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栋梁砥大厦桃李芳九州】栋梁砥大厦下联

　　在风云多变、天翻地覆的20世纪，西北师范大学同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走过了坎坷、曲折、艰苦、漫长的百年历程。它是中国现代教育在风雨如晦中自小而大、顽强成长的一个缩影，与中国的整个教育事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云横秦岭 三度迁徙
　　
　　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肇始应数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七节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即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十一月十八日（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７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创办师范馆。有感于国家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京师大学堂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夕出现，似一支独照封建黑夜的火炬，宣示了中国文化世纪转型期的到来。经过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８年的两次易名，师范馆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然而，由于政府腐败和连年内战、外侵，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常常处于停顿状态，近１０年中仅有两届学生毕业，人数只有３００余人。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修订学制。１９１２年５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奉命改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教育思潮激荡，引发了学制改革运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经过激烈的争辩，北京政府教育部通过了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勋提出的“请改全国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大学案”。１９２３年７月，北京高师正式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平，许多人对师大“是否尚能存在”产生疑虑。当时的校长李蒸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到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在帝国主义入侵的铁蹄下，李蒸的话果然应验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相继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西安临时大学从１１月开课到次年３月共上课１３周。由于太原沦陷，潼关告急，敌机不断轰炸西安西门外飞机场，致使学生不能安心上课，１９３８年初，再次迁往陕南城固一带。
　　颠沛流离的行军是艰苦的，艰苦的行军磨练了师生的意志。李蒸和西安临时大学的领导为这次搬迁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６日晚，师生乘火车出发，次日抵达宝鸡，除部分老弱教师及家属租车西行外，大部分师生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若干个区队和分队，并按设营组、侦察班、全体中队、医务组、运输组、收容组的行军序列，开始了翻越秦岭的行军。这是一条崎岖的古道――褒斜栈道，我们的先师怀着共赴国难的精神，带领一批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在这条古栈道上风餐露宿，缓缓行进。他们从宝鸡进入秦岭，经过黄牛埔、草凉驿、古风州、双石铺、南星镇、庙台子、留坝、马道、褒城，行军半个月，途中住的是“仰见星斗的破庙，三面敞开的戏楼，还有周仓脚前，古墓河滩”；每餐吃的是一块咸菜，一块锅饼；有时还遭遇武装劫匪的抢劫；翻越秦岭时，适值雨后未晴，道路泥泞，行步艰难。酒奠梁到柴关岭一段，道路更为难行，汽车在公路上蜿蜒行走，尚不及人们步行之速，常常有人与经过的汽车争道。沿途一线是川陕栈道上有名的“穷八站”，破屋颓垣，人畜杂居。而校长李蒸和其他老师与学生同吃同宿、甘苦与共、出入相顾。
　　迁至城固不久，西安临时大学改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刚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派张北海担任法商学院院长，张在校秘密从事迫害进步学生和解聘进步教授的活动。他在自己办公桌上放着手枪，与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进行恐吓和威胁，使整个学校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李建勋和一批进步教授多次与特务分子斗争，国民政府教育部得到反映后，不仅不调离张，反而将张提升为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同为西北联大常委的徐诵明、李蒸迫不得已，提出辞职，意图迫使张北海离开。然而，恼羞成怒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趁两校长辞职之机，于１９３９年８月下令将西北联大分解。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收缴了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西北师范学院正式开学。西北师范学院是北平师范大学的继续。原北平师范大学的人员、制度、设备均为西北师范学院所继承，师大精神和优良校风继续为师生所崇尚，北平师大的历史在西北师院继续延续。
　　１９４０年，随着全国战局的不断恶化，长沙、武汉等地先后失守，前线撤退的人流物资涌向川陕之间，给城固的西北师院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正值此时，甘肃省教育厅长郑通和提出西北师范学院迁移兰州建立永久性校址的建议，此建议经过多方协商形成共识。１９４０年４月，国民政府下令西北师院再迁甘肃兰州。
　　５月，甘肃省以临时参议会名义发电表示邀请：“贵院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海内外蜚声，此闻有奉令迁甘之议，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本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盼早来临。”
　　在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和甘肃省临时参议会的邀请后，学校同仁商得一致：为谋学校的发展，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于是着手迁校准备。
　　１９４０年６月，李蒸亲自率团由城固翻山越岭到兰州勘察校址，确定兰州西郊６公里处，黄河北岸傍近甘新公路的十里店为建校的最佳地点。他就此事呈教育部长陈立夫报部核准在此地购置地皮２５０亩，由此定下十里店为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地址。
　　西北师院迁到兰州，期间艰难困苦一言难尽。１９４２年秋，作为西北师院院长，李蒸携全家、张德馨教授夫妇和其他几位老师开始踏上了由城固前往兰州的艰辛历程。他们从城固出发，经汉中、褒城，抵石门后，进入山区，再经过甘肃的徽县、天水、通渭、华家岭山脉、定西，终于抵达兰州。途中乘坐卡车穿越山路，行军七八天，时时都会遇上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当卡车行驶过天水后不久，在一个山坡拐弯处，突然翻倒，车上的人和行李全被甩了出去。待大家清醒后查看伤情，幸好都是轻伤，李蒸院长此时已不顾自己的伤痛，赶紧查看其他人的伤情。卡车司机见闯了大祸，便溜出驾驶室逃跑了。据说，他跑了一段路，因良心不安，又折回来，见未出人命，便又回到车旁。当时，李蒸也没严厉训斥他，只对他进行教育。在那样一个荒山野岭，大伙举目怅然，而李蒸却不时安慰大家。正是由于他的沉稳，才使得随行的人不至于过于慌乱和惶恐。他们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终于进入兰州。时至１９４４年，西北师院才彻底完成了迁校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三迁校址，两越秦岭，三更校牌，谁也忘不了在校１４个春秋的院长李蒸。
　　１９３２～１９４５年，李蒸先后任北平师大校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一生致力于师范教育和民众教育。１９３８年秋，李蒸带领妻女由天津辗转而至城固，起先住在王史巷，后来住在盐店巷。居室十分简陋，全家人平时都穿草鞋，晚上点如豆的油灯。
　　在回忆兰州的生活时，李蒸的女儿写道：“我们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在兰州十里店度过了艰苦、朴实、单纯而又充满情趣的三年。我们一家住在兰新土公路的北面，一大片土房院落的前排院落里。在土房的后面是一大片枣林，穿过枣林便是绵延不断的山峦。在院墙外侧画着一个又一个套狼的大白圈。三间矮小的北房摆着几副床板，便是我们全家的卧室。院子的东西两边各有两间房，作为父亲的办公室和客厅，后来因为住房紧张，都让给其他教师了。我们的院墙外，西边是一大片墓地，凸起的坟头一个挨着一个，孩子们天黑后都不敢到那里去，东边好像是一大片空场，那是我们小朋友游戏的场所。”
　　那时的十里店，连一部脚踏车也见不到。李院长到兰州城里开会，总是乘一辆胶轮大车，也从不到饭馆吃饭，归途经过金城关，走至无人处，他便坐在车上啃大饼充饥。为了给学院争一份少得可怜的费用，他只好乘坐靠旅客下车推着发动的西北公路局的大客车，远涉千山万水去重庆。那年月，在纸醉金迷的重庆，向那些不可一世的官僚们要钱，得受多少气，费多少口舌，呕多少心血！
　　１９４８年冬，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这时报上传出要李蒸先生出任教育部长，他坚决不接受的消息。有人曾到碑亭巷李先生的住处去看望他，他说：“我无法接受这种任命。本来可以不打内仗，两党合作，共治这个国家，现在闯下这么大的祸，弄得这么糟，我无意做这种官。”他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长时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懑。后来，他接受了作为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去北平谈判的任务。
　　５０年代，夫人王佩秋不幸逝世，李蒸只好自己做家务事。他总是早早起床，打扫院子。冬天下雪，他不仅打扫自己家门前的雪，还把通往大门的路都扫得干干净净。在衣着方面，一件短大衣穿了几十年，实在太破旧了，才拿去换个面子，继续穿。晚年时，他一直住在机关宿舍的普通平房中。屋里没有什么摆设，书籍和信件都堆放在床边的小方桌上，一个小收音机联系着他和外面的世界。
　　“文革”期间，红卫兵曾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李蒸的情况。派出所介绍说，他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中一无所有，没有雇佣过保姆，什么家务事都是自己做，由此，红卫兵认为他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人。
　　院长李蒸清贫、俭约，坚韧克己，吃苦耐劳，却又心系国家大局，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也正是西北师大的品格与性质的一个方面。
　　在那个世事动乱、民族危亡的年月里，与李蒸一起辗转、迁徙的学者、教授，襟怀里尽都燃烧着复兴华夏、振兴民族的爱国主义火焰。他们是一大批人。他们中有一位就是教育家方永蒸。１９３８年，方永蒸任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其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兼西北师范学院教授。１９４５年暑假，附中全部由城固迁往兰州，受尽了迁校之苦。而举国闻名的国立西北师院附中的校牌，也是在方永蒸校长的率领下，从西安扛到城固，再从城固的古路坝扛到兰州的十里店。直至１９４９年兰州解放，这块校牌一直挂在十里店西北师院附中的土墙校门口。这也是西北师院附中首任校长方永蒸先生的历史见证。
　　
　　虎卧龙息 风骨依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座高校的灵魂，集中地潜伏在学者与教授身上。检点一下学者和教授们的总体素质，西北师大的百年形象则不言而喻。
　　城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故里。在张骞墓前方的两棵大柏树之间，有一块题为“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道碑记”的石碑，碑阴镌《汉书・张骞传》全文。据载，此碑系１９３９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制立，碑文由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书写。
　　从城固来兰州时，黎锦熙先生是西北师院的教务主任，国文系主任、国文科主任，１９４５年任西北师院院长。在西北师院的迁建、教学工作中，黎锦熙付出了巨大艰辛，而且用他的学者风范、丰富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成就，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学子。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终身主要从事师范教育，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任湖南省第四、第一师范历史教员，与杨昌济、徐特立为同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毛泽东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与杨怀中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之人。
　　我国现代体育事业的两位开创者和奠基人董守义和袁敦礼，都曾执教于西北师院，为西北教育乃至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董守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西安、城固、兰州等地，先后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１９４９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董守义先生胸怀爱国热情和对共产党、新中国的希望留在大陆，成为留在大陆的惟一的国际奥运会中国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访问过６０多个国家，向全世界传达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中国最终成为奥运会的成员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在西北师院任教期间，董守义与刘世明商量成立西安体育协会一事。他从中国国民身体羸弱谈起，谈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提倡体育运动，国民体质大为提高。日寇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国民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为原因之一。我们是从事体育工作的，应该让体育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让世人认识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作用。如果有一个组织义务来干这些事情，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刘世明。１９４３年，刘世明同董先生一同返回西安，协助董先生办理此事。
　　袁敦礼曾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体育系副主任、教务长、训导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抗战初期，袁敦礼举家随北师大迁往城固。全家９口人，贫穷得只能穿草鞋。到兰州后，住的宿舍是草泥顶、土墙，纸糊的窗户，喝的是从黄河里拉回来的“黄泥汤”。但他乐观、豁达，来了朋友，他给每人泡上一杯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还风趣地说：“除了杭州虎跑泉的水，只有兰州的黄河水泡这种茶是最好的。”１９４５年他赴美讲学，被聘为客座教授。国民党奔逃台湾时，曾动员他同往，因为周恩来总理辗转捎信劝导，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袁敦礼遂决定暂且离开北平，蛰居杭州等待解放。全国解放后，他再次应聘来兰执教，曾任西北师院体育系主任，兰州体育学院院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痴迷于体育教育，却从不计较生活的艰辛和个人地位的高低。在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袁先生工作、生活了２１个春秋，直至“文革”中不堪忍受精神凌辱和肉体摧残，才含冤别离人世。
　　汪�仁是我国著名的生理、细胞生物学家和教育家。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危，他毅然决然中断在协和的深造，于１９３９年带着千方百计筹集来的１ ８００元钱，携妻将雏，踏上了由北京到陕西城固的辗转之路。由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道贵阳、重庆，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到重庆时，他结识了在此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翘教授。考虑到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生理课没有仪器等于白开。他想方设法搞了一套生理教学仪器，千里迢迢冒着烽火狼烟，从嘉定到泸州再到城固，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到处国破家亡的景象，浩劫四起的悲哀，更让他从心底里满怀悲愤。当他带着妻子、两个幼女和弥足珍贵的一套设备到达城固时，所有师生都流下了眼泪。刚到城固时，他一个人代了好几门课。其中包括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组织学，体育系的人体解剖课和家政系的生理课。没有人体解剖课用的骨头，他就冒着世俗的误解，到乱坟岗去挖掘捡拾。就是那套从重庆带来的简陋仪器加上他想方设法的设计，将西北师范学院的生理课开得有声有色。后来，学校迁往兰州，由于通货膨胀，他又常生病，生活更是窘迫不堪，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有一次他病得很重，却没有钱来买药治病。但他在教学中却怀着一种深深的责任，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从来不拖一节课。七年的西北执教生涯，他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生理事业播下了无数优异的种子。

　　那年月，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举步维艰。出生于湖北江陵的著名教育学家胡国钰先生，把自己的生活喻为“老牛拉破车，刮风下雨载重爬高坡”。午餐充其量仅仅是几块锅饼、一盘辣椒糊。他一年四季仅有一件蓝色大褂，冬天加棉花当棉衣，春天去棉花再当单衣。那时，胡先生与夫人女儿们挤在学校宿舍。长子在汉中西北大学读书，很长时间未写家信。经多方探询，依然杳如黄鹤，后来得知儿子在学校时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当时特务横行，他们曾担忧儿子有什么不测。胡夫人念子心切，竟患上精神分裂症。某日去黄河边散步，一失足掉入黄河丧生。人在中年，便遭此丧妻的不幸，迫使先生借酒消愁。就是这样一批厄运笼罩、生计难堪的知识分子，却时时心系天下万家的忧乐、华夏民族的胜衰！
　　著名教育家李建勋，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授，１９３９～１９４６年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授，著有《美国民治下的教育行政》等。李建勋的心目中，“尚气节”是健全人格的第一要义，其次，要强调强健的体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各项成绩皆优于日本学生，一次相扑比赛中，他连续战胜了七八个日本人，显示出中国人的才智和力量。因此，他经常提醒学生不要以为日本什么都比我们强，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肆虐扩张，他曾写诗一首：“乌云弥漫神州天，东亚睡狮岂永眠？但愿同胞登福地，莫让他人着先鞭。”在城固西北师院时，为保护进步学生的安全，李先生多次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当有进步学生被捕时，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出面保释。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李先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否则“人格有损”。曾有同学向他提及有许多师大老校友提名他竞选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时，他哈哈大笑，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我羞于与这些狐群狗党为伍。”他大义凛然，坚持真理。西北师院院长李蒸曾对学生说：“李湘宸先生是中间偏左的教授，他所在的教育研究所是西北师院共产党的大本营。”
　　中文系教授徐褐夫，曾任西北师院副院长，其长兄徐光华很早便成为江西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是共产党英烈方志敏的入党介绍人。大革命失败以后，徐光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以极其残酷的“凌迟”之刑处死。徐褐夫受长兄的影响于１９２６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斯大林在一份《商报》上看到了徐褐夫的观点，表示赞同，接见了这位２５岁的年轻人，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徐褐夫曾任上海外论编辑社翻译、上海新中公学教授，翻译出版有苏联政治专著《东方的战祸》、《德意日集团》等书。徐褐夫在此期间积极靠近鲁迅先生，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徐褐夫后来到西北师院任教，是著名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教授。
　　翻译家尤炳圻，也和鲁迅交往甚好，两人共同探讨日本文学。他翻译的《活中国的姿态》是由当时上海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写的。这本书的序言由鲁迅起草，译文也由鲁迅修正，鲁迅对其特别重视，并在《致尤炳圻》的信中谈及中日两国国民性问题。尤炳圻在中日关系紧张期间及时翻译出这部重要著作，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心。
　　在漫漫长夜里，鲁迅精神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共产党人将这灯火引进了陕北、延安，而西北师大的学人同时也将这灯火引向了西北的边远之地――兰州。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学史家丁易，１９４１年来到兰州，在西北师院，他是第一个讲授鲁迅作品的教授。开“现代文学”讲鲁迅，在那时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胆识，特别是在兰州那个危险黑暗的城市。兰州地处陕甘宁边区外围，国民党反动派的统制势力极为严酷，军统、中统都十分重视这个城市。至于西北师范学院，更是他们密切监视的重点。而叶先生（丁易又名叶丁易）公然开设为时所忌的“现代文学”并大讲鲁迅，就自然赢得了很多进步青年学生的爱戴。有一次，同学们在叶先生家谈论鲁迅，谈到了鲁迅一首著名的七律中的“怒向刀丛觅小诗”句。其中第一个字，同学们偶然忘记了，叶先生让大家回想并填出来。有位同学不知怎的，记成了“悔”字。叶先生立刻纠正说：：“不对，是‘怒’字，如果用‘悔’就和鲁迅精神不相一致了。”接着，叶先生又发挥了一番鲁迅主张的“壕堑战”，说是不要赤膊上阵，以免中了敌人激将法的诡计，还讲了布勒斯特和约及“左派幼稚病”。
　　西北师大还集中了许多有识之士，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里，还是在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他们都表现出了中国人、中国学者的风度，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孔宪武、李秉德等著名教授就是代表性的人物。
　　孔宪武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当帝国主义分子猖狂掠夺，山河破碎，汉奸横行，军阀丧权辱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血气方刚的孔宪武，向往国家复兴、民族富强，在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写下了自己年轻而骄傲的名字。他和同学们一起高举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红旗，痛打了曹汝霖，放火烧了象征屈辱和卖国的罪恶巢穴赵家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已经踏遍了东三省。孔宪武先生带着满腔的愤慨和三箱从土匪洗劫的枪声里搜集来的植物标本，含着眼泪混过日本兵的检查，回到了北平。但是霸权主义不仅横行在国际政治圈内，甚至也玷污了科技的清白与公正。贫穷落后国度中的学者们，连拥有公平享受科研成果的权利都没有。许多中国植物分类学者发现了新的品种，将成果寄到国外，让国外专家帮助鉴定，欲将成果向世界公布。但时隔不久，结果出来了：“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辛辛苦苦采集来的成果，被别人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甚至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孔宪武愤怒了，在中华民族没有站起身之前，他决定再不将一个标本寄往国外，并且劝导同事们放弃对外国人的幻想。他博览百家，炼淹古今，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阳光大道。当他以一个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的身分，站起来以科学的高度讲话时，国际植物分类学界承认了中国和中国的植物学者。
　　李秉德，１９４９年回国后，于１９５０年６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曾任副教务长、教科所所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现为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２年，李先生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邀请，出席“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那时李先生已经八十高龄，虽然经过了２０个小时的飞机颠簸和１２个小时的时差，但他仍然精神矍铄，令国内外同行惊叹。大会上，他脱开发言稿，用幽默、流利的英语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当大会主席介绍到他是皮亚杰几十年前的学生并且已是八十高龄时，全体代表长时间鼓掌以表达对他的敬意。会后的教育考察中，在讲法语的麦吉尔大学，先生又用流利的法语与对方交流、座谈，并代表中国学者发表了讲话，对于一个４０年没有讲法语的８０岁老人，谁能不叹服呢！有一次，李秉德主持讲座，邀请留德学者为研究生做报告，在总结发言时，李先生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无不以重视教育而著称于世。德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更如此。作为教育学博士生，我们就是要通过表面现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短短几句话，语重心长且发人深省，在座的博士生都感到心灵的撞击，思想震动极大。
　　身处西北一隅，视及八极，思接千载，这些学者教授仿佛是站在东方大地海拔最高处来思考华夏民族的未来命运的。他们在上个世纪的推测和预见，在今天仍有不可轻忽的现实意义。
　　年已９３岁的黄席群教授身上，曾发生过这样几桩小事。有一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杨周翰先生来西北师院讲学。一天，黄席群先生等几人陪同在校外十里店桥散步。杨先生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他见黄席群先生口语流利，突然问到：“黄先生，你是不是剑桥回来的？”黄席群先生当时一愣，随即幽默地答到：“不，我是从十里店桥回来的！”当时大家一阵欢笑，都说黄先生幽默。还有一次，美国康州大学校长詹姆斯博士（Ｄｒ． Ｄｏｎ Ｆ． Ｊａｍｅｓ）来西北师院考察，黄先生跟他多次交谈。由于黄先生口语熟练，詹姆斯博士问黄席群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黄先生回答说：“我从１０岁就开始学习英语，所以口语还可以勉强对付。”詹姆斯博士听后感慨地说：“我希望哪一天我的汉语也能像你的英语这样流利！”一位外籍教师建议某大学外语系翻译Ｊ． Ｍ． Ｂｌｕｍ等六人合著的美国通史《美国的历程》，但有位先生的译稿在商务印书馆没有通过。当时，一位正在这所大学上研究生的西北师院毕业生找到了黄先生，谈到了译书的问题。黄先生让西北师大外语系老师翻译了这部分文稿，他自己细心润色加工后交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周颖如女士见稿后颇感惊讶：“未料西北还有这样的人才！”黄先生得知后却说：“我其实不是西北人。西北的名教授如水天同等人胜我多矣！”
　　可以这样认为：在２０世纪上半叶，西北师大在中国的知识文化界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陕北、延安的政治家、军事家运筹帷幄，在争取全民族解放的曙光。而西北师大的学者、教授，从知识、文化上强烈地辐射于外界，同样属于为中华民族争取光明的不可或缺的一翼。
　　文化是一个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中华民族为什么在存亡之交能那么顽强地、坚韧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西北师大从一个角度透露出了一些内在的信息。
　　
　　襟怀似海 联袂奋进
　　
　　上个世纪下半叶，比起中国土地上别的地方，西北的条件总是更艰苦一些。 恶劣的自然环境，滞后的社会经济，对学校引进人才和稳定人才造成了很大难度。可引以自慰的是，学校历届领导大都能够审时度势，不断探索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各种渠道广招天下人才，坚持尊重人才，开发人才，利用人才的用人制度。早在４０年代初，西北师院就特别注意人才培植和延揽的重要性。５０年代起，一批优秀专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陆续汇聚于此，把“爱国奉献、崇尚学术、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精神与西北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相融合，构成了支撑西北师大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年，徐劲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初到西北师院时，教师流失严重，他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教师，还办什么学校！”为此，徐劲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有一年，从北京分配来两名教师，他们见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较艰苦，就当着徐劲的面大骂不止，但徐劲并没有因此而为难他们。到了过年的时候，徐劲考虑到他俩来校不久，生活比较艰难，便买了一块大肉和其他东西送给他们，谁知他俩却对别人说“我们吃的是‘徐劲的肉’”。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团结同志，为了稳定人才，徐劲对此一笑了之。
　　徐劲为谋求发展，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先后从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调李秉德、萨师炯、金宝祥、刘熊祥、彭铎、郭晋稀、许重远、金少英、吕斯百、赵荫棠、沈心芜、尤炳圻、朱肇轩、王明昭、吕方、刘仲瑜、焦北辰、王文新、陈震东、荣书之、魏文泽等４０多名教授、副教授来校任教。同时，徐劲还积极选派教师到外校进修。据统计，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先后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１３所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的教师就有７５人。同一时期，徐劲还选送白光弼等９位教师去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或进修。这些措施，充实了教师队伍，加强了教学力量，提高了教学、科研水平，为学校五六十年代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６年，徐劲参加全国第二次师范教育会议，与会代表得知学校教授已达７５人，位居全国前列时，就开起了玩笑：“西北师院是富农！”
　　徐劲引进的人才里，有个著名画家、美术家吕斯百。吕斯百早年受教于徐悲鸿先生，１９２９年曾赴法留学，１９５０年来到西北师院待了七年。当时，吕斯百先生率领韩天眷、洪毅然、刘文清等著名学者、画家来兰，参加西北师院的建设。在缺少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吕斯百先生不远万里，旅途颠簸三天三夜，从南京运来了一批石膏像，只可惜这批珍贵的石膏像在“文革”中不幸被毁。吕先生同样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他不仅亲自去请一些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而且积极鼓励和培养中青年教师。著名国画家黄胄，就是吕先生经过多方查找，最后才引进西北师院的；还有名字与“莫高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常书鸿，早在５０年代初，就受吕先生之邀来校讲学。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间，常先生又受命担任在西北师院美术系、音乐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并且亲自指导美术系青年教师进修，亲自给美术系学生授课，对以后西北师院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院长积极吸纳人才，吸纳的人才又去引进新的人才，循环传递，良性发展，因此便形成了一种不疾贤、不妒能，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校风。
　　这是一个好的先兆。能有如此多知名的教授、学者来传业解惑，任教育人，不单是学校的幸运，而且可以说是整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幸事。同时，能够吸纳人才、重视人才，在教学、学术、科研上兼收并蓄，本身就体现了学校应有的办学理念，也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开风气之先。正是在这种风气和优良传统的影响下，一代代师大人承前启后，戮力同心，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绩。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和十年动乱，一些教授、学者和学校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综观历史，学校的优良传统依然不变。在惊涛骇浪之中，这些教授、学者们如砥柱中流，岿然不动，进一步体现出他们固有的风骨与本色。经济学家李化方被错划为右派，但阅读马列著作是他每日的必修课。美学家洪毅然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他还是发出“把我放在喜马拉雅山上，我也有我的境界”的自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研究权威专家陈涌，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右派，６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末任教于西北师大中文系。期间十余年，多数时候他都被勒令检查、被批判、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有家不能聚，有亲不敢认，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但他身处逆境，心照日月。挨批之后，劳动之余，总是埋头读书。环境稍稍宽松时，系里令他上课，他就毫无保留地用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启迪后学。他讲鲁迅，讲曹禺，文科楼阶梯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连教室外面的窗户上都围满了外系闻讯赶来听讲的师生。那情景，至今还在西北师大校园，在师大校友中传为美谈佳话。四人帮倒台后，他奉调赴京，在中央机关工作。从此，他文思泉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在国内文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还有语言学家彭铎，地图、地名学家焦北辰等一大批教授学者，都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责难，可他们毅然决然，不为所动。在风雨如晦之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塑造出了一尊尊巍然挺立的鲜明形象，表现出了坚持真理、崇尚知识的学者风范。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大会的召开，学校各项工作迅速恢复。为了改变十年动乱造成的教师队伍断层现象，１９８２年以后，学校有计划地充实了师资力量。截止１９８８年９月，主要通过本校研究生、本科生留校，国家分配和从外单位调进三种渠道，全校专职教师达到９５７人，其中正副教授２５９人，讲师３１３人，教员、助教３８５人。
　　如果说西北师大是成长于２０世纪上半叶国家危难之际的话，那么它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则是在２０世纪下半叶的繁荣盛世中。在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人才的流动，已成了一种趋势，争夺人才的大战已在全国打响。以往坐等人才自动上门、指靠国家政策分配的手段，已不能满足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蜜蜂总是拥向繁花盛开的蜜源。学术科研环境和影响，以及学科建设、社会声誉，才是今日吸引人才的主要动力。为了让鲜花争奇斗妍，竞相绽放，８０年代起，学校在各个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努力。
　　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６日，西北师范学院易名“西北师范大学”，引起了学校“循名求实”的思考和讨论。究竟把西北师范大学办成怎么样的大学，这是新时期师大人一直探索的课题。８０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使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教育体制的弊端显现出来。在这种大环境里，学校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提出以培养中等教育师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办学思路。
　　进入９０年代，传统的培养单一型人才的办学模式显现出它缺乏适应性的不足，由此，学校又突破了传统的“小师范”（传统师范大学）观念，确立了建设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现代大学的办学目标。此间，学校不断增加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投入，合理调整了学科梯队的布局和规划，建成了一批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师资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学历教师在教师总数中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得以进一步发挥。这一切，为学校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纪之交，西北师大领导班子饱含激情地描绘了学校发展的宏伟蓝图。未来的西北师范大学应当是这样的：这里，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办学规模较大，人才培养以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这里，拥有一批拔尖人才，在许多方面有问鼎国际前沿科技问题和承担重大科学研究课题的学术实力；这里将凸显师范特色、民族特色和西部地域特色，并且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面向２１世纪，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国家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西北师范大学确定了总体发展目标，即更加有效地发挥在甘肃基础教育中的支柱作用，发挥在西北民族教育中的中心辐射作用和在甘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努力把学校逐步建设成为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居于全国师范大学前列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胸襟似海，海纳百川；联袂奋进，众志成城。如今的西北师大，无论学术科研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现设有１７个二级学院，４０个系，２个教育部直属研究中心，１３个研究所，３个博士学位授予点，４２个硕士学位授予点，７个省级重点学科。现有教授１１６人，副教授４５１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５４人，国家和省级优秀专家、学科带头人２８人，校级学科带头人１８人。自１９９４年以来，共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１７３项，省教委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和横向联合项目３００多项。自然科学领域被ＳＣＩ检索论文数排名居全国高校前５０位，居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前１０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形成了学科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学校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也逐步展开，与国外２０余所院校建立了教育和学术交流关系，包括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外和地区的大学及社会团体，成功地进行了５个项目的联合研究，并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
　　 事实上，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这些艰辛的努力，与老院长李蒸先生所提出和倡导的师范教育、民众教育之理想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岁月在变，办学理想不变；人才在变，大学精神不变。将办学理想融入国家理想，大学精神融入民族精神之中，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西北师大人必将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创造出新的辉煌。
　　未来的西北师大，将是一座文华荟萃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