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历程看容闳与孙中山的异同】辛亥革命 孙中山作用
[摘 要]广东香山同乡容闳和孙中山，虽然二者年龄相差将近四十岁，但是都有外国教育背景，都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并都积极投身救国运动。探讨二人的生命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容闳紧跟时代潮流，孙中山则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关键词]容闳；孙中山；辛亥革命
目前学界对于容闳和孙中山二者的比较研究还相对薄弱。本文拟从二者的个人经历即各自的生命轨迹来探讨二者的异同，从中窥视先贤在探索近代救国道路上的多种努力及其所付出的艰辛。
一
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1835年进入澳门郭士力夫人学校，到1942年迁香港就读，再到1847年随布朗夫妇赴美留学，在这十二年中，容闳学习英语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也兼听中文教师讲授四书五经，接受的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西方教育，但是教会学校对其观念上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1847年1月4日，容闳跟随布朗夫妇踏上了留美的征程。1850年夏，他从孟松学校毕业后，入读耶鲁大学。在整个大学期间，中国的可悲状况时时出现在容闳的脑海中，那令人痛惜的一幕幕，使他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他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他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1]怀着对祖国强烈的热爱，已入美国籍的容闳在1854年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中国，去寻找他救国的路径。
回国后，情况并没有像容闳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其所要教育救国却一直无门。1863年初，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接见让容闳此后的生命轨迹发生改变。曾国藩拨付大笔资金，派容闳出国为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容闳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信任，圆满完成了采购任务，因曾国藩的奏请，获得清廷授予的五品候补同知官衔。在不断的交往中，容闳通过不同渠道多次向曾国藩提出派遣中国幼童赴西方留学的计划。1870年，由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奏请的留学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容闳成为带队出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就在容闳于洋务运动中大展身手时，年幼的孙中山也像先辈容闳一样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1879年，13岁的他随母亲赴檀香山，入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就读，1882年毕业后就读于奥阿厚书院。1886年，孙中山入广州博济医院学医，第二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正式毕业。毕业后，孙中山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在目睹了下层百姓的穷苦与上层官僚的腐败，对比了国内的落后与国外的繁荣后，孙中山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若单凭自己的医术，做好一个医生，只能为一部分人治病，医道纵然再高明，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也不能使广大贫苦群众真正摆脱苦难，而‘医国’比‘医人’更重要。”[2]
1894年1月，孙中山从广州回到家乡，起草了《上李鸿章书》。在书中，孙中山指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3]孙中山将其上书的对象选定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是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以其位高权重，是推行国家改革的最好实施者。当他千里迢迢赶到天津，向李鸿章投递了建议书后，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无独有偶，这时的容闳也将国家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晚清重臣身上，不过其看重的不是李鸿章而是张之洞。因为在李鸿章没有顶住压力而支持清政府废止幼童留美计划后，容闳已对其失去信心。1895年，容闳抵达上海径直去南京谒见张之洞，然而张之洞冷漠傲慢目空一切的神态使其警惕起来。在与张之洞会面时，容闳提出了 “依照西方的方法重新组建内部机构，使之系统及规范化，从而使中国行政机构在西方的原则和观念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改革”[4]的计划。然而，张之洞却对此计划无动于衷，在其回迁湖广总督任时也没有邀请容闳一道前往。大失所望的容闳独自回到上海，先后劝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国家总银行和建筑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也都以失败告终。
以晚清重臣为首推动中国改革的希望破灭后，容闳和孙中山暂时走向了不同的救国道路。
二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对没落腐朽的清王朝失去信心，决心用武力来推翻它。1894年11月24日，他联合志同道合的同志于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1月，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与辅仁文社社长杨衢云会晤，商讨成立组织、进行反清起义之事。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为新的兴中会，入会者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宣誓入会。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杨衢云等领导同志就开始策划针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1895年春，为了筹划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设立农学会，“以研究农学为名行掩护革命进行之实”，实际上是广州起义的省内总机关。[5]杨衢云等在港人员则积极开展筹款、舆论宣传等筹备活动，也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然而，经过半年多精心准备的起义却由于举义时部分队伍未能如期到达而流产。起义失败后，受到清廷通缉的孙中山逃往日本，而后辗转美国、英国。1897年8月再次抵达日本，结交日本友人继续反清革命。
与直接转向革命的孙中山不同，容闳在希望晚清重臣变革的理想破灭后，却由于历史巧合与维新派走到了一块。“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详细介绍了容闳创办国家银行和建筑铁路的内容，并加按语明确支持。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也全文登载了容闳修筑铁路的条陈及最后受阻的详情，为容打报不平。借助洋务派以期达到制度改革的努力失败后，一股要求改革政治制度的力量突然崛起，并对容闳表示支持和声援，容闳自然与之一拍即合，积极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6]容闳积极参加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并对维新派的主张表示支持，其在北京的寓所也成为维新派商议约会的场所。
光绪帝与维新派积极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却在当年9月因慈禧发动政变而失败。容闳由于参与其中，受到清廷的“撤差”和通缉。经过一番周折，容闳成功从北京逃了出来，躲进了上海租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中国改革派力量再次高涨，并出现了联合趋向。容闳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开始注意革命派力量，经容星桥（容闳族弟，在香港与孙中山相识并加入了兴中会）的介绍，与革命党人接触，并力图在革命势力和改良势力之间斡旋。3月时，容闳赴新加坡游说康有为与兴中会合作。[7]4月，在香港与谢缵泰和杨衢云等兴中会领导多次密谈，讨论联合与合作问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