者殉国,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构成了豪迈、壮观、英勇的民族大潮.
抗战胜利后,大学返回北平,北大校长傅斯年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周作人,并公开表态:“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以担任教职.”当时北大复校后的规定是,凡留在日伪大学做事的职员,可用；在日伪大学中任职的教员,一律不得留用.对职员与教员不同的标准,折射出对教员更高的道德要求,在危难时刻,人们对知识分子有更高的期待.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你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最后讲一个发生在当代的故事,但是也和西南联大有关.我们拍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时候,去了昆明郊外的龙院村,杨振宁在那里住过,他每来云南,必回龙院村.我们摄制组自然也认了这里去拍.房东是个典型的老农妇,满脸碎纹,回忆了几句往事.走的时候,摄制组对她说:“知不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说:“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看他为不为中国人办事了.”
一语惊四座.摄制组的作家、记者皆环顾而悚然.仿佛是这块古老的阳光明媚的土地自己在说话了一样,当晚就有人把这话上了网.
读+:今天,很多年轻人要为物质的东西操心,还要考虑自己的发展空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说法影响也很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今天的大学？
张曼菱:利己不需要排斥,精致不值得批判,追求物质也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要放弃灵魂的追问.当年闻一多先生家里厨子就有两个,还有两个抄文的,有保姆和洋车夫,这生活也够精致的吧.他把这些都丢下,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就加入了难民队伍.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今天的年轻人、年轻学人,面对的问题是太多、刺激太多,而且都是强烈的物质刺激；搞得他们天天等着抢馅饼,唯恐哪个馅饼没抢到、哪一口没吃到,出现了“争宠”现象,这还能有静气、还能做学问、还能健康成长？
大学是干什么用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优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
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高,望得远,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
联大校歌里有一句:“中兴业,须人杰.”人杰和人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哪方面的人才,就有含金量,可以给你多少年薪,公司就可以和你订合同.这个人才是可以量化,可以具体衡量,也是可以替代的.人杰,更具有我们这个民族所期盼、所需要的那种特质.人杰这个词汇在西南联大历史再塑造以后,具有了一种信仰的因素,而且只有具有为信仰献身的精神的人才,才能叫做“人杰”,当然不是说“人杰”就不吃饭不要工资,但是到了某种紧要的时候,人杰和人才是会有非常不同的表现的.能够在历史上闪亮的都是属于“人杰”范畴的.相反那种只是“有才”而无益于民族甚至有害民族的,人们就不大会记得他的才.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召集最后一次大会——结业典礼,宣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全场同学唱起了校歌“万里长征……”,然后人们去到后山坡上,为西南联念碑揭幕.碑文是一篇熠熠生辉的传世之作,其中写道——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张曼菱,1998年开始研究西南联,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制片人,著有《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西南联大行思录》等书,最近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
她在未名湖畔读好不容易借到的朱光潜《美学》,过来一位老者问,你在读什么？看到是《美学》,老先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你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
这件事被张曼菱写入《北大回忆》,她说:“朱先生教我的,已经远远高于‘美学’,每当我回忆至此,无不仰之,愿天下为诗为文为学问者,都能一知先生的此种高阔宏达.先生,在那个早晨不理睬您的那个女学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您让她领略到了美,屈原说的那种‘内美’,世界上有哪个先生叫人家不要读他的书呢？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排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以3比2战胜对手出线.北大学生庆祝,张曼菱回忆,她和舍友们冲出房间,汇入热情高涨的队伍.她站上一辆自行车,指挥大家唱歌,歌声里夹着口号:“中国万岁！”“团结起来……”“这时有两句口号吸引了我:‘北大清华,振兴中华！’我立刻心中一亮:‘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跟着我手臂的拍子,大家一口气喊了十遍,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像大海一样吞没所有的口号.”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大学生的欢呼声、一浪又一浪的口号声.22日,《人民日报》刊发新闻特写,大标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982年,张曼菱在《当代》上发表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之后这部小说被拍成电影《青春祭》.她以小说当毕业论文,老师不但同意了,还给了她论文第一名的成绩.
张曼菱毕业后,进入天津作家协会做专业创作.之后又以学者身份到好莱坞访问；之后,她的家乡云南省将她“人才引进”.回到故乡后,她将“国立西南联大”历史题材在云南省相关部门立项,从此开始了对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的采访,踏上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这里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远的北平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现在国难,因为不当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令人兴奋的是:每到周末下午,就看见老板叫伙计上门板,关铺面.主人和雇员都要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那些专门为昆明市民举办的演讲,有的讲时事,有的讲经史,讲文学,也讲优生学.
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潘光旦讲优生学,吴晗讲形势.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哭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淳朴的心田向着精神的导师敞开.
张曼菱的父亲当时是富滇银行的年轻职员,做了西南联大的一名门外,经常去联大听教授们讲课.他亲眼看见,在联大的篮球场上,潘光旦先生拄着拐杖打篮球.独腿的潘先生说,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张曼菱的母亲当年还在市女中上学,联大的学生来给她们上课.她说:“老师是东三省的学生,生活很苦,鞋子的帮和底是分离的,用麻线绑在一起.讲到日寇侵占国土,在课堂上声泪俱下.所以女中在‘一二·一’时参加的人最多.”后来展出的“一二·一”运动纪念老照片上面,就有张曼菱的母亲.母亲说,当时闻一多先生就走在她们的前面.
张曼菱从小就听这样的故事,当她考入北大后,那些西南联大的传说与眼前现实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她感到:血脉是相通的,气质是一样的,使命是相连的.
张曼菱在北大属于“风云人物”,与很多老先生相熟.当她要作西南联大研究时,得到了老先生们的支持.1998年,张曼菱在北京参加了季羡林先生的生日会,她将自己打算整理西南联大故事的想法告诉了季老,问他行不行？
张曼菱联大采访对象中年纪最高的为北京大学1934级学生任继愈,这位著名哲学家、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交给张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任继愈二〇〇七年”
任继愈先生曾赠张曼菱两枚“西南联大”校徽,一大一小,编号47.这是任继愈当年作为西南联大学子、教师时佩戴过的徽章,已珍藏了整整70年.
“两枚徽章代表的是任先生最珍爱的岁月.我跟任先生说,给了徽章我就是你的了.他马上答道,不仅是,而且是入室.朋友听说后感慨,你也真够贪心的,拿一个得了,还两个都拿了！”
张曼菱:忆旧、与历史的探究,有着很大的差距.社会上关于西南联大的种种故事和说法,只能说是一种“热”；对西南联大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
从“面”上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战时教育的代表,或者说是金字塔尖的部分,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本来就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而在西南联大的身后,还有很多战时大学,他们也纷纷西迁,比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等；在这些战时大学的身后,还有很多中小学的西迁,没有这些中小学,大学的学生从哪里来呢？大家学术地位不同,但是气节不分高下,同样是艰苦卓绝,构成了一部弦诵不绝的中国战时教育史.对这些史料的搜集,那是远远不够的.
再从“点”上说.最近我和中华书局合作,推出了《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中华书局今年初还出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但是还有空白点,比如联大在长沙停留了半年,这些历史搜集得都还不够.
有了史料还得有“论”,“史”“论”要分开.那就更不够了,香港有个女学者搜集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文章,发现的最早一篇发表于1944年,从那时到现在,有学术含量的,她一共才找到200多篇,可想而知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现状了.我一直希望北大建立一个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高地,投入资源,好好研究,把那些商业化、八卦化的东西去掉.
张曼菱:从1999年至2009年这10年间,我采访的联大人物约有200多位.包括“两弹一星”功臣朱光亚、王希季,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中国社会学学科开创者费孝通,担任过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等各界大师级人物.他们身上保持着当年的联大学风和那种永不休歇的批判眼光、直言精神,体现了西南联大时代最珍贵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永不停止探索与追求的精神价值.他们都具有强大的记忆力和缜密的思考力.时至今日,他们多已辞世,或已衰老,不能再做这样的谈话了.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珍贵的资料.还有一部分采访是对家属的,如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冯友兰女儿宗璞、王力夫人夏蔚霞女士、贺麟女儿贺美英女士以及对闻一多子女、赵元任三个女儿的访谈等等.
为拍一部片子,采访是有提纲和时间限定的.但对方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希望倾诉平生襟怀.这些珍贵的倾吐,它带给人们的那种沉重和沉思的气质,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尽可能让他们倾谈.在这批“踏破铁鞋”的采访基础上,我制作完成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任继愈先生曾评说为:“集腋成裘,蔚成大观.”
今年正值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我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数据库以这些口述访谈视频为主要资源,包括视频资料及访谈相关的札记等文字资料.一期访谈资料中,受访对象达40余人,视频总时长约1300分钟,也算是我送给母校的生日礼物.
郑天挺是著名历史学家,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是管钱管事、负责实际运作的人.最近中华书局推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这是诸多西南联大相关日记中,记载学校实体运作与生存状况最为切近和详实的一本,也是品质最为可靠的.
这是一本带着体温的历史文献,事、理、史、文、情操兼具,我很喜欢,还写了个“读《郑天挺日记》的日记”.读他的日记,可以进入那个时代学者的内心与生活中.
郑上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初临,则遇几大难事:一是校工；二是学生伙食款失盗；三是事务组负责人辞职；四是借钱发薪水；五是当地的工学院等来催要校舍,联大授课须别寻其地,又租了会馆.但郑先生写来平静如常,一一举重若轻处理,照样读唐史明史,只是家书少复.《日记》中的沉稳大气,为他人日记没有,我感觉郑先生是“每天都遇事,从来不慌乱”.此外要考察三校行政运作的流变,郑先生的日记里也有很多资料,和访谈数据库对照看,会很有意思.
我向云南师大推荐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他们很重视,因为没有联大就没有师大,他们买了50套,还要开研讨会.
张曼菱:客观的说,当时的西南联大,理工科老师都是在西方的实验室当助手的,他们知道国际学术的趋势和动向,回来后就指点自己的学生,让他们不落伍；文科老师更是谁都不服谁的.西南联大环境艰苦、条件很差,做不了一流的科研,只有文科有几个研究所.联大培养出的人物,后来又到了国际上对接深造,加上战争、带来的时局变迁,给了这些学生巨大的人文激励,给了他们动力,他们才成为人才,进一步成为大师.
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不断趋时也容易过时.只要投入资源,搞点高科技来,引进一些人才,办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并不是难事；要论各个专业的顶尖级人物,现在也不少.可是必须人格兀立,具有昭示后人的力量,我以为才是“大师”.
这是一种情怀,放射出人文的光芒.只有站在一个高远的位置上的导师,才能发出这样的光芒.这就是人格与学术的合一.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性；如果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那么我们的大学就不是中国的大学,我们的大学老师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师.
西南联大校歌第一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抗战爆发,人们带走了设备、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暂时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著名诗人陈三立因忧国绝食而亡,其子陈寅恪拒绝日军的请帖,随学校撤到滇南.在决定了学校“南迁”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家乡去见父亲,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在送走了儿子后,避之深山,后来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北平陷落后,中学生邓稼先在集会上扯碎日本旗,他的父亲、北大哲学系主任邓以蛰决定送儿子逃离敌占区,送别时说了一句话:“儿啊,你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陈省身到了上海听说三校南迁的消息,一路追着走.“我一个教数学的到底能为抗战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可就是知道该跟着走,家里着火了,能帮着拿盆拿碗也是好的.”
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暮年者殉国,中年人出走,少年人反抗,构成了豪迈、壮观、英勇的民族大潮.
抗战胜利后,大学返回北平,北大校长傅斯年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周作人,并公开表态:“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以担任教职.”当时北大复校后的规定是,凡留在日伪大学做事的职员,可用；在日伪大学中任职的教员,一律不得留用.对职员与教员不同的标准,折射出对教员更高的道德要求,在危难时刻,人们对知识分子有更高的期待.你必须有一种人格的含量,你必须有气节,你不能逮着谁都上课,你不能国家沦亡了,作为一个奴在上课,那样你就没有资格作教授,所以就不聘你.
最后讲一个发生在当代的故事,但是也和西南联大有关.我们拍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时候,去了昆明郊外的龙院村,杨振宁在那里住过,他每来云南,必回龙院村.我们摄制组自然也认了这里去拍.房东是个典型的老农妇,满脸碎纹,回忆了几句往事.走的时候,摄制组对她说:“知不知道以前住在这里的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说:“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看他为不为中国人办事了.”
一语惊四座.摄制组的作家、记者皆环顾而悚然.仿佛是这块古老的阳光明媚的土地自己在说话了一样,当晚就有人把这话上了网.
读+:今天,很多年轻人要为物质的东西操心,还要考虑自己的发展空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说法影响也很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今天的大学？
张曼菱:利己不需要排斥,精致不值得批判,追求物质也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要放弃灵魂的追问.当年闻一多先生家里厨子就有两个,还有两个抄文的,有保姆和洋车夫,这生活也够精致的吧.他把这些都丢下,带着一桶饼干,带着孩子、夹着两本书就加入了难民队伍.路上碰见臧克家,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闻一多就说:“国家的国土都丢了,我几本书算什么呢！”
今天的年轻人、年轻学人,面对的问题是太多、刺激太多,而且都是强烈的物质刺激；搞得他们天天等着抢馅饼,唯恐哪个馅饼没抢到、哪一口没吃到,出现了“争宠”现象,这还能有静气、还能做学问、还能健康成长？
大学是干什么用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办大学,集它的财力物力,把优秀子弟选拔出来,花费无数父母的苦心,无数师长的心血,还有个人的努力,这是为了什么？西南联大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
大学就是要为这个民族培养出那些站得高,望得远,能够为这个民族求取生存的,能够保护这个民族,能够发展这个民族,使之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一句话,大学是培养有力量爱国者的地方.
联大校歌里有一句:“中兴业,须人杰.”人杰和人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哪方面的人才,就有含金量,可以给你多少年薪,公司就可以和你订合同.这个人才是可以量化,可以具体衡量,也是可以替代的.人杰,更具有我们这个民族所期盼、所需要的那种特质.人杰这个词汇在西南联大历史再塑造以后,具有了一种信仰的因素,而且只有具有为信仰献身的精神的人才,才能叫做“人杰”,当然不是说“人杰”就不吃饭不要工资,但是到了某种紧要的时候,人杰和人才是会有非常不同的表现的.能够在历史上闪亮的都是属于“人杰”范畴的.相反那种只是“有才”而无益于民族甚至有害民族的,人们就不大会记得他的才.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召集最后一次大会——结业典礼,宣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全场同学唱起了校歌“万里长征……”,然后人们去到后山坡上,为西南联念碑揭幕.碑文是一篇熠熠生辉的传世之作,其中写道——
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