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书写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第57个民族被国家灭了

　　4月14日至15日，由扬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评论》杂志、《文艺争鸣》杂志与本报联合举办的“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在扬州召开。会议旨在对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城乡迁移书写做一个勘探，大家围绕着“乡下人进城”这个中心，分别从“城乡迁移小说的叙述与中国现代化的同步互动关系”、“乡下人进城与城市空间的想像”、“乡下人进城与当代文化的批判”、“乡下人进城与文学叙述社会和谐的建构方式”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应该说，这一话题对我们深入理解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与会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所说，“乡下人进城”早在城乡差别产生之时，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100多年来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从旧中国的殖民化沦落到新中国的工业化腾飞，再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崛起，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嬗变使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闪动着由乡村奔向城市的身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乡下人进城”的艺术形象谱系，展示了一个变迁时代的民族心灵史。以“乡下人进城”为话题研究一个艺术谱系形象的形成与发展，解读现代背景下我们民族的心路历程，将有助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也将给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以重要启迪。
　　
　　乡下人是谁
　　会上，不少发言者谈到了当下文学书写中关于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和身份焦虑问题。乡下人是谁？可能是读书上大学进城的，可能是当兵转业进城的，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买户口进城的，可能是在乡镇企业发了财进城炒房而进城的，当然也包括挣扎在社会底层的那种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进城务工人员。呈现出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文学描述对象，给今后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提出了要求。有人认为，现在出现了那么多关注底层、关注农民工的文学作品，但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们”是谁，几乎没有看到或很少看到“他”是谁。也就是说，我们写任何一个人物的时候，都说“他”是个“他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他们”，都是带着这么一种与其是“他们”的身份焦虑，不如是我们的指认焦虑。
　　
　　不仅表现“苦”，更要表现“困”
　　众多与会者都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往表现乡下人进城的小说，有很多可能更关注乡下人的肉体所经受的磨难，但对他们所经历的精神的苦难深度观照不够。有人说，在有的杂志中看到，表现进城农民工生活的小说基本都是苦难叙事；而有的杂志中一些由农民工和打工族亲自书写的作品中，却不乏浪漫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作家所写的底层生活与农民工亲自言说而写的小说所表达的差距这么大呢？究竟哪一种农民工的生活是真实的？不少论者认为，如果在文学的范畴里面谈论的话，此类作品更多的应该是精神的世界，而不是说是一个简单的生存的苦难，文学应该是处理关于人类的精神领域和心灵领域的问题。现代化给乡下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和穿越的可能，但要求他们在文化上进行穿越非常艰难。因而与会者认为，当下写民工生活或写其它乡下人进城生活的小说，首先要写出人性来，写出人性在人的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当下这些小说十之七八都是流浪汉式的小说，没有进行内心透视的能力。当下的小说家在叙述乡下人进城的图景时，他们在什么层面上批判，如何进入到人的心灵，如何把乡下人进城漂泊的历程变成一个精神漂泊和空间迁移互动的过程，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丰富性。
　　
　　俯视、凝视与对视
　　与会者说，当前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在写作态度和写作立场上，存在着一种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思想，即用俯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群体的生存的状态和心态，以此来获得自己的道德满足感，而不是把自己真正下沉到和进城的乡下人平等的位置，以感同身受、由人及己、推己及人这样一种写作态度观照和描述这些乡下人，真正成为他们思想感情、理想愿望的代言人和呐喊者。当下表现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应该以一种更为全面的视角和心态来看待这个人群，而不应生硬地把他们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中剥离出来。虽然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工作都离不开脏乱差累，但在脏乱差累之外，他们每一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奋斗史和创业史。写作者和批评者面对他们的目光，不能仅仅是俯视，也需要深入骨髓的凝视，更需要放下先入为主立场、能触及他们身体发肤的平等对视。要弄清楚谁对底层写作的凝视和关注更真实，哪种想像面对农民的精神最重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农民苦难的一般性地泛化的描述，也就是说，要弄清楚哪一种关注、面对、凝视能够触摸到农民精神世界最本质、最真实的状态。这是当下底层写作文学性道路上应该处理好的问题。
　　
　　确立文化想像的合理性
　　极端性的文化想像限制了当下乡下人进城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与会者认为，当我们的作家认为自己在为乡下人说话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底层叙事可能是建筑在一种巨大的文化想像之上或者说文化虚构之上的，其实这种文化想像和虚构和乡下人的所感所受所思所想相距甚远，就是说对乡下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态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和误解，而乡下人一些本身的东西被忽略了。与会者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还原乡下人的形象，还原他们的生态和心态，对作家的体验、亲验的深度提出了质疑，也对作家的生活积累和生活经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从正常心态上写乡下人进城，能歌颂更具有包容性，能够从生活的细部和情感的深层次上多方面写乡下人进城多方面的问题，才是更有价值的，比如王安忆等人的小说。
　　本次研讨会缘起于去年12月28日本报刊发的学术论文《“乡下人进城”小说的生命图景》。研讨会除文学以外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呈现出文学领域活跃的研究氛围和开阔的研究思路。本报总编辑范咏戈说，“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虽然至今没有人为观念的提倡或批评家的理解命名，但是却已经成为相当规模的自在的文学运动，体现着文学界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及与当下生活对话的能力。吴秉杰、范伯群、曾华鹏、牛玉秋、李敬泽、汪晖、孟繁华、徐德明、王干、刘勇、杨剑龙、吴义勤、施战军、姚文放等70余人参加了研讨，扬州大学副校长周新国到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