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对非遗文化做_我们为什么仍然为非遗担忧

　　近几年，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字热得烫手。非遗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明星，由国家舞台到地方“非遗一条街”，再到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非遗已经随处可见。这并非不对，至少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以及重要性。
　　从社会转型期非遗面临消亡而必须保护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已经建立起一个貌似完整的保护体系。全国人大通过了《非遗法》；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数量高达7000项，各级政府都有了非遗家底；不少科研单位和大学设立了非遗研究项目，并能获得来自多方面的科研基金的支持；重要非遗项目和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得到国家的专项补贴；不少地方还修建了非遗博物馆，甚至有的非遗还进入了当地的中小学课堂。非遗何患之有？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民间的非遗之中，以冷静的科学的文化的眼光审视，从它历史文化的原真，到现在时的真实境况，再放眼它的今后与未来，问题并非小小，而是大大。
　　问题首先来自非遗载体的大量瓦解。历史上我国是农耕社会，历史的源头在村落，非遗多半在村落，少数民族的非遗几乎全部在村落（寨）。在当前迅猛异常的城镇化的热潮中，原生的村落正在急速消减。近十年我国村落（自然村）以每年9万个速度消失，以村落为载体的非遗随之灰飞烟灭。
　　其次是村落的解体还来自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瓦解——大批农民入城务工致使村落空巢化。入城农民受到耳目一新城市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带来的负面是对自己固有的生活文化乃至村落的放弃。文化的主人一旦放弃自己的文化，这是谁也没办法的。
　　三是传承人的老化。目前国家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大多在70岁以上，甚至更老。他们是农耕时代最后一批保持历史原真的传承者，但他们多数孤老无助，后继乏人。人亡技息，时有出现，他们身后留下的空白无以填补。非遗的本质是生命性的，即活态的；一旦失去活态，便不再是非遗。
　　关于传承人令人担忧的另一个情况是，众多传承人为了生计与财路，大多带着技艺背井离乡，去到市场活跃的城市与旅游景点卖艺谋生。这样一来，他们就与自己原有的文化土壤分开。地域的文化一旦离开自己的地域——非遗就像断线的风筝，其命运的不确定性便愈来愈强。
　　第四是非遗缺乏科学保护。绝大部分非遗只有一份当年申遗使用的材料，并没有详备的文化档案。特别是非遗积淀在传承者（无论是个人、家族还是村民集体）心灵的记忆和身体的技艺中，这些重要的活着的无形的遗产，需要充分的口述与音像的存录，但这些工作各地基本没有做，也就是说非遗是缺乏档案的。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政府，应当邀请和组织专家参予它们的保护与传承。我国现今不少大学都建立了非遗研究所与中心，有志这方面工作的年轻学子愈来愈多，但政府部门很少从大学聘用这方面的人才，反倒是从事该项领域研究的学生毕业后求职困难。一边是人才匮乏，一边是没有用武之地，大学的人才培养与非遗实际的需要中间没有桥梁。其原故，是政府部门对非遗的认识和重视有限。非遗保护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倘若单凭政府非专业的行政处置，辄必有悖文化规律；执行力愈大，负作用反而愈大。
　　最后，不容回避的是，当初申遗的动机往往与政绩挂钩。本来在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即确定为历史文化财富之后，保护工作应该真正地开始，但实际情况是一旦申遗成功，政绩完成便放在一边很少再管。往往只是在张扬文化保护成果时，搬出来热热闹闹表演一番，非遗成了一种“表演秀”。应该承认，非遗是很少科学管理与监督的。因而，在频频发生的各种非遗遭到破坏的事件中，《非遗法》很少被派上用场，我真担心当年花了那么大成本、费了那么多心血制定的《非遗法》最后成了一纸空文。《非遗法》到底谁应用、谁执行？
　　所以说，尽管我们对非遗保护体系看似日趋完善，但其濒危与消亡的速度并未放缓，我们仍为非遗担忧。