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宣传官如何控制舆论】 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舆论

　　现年39岁的斯图?洛泽辞职了。他有一件让记者们记忆深刻的事。2006年，成为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的新闻秘书几周后，他走进市政厅办公室，在冰箱里发现一个白色蛋糕盒，盒子上写着《每日新闻报》一位记者的名字。洛泽说：“谁知道里面是不是放着录音机？”不顾同事抗议，他找来一部收音机，将其打开放在蛋糕盒旁，然后说：“这样蛋糕就什么都听不见啦”。
　　洛泽此举至少证明了两个事实：首先，他不会打开蛋糕去寻找录音机，因而沒有侵犯记者的隐私，更沒有给记者留下攻击他的口实；其次，他时时保持警惕的做法，的确让纽约市长、全美排名第11的大富翁布隆伯格免于陷入各种麻烦。布隆伯格对自己这位新闻秘书的评价是：“他使我免于陷入麻烦的次数，远比将我从麻烦当中解救出来的次数要多。”对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来说，和这样的新闻秘书打交道，很难说是一种好运气。
　　在西方国家，政客都会为自己设立新闻秘书或者新闻发言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洛泽说话语速很快，有点含糊，并不是一个特别能言善辩的人。但他天生对新闻有一种深刻的认识，非常了解新闻界的需要和动向，这是他能够担任布隆伯格新闻秘书达6年半之久的原因。
　　堪称“西方模范新闻官”的洛泽对待新闻界手段很老到，那就是既警惕又利用。作为布隆伯格的竞选助手，他能迅速发现对手的信息漏洞，并反馈给媒体。2006年，洛泽发现竞选对手费勒尔的网站上写着他曾就读于公立学校。洛泽赶快给《纽约邮报》和《每日新闻报》打电话，让他们找到费勒尔曾经就读的教会学校，让该校的修女反驳此事。
　　制造对手的负面信息、平息不利报道，对西方新闻官来说都属于在“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开展的正当工作。他们不被允许干预新闻记者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信息和写作。在这些问题上，洛泽影响新闻的技巧炉火纯青，他会给做相关报道的记者打电话或写邮件说：“你想要用平行结构写作的尝试很有趣，不过它跟欧几里得几何学说的‘平行’是两码事。”但是，他绝不会去告诉报社记者应该报道什么和不应该报道什么。
　　洛泽的这种行为方式，在美国政治新闻界中被视为普遍模式。一位报道纽约市政府征地问题的记者说，市政厅的确有人打电话来，告诉他某些数据引用不全面，但并沒有指示他应该如何写报道。
　　当然，新闻秘书工作起来并非总是一团和气。这些新闻官们口头上说并不干预媒体报道，但通过合理信息的适时释放，他们也可以很好地控制新闻的走向。
　　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一位老资格美国记者对笔者说，如果新闻部门认为记者报道严重失实且不愿做出更正，那最好的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法律——政府部门起诉新闻机构的官司很难有胜算。在美国人常常说起的著名案例中，有1970年代政府以泄露国家机密为由起诉《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一直闹到最高法院，最后政府还是败诉了。不过之后美国政府很快学乖了，到了2010年震惊世界的“维基解密案”，美国政府沒有起诉那些公布了泄密外交文件的新闻机构，而是起诉了泄密者之一、身为军人的布莱德利?曼宁。如果罪名成立，他最严重的刑期将是无期徒刑。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国务院新闻部门的负责人要比纽约市长的新闻秘书更加专业，行为更加制度化，当然，官僚气息也更重。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每天早上7：30就要浏览完当天的主要新闻，并为新闻发言人拟定记者可能提的那些问题。在中午11时之前，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应该初步搞定，然后相关人员集合在一起开会，讨论拟定的回答是否存在问题和漏洞。会议在中午12：30结束，接下来就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将美国政府对于各种新闻事件的立场公之于众。新闻发布会持续30-60分钟，会议结束后，通常新闻发言人还会就各种问题与记者们私下交流一下，大约几分钟时间。不成文的惯例是，一般记者不会将这些私下交流的内容报道出去，至少不会在报道的时候直接引用。
　　当天剩下的时间，美国国务院新闻工作人员的事情就是阅读有关报道，进行反馈。下午4：30还有一个当天工作的总结会议。夜里有值班人员，如果记者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到美国国务院获得答复。据新闻官所言，这样的电话每天大约有30个～50个。总而言之，美国国务院对于新闻媒体不敢怠慢，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多地回答问题。此外，美国国务院还通过社交媒体以及自己的网站公布其立场。
　　在这样的官僚机构当中，谨言慎行是新闻官们最好的座右铭，因为他们的言论不仅关系到个人形象，更关系到美国的政府形象与外交事务。与来去自由的纽约市长新闻秘书相比，个性化的新闻官在美国国务院中很难立足。2011年，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因言获罪”，引咎辞职。他辞职的原因跟“维基解密案”有关，这位发言人指责美国军方逮捕曼宁的行为是“适得其反的”、“愚蠢的”。一言出口，暴露了美国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分歧。虽然克劳利那句话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讲座上说的，但依旧被视为代表国务院立场。
　　有时候，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不得不放弃一些个人色彩。美国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海伦?托马斯，常驻白宫40年之久，被称为“白宫记者团团长”。但仅因为表达了一些对以色列的不满，就受到压力选择退休。这说明无论是美国记者还是新闻官，在其言论中总会有一些“政治正确”的底线。
　　比较例外的大概要数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鲁宾。2000年4月，他主持了任内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记者们纷纷送上临别礼物，包括玩具鸭、溜溜球等。鲁宾的妻子是CNN名记者艾曼波尔，她也出现在那次记者会上，同行们特意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留给她。她的问题是：“你能保证会给儿子换尿布吗？”在一片笑声中，鲁宾以外交辞令回答：“我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及适当的措施。”
　　这些年世界上最出名的新闻官，应属洛泽的海外同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高级顾问阿里斯泰尔?坎贝尔。2003年，坎贝尔代表英国政府撰写了关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报告。事后发现，坎贝尔多次修改和夸大了相关报告，使其与美国小布什政府公布的报告一致。起草报告的英国武器专家戴维?凯利后来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坎贝尔受到牵连，被迫辞职。直到2011年，他仍认为报告上每个字都沒有错，并且说“应该因为改变伊拉克的过去和现在感到骄傲”。
　　坎贝尔的态度，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立场不同。新闻官们是站在政客的立场上，从政客的角度理解新闻。《纽约时报》报道说，到了夜里10点，新闻已经被放上网、但报纸还来得及改动之际，记者们还会收到洛泽的邮件或电话，后者尖酸地对报道提出批评，比如“可悲的肤浅和谬误”。那未必是事实上的谬误，只是理解角度的不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华盛顿邮报》老板菲利普?格雷厄姆有这样一句名言。不要忘记，这份“初稿”中也有新闻官们的影子。
　　美国国务院对于新闻媒体不敢怠慢，他们在一天之内尽可能多地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