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下适合投资什么【通胀之下】

　　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其风所至，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钱不值钱了。　　上世级80年代，美国经历二战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位经济系学生问导师，腰包缩水太厉害，怎样才能让里面的钱升值呢?导师说，先拿枚一元硬币，然后在上面打两个眼，这样，你就得到一枚价值4元的纽扣。
　　导师之言，看似嘲谑，却实有其事。
　　清康熙年间，因为通货膨胀，一枚铜钱的购买力还不如钱中所含的铜，于是民间有人毁钱取铜以获利。后来雍正无奈，只好将康熙剞钱铜六铅四的比例改为铜铅各半，试图刹住这股风，没想到反更助了通货膨胀的气焰。康熙四十五六年间，七八百文制钱可兑一两银，到雍正朝，非制钱一千文不可。也就是说经过币改，雍正钱又贬值了五分之一强。于是。民间就有“雍正钱，穷半年”的怨谚。
　　但比咸丰铸当十大钱，这还算是小意思。据无名氏之《清代之木头竹屑》载，成丰时造当十大钱，出了北京就没人要，只能哄外地初进京者。时人戏之曰：“凡当十大钱，手中才取一文，看钱面却写十文，市中通呼为二十文。如用以购物，实准作平常制钱二文。”换句话就是，好容易涨了点工资，兴冲冲去菜市买把韭菜，立马缩水五分之四，还不如不涨，也不知坑爹还是坑孙。
　　铸新钱，配年号，是封建统治者改朝换代的标志，由之引起的通货膨胀，百姓山呼万岁之余，只能“喜迎”。近现代。金融经济的各种推动背景与相关构成日趋复杂，再想用印大钞造新钱作为通调手段，就变得标本难辨。稍不慎，搞成一场围绕百姓钱包进行的掏捂之战，也说不定。
　　据中央文史馆编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载，1947至1948年间，国民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实行币改，平均每月发行一万多亿元钞票，致使物价狂涨。广西柳州，客人在太平中街吃饭，米饭两万元一碗。吃完盛第二碗时，已涨至两万五千。河南郑州，所有商店货铺门前都贴有“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的小红纸条。成都更是出现了一副对联：
　　民国卅五年，该盼到太平新世界；
　　彭祖八百岁，没吃过这么贵东西!
　　横批：钱不值钱。
　　印钞机刷刷响，容易。想让百姓轻易就范，就不易。比如南宁百姓在逼迫下。自谋钱路，发明了以白米作本位的以物易物制，如一公斤米换半公斤酱油等等。连理发、戏票都采取“虚米制”，“理发二公斤，剪洗三公斤”。米本位强大的生命力面前，所有官方政策俱化浮云。最后，连当地县属各区乡的参议员和区乡镇长来南宁开会，都得身挂几十斤的米袋，作差旅费用，形如和尚化缘归来，又似唐僧取经西去，教人啼笑皆非。
　　百姓苦不堪言，政府也未必就能置身事外。
　　据文献载。1930年四川宜宾县为建自来水厂，于全县田赋项下加征一年粮税，得银元13万余元，超预算两倍。未及兴工，先将此款存入宜宾电灯公司，后移存宜宾县合作社联合总社。不久县银行成立，又转存县行。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禁用银元。此款由中央银行收缴转存为法币。由于抗战期间法币不断贬值，遂由一元面额逐步增为百元、千元、万元等等。至1948年，因通货膨胀。法币无法维持，政府遂以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价收回旧法币。而这笔专款转为法币后，本息合计不过200万元，换成金元券，只值几角钱。随后，金元券又急剧贬值，到1949年6月停用，同时又发行银元券，规定：“银元与银元券并行于市，以银元一元折合五亿金元券的比率收回金元券。”至此，13万银元的公帑全被蒸发!
　　随之蒸发的，还有老百姓的失望乃至绝望。金元券贬值后，郑州有小孩拿万元票额的金元券叠蛤蟆玩儿，有人用五万票额的金元券糊墙，说比买彩纸便宜。在广西，清明节时，到郊外上坟的人开始烧千元钞票，因为比烧冥纸合算。但这算烧给谁的呢?
　　物价指数(CPI)是各国政府用来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数据。据新西兰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的唯一目标就是稳定物价，新西兰的CPI允许值为1％-3％，如果超过这个目标，央行行长必须辞职。
　　相较于国内常见的种种免职，新国政府此举；可谓铁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