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2019公布方案 养老金改革：延迟退休如何推行？

　　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太多的目标，既要广覆盖，又要保基本，还要可持续，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冲突的。　　7月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将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中，深入研究延迟退休的问题，并会以适当的形式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事实上，延迟退休的话题由来已久。早在2008年，人社部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想法，就已经从一些与会专家的口中得到证实。
　　那么，延迟退休是否为大势所趋？在养老金体制改革中，“延退”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
　　“实际赡养比小于3:1”
　　《决策》：延迟退休的话题近来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和很多人的利益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一话题提出的背后动因是什么呢？
　　胡乃军：首先，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老龄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在增加。我们现在是14亿人口，按照国际标准，15岁至64岁视为劳动力人口，65岁以上视为老龄人口。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生率下降，人的预期寿命在延长，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就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了。那么，要保持合理的劳动人口比例，延迟退休年龄就成为必要手段。
　　还有一个现实是，中国目前的退休年龄本身就偏低。国家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性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45周岁退休。但这个是法定的，由于我们国家一些历史性的原因，比如国企改革减员增效等，全国统计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大概是52岁。
　　李珍：我想先提供一组关于我国养老保险赡养比（缴纳社保人与领取社保人之比）的数据。我们现在名义上是3个人养1个人，即4个参保人中有1个是退休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其他3个人都在缴费，可能存在一些参保人达到一定的资格条件，比如缴费满15年以后，就不再继续缴了，实际赡养比小于3:1。
　　1978年，我们是30个人养1个人，赡养比是30:1。在这之后一段时间，大量的知识青年集中返乡，很多年轻人接班顶替父母。于是，1980年赡养比变成了13:1。后来，1985年比例下降到7.5:1，1990年是6:1。到了90年代，我们国家又经历了一场国企抓大放小的改革，2000年赡养比变成2.9:1。
　　此后我们国家的社保进行了一些扩大覆盖面的工作，比如农民工、转业军人，只要缴够15年，都可以进入到这个体系中来，这样我们的赡养比略有改善，没有再持续下降，现在维持在3:1。
　　赡养比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值，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保证整个社会养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合理的赡养比很关键。从实际赡养比看，我们的制度在财务上很脆弱，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不得已的选择。
　　《决策》：那么针对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不是只能用延迟退休来解决，有没有其它可以选择的路径？
　　李珍：在养老保险体系中有几个参量影响制度的收支平衡。影响制度收入的主要有工资基数和费率、就业人口等，影响支出的主要有退休人数和养老金水平。
　　我国现在的养老金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已经很高了，而老年人拿到的退休金收入只有社会平均工资的40%，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之初的目标，养老金水平已经降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
　　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养老制度长期的财务平衡问题，进一步提高费率和降低养老金水平都没有空间。提高退休年龄就成了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因为它既可以增加就业人口，增加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又可以减少拿退休金人口的数量，减少基金的支出，对养老保险制度收和支的两端都发生作用。
　　当然，提高退休年龄不是唯一要做的事情，缴费工资的基数和领取养老金的资格年限都是重要的参量。中国目前的制度设计里，缴费基数下限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一些地方进一步下降到40%，这样的缴费基数太低，减少了制度性收入；另外，缴费15年即可获得领取养老金的资格，一个人缴费15年却要拿数十年的养老金，这显然不合情理。一方面，按养老金计发办法，个人的养老金会非常低，另一方面又会需要制度对他大量的转移支付，最终制度造成财务压力。所以说，延迟退休年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其他的参量也需要改革。
　　“养老金不存在当期支付危机”
　　《决策》：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国家目前存在巨大的养老保险缺口，甚至出现了18.3万亿这样一个数值。
　　胡乃军：201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69万亿元，支出1.28万亿元，截至2011年末，基金的累计结存达到1.9万亿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养老金不存在当期支付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1.9万亿里面有1.7万亿是历年的财政补贴，如果把这部分拿走，个人账户再做实，那么也是存在缺口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肯定没有那么大。
　　18.3万亿这个数字是一份名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它其实是一个隐形负债的概念，这个和所谓的养老金缺口还是有差别的，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假设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覆盖扩大化了。
　　《决策》：目前对延迟退休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可能挤压年轻人的就业空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珍：60多年来我们从没有延迟过退休年龄，没有实证数据，无法证明其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面临滞胀困境，经济不增长，就业形势严峻。很多国家为增加年轻人就业采取了一个措施——降低法定退休年龄。结果，到了80年代，出现了问题，降低退休年龄导致养老保险赡养比的恶化，保险费率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机器代替劳动，就业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改善。也就是说，这一举措非但没有改善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反而使养老负担变得更加不堪。于是，各国从上世纪90年代又纷纷开始提高退休年龄。
　　看看中国的例子也是这样。我们靠各式各样的提前退休来缓解年轻人就业的压力，结果是1978年我们30人在职养1个退休人口，现在3个养1个，养老保险费率高达28%，这么高的费率也会对年轻人就业形成挤压，这一点往往被忽视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靠牺牲养老体制的可持续性来维持高就业水平的，这无疑是将问题从左口袋转移到右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